【看中国记者王亦笑报道】80天内逮捕逾万人，收缴各类非法枪支13446支，收缴管制刀具22835把。重庆警方启动了25年来最大的严打行动，导致看守所，拘留所一时人满为患。
据报导，这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自6月下旬到任后，对重庆采取重点治理的“丰收硕果”。而这样的“硕果”，让人真不知是该赞薄熙来治理有功呢，还是该叹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中国老百姓的生存危机呢？
重庆80天严打“硕果累累”
薄熙来6月下旬上任重庆市市委书记，这新官到任总也得烧他个“三把火”，这不，薄熙来一声令下“重点整治重庆”！立时在重庆全市掀起了严打风潮，成就斐然。
10月21日重庆市公安局通报夏季社会治安综合整治行动战果：为期80余天的整治行动中，全市公安共破获刑事案件32771起，执行逮捕9512人。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云生通报，7月10日—9月30日，全市公安共破获刑事案件32771起，破获年内案件25931起，查处治安案件52671件，执行逮捕9512人，打掉恶势力案件92起。
“仅9月份就破获案件11925起，打击处理7610人。”王云生称，此次严打斗争规模空前，是重庆1983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整治行动，各项打击指标创重庆市单月历史最高。一时间让重庆公安监管场所关押量持续上升，部分看守所、拘留所爆满。
然而这“爆满”的背后，又有多少是让人百口莫辩，望洋兴叹的“冤假错案”呢？
“严打”之历史回溯
从1983年至今，中国进行过三次全国性“严打”，而各地区域性“严打”则至数百次之多。然而，“严打”的效果和它的“声望”似乎不成正比。权威资料披露，1983年中国首次“严打”后，刑事发案下降的局面只维持了两年，1986年就开始回升，一直持续上升到1996年，不得不再次进行全国性的集中“严打”；1996年第二次“严打”后，1997年刑事案件下降，但1998年以后又大幅度回升，直到2000年底又开展第三次“严打”。
至今我们并不清楚，历年的“严打”到底枪毙了多少死刑犯，又有多少是真正属于罪大恶极之徒。但是有一点非常肯定，严打中的绝大部分死刑犯都是中下层的老百姓，绝大部分死刑犯都罪不至死，绝大部分罪犯要么是无辜的要么是罪行很轻，甚至仅属于道德谴责的范畴之内。
“严打”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
“严打”有个著名的“三从”原则，叫做“从严、从重、从快”，这就给滥用法律，弃用法律开了最方便之门。 在第一次“严打”时，《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条就规定了“对下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为滥用死刑打开了闸门。 从实体法意义上讲，原本许多不该判处死罪的被告，也因这种特殊时期被判处了死刑，《刑法》在根本意义上被悬置了。
“严打”还有违刑事司法的程序正义原则，它常常伴随着刑讯逼供，伴随着公检法取消分工。在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严打幸存者左长钟》里，采访人老威说：“所谓‘严打’就是从重从快，公、检、法三家坐在一间屋，甚至一条板凳上审案，如果你要抵赖，不按承办机关的要求‘供认不讳’，就吊就捆，打断肋骨算便宜了。”这一叙述未必完全符合所有的“严打”司法程序，但无疑具有典型性，尤其是对第一次“严打”而言。著名诉讼法学家陈光中先生的《刑事诉讼中的效率价值》一文也批判了这种破坏《刑事诉讼法》之举，他说：“‘严打’……不仅一度允许公安、检察、法院三家联合办案，实际上把侦查、起诉、审判三种程序合并进行。”
“严打”甚至还伴随着剥夺被告几乎所有的诉讼权利。在1983年9月的《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中规定某些案件应当迅速及时审判，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由原规定的10天改为3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