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宋大川最近对媒体表示，北京市大型工程频频施工，多数情况下未让文物部门到工地勘察、挖掘和保护，致使大量地下文物遭到毁灭性破坏。
北京为千年古都，是地下文物的丰富宝藏。北京市政府也出台了一些保护文物的法律法规，可惜的是，所有这些都阻挡不住建筑公司老板的蛮横和推土机的所向披靡。北京建筑部门某负责人就对试图阻止破坏文物遗址行为的文物研究所所长宋大川说："我姓横，横竖不讲理的横！"
文化史学者谢选骏表示，天子脚下的文物保护部门手中也许有的是法律条文，但是没有多大权力：
"北京的情况可能有它的特殊性，因为北京的地方很重要；因为是首都，而且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又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这就意味着它牵涉了许多利益集团的利益。在这个背景之下，文物部门就变得非常无足轻重了。在地方上一个文物部门，比如说省文物局就可以直接和省委或者省长打个招呼，省长就可以过问这个事情。可是，在北京文物部门恐怕要通到中南海里，是相当困难。这就造成了文物保护不力的一个结果，尤其是在地下的，大家都看不见的，所以就可以一手遮天。"
美国亚太法律研究所的法律学者孙远钊表示，光有法律条文还不够，还要有具体措施，包括以经济上的好处来换取建筑商对文物保护的配合：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跟欧洲方面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来借鉴，比方说象罗马，每次要新建工程的时候，它的要求是至少在法定上面要求文物部门一定要先进行地形汇勘。这里面归根结底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是一个意识问题。如果它今天把地方圈起来了，挖出来了什么东西，他隐而不讲，很重要的历史文物很可能就此淹没，这就涉及到全民公共意识的问题。整个北京或者是其他地区都有非常多的文物资源在地下，这是全民共有的一个资产。政府一方面要执法是没有错，但另外一方面也要考虑到提高人民的积极性。比方说有很多的奖励措施，甚至有很多宽免的东西，让建筑商愿意这样做，这对他有好处。而且如果因此而导致时间上的延误，也不至于因为由此遭到他认为不恰当的损害。这里面也有很多配套性的措施，必须要进来，如果光靠严格执法来做的话，恐怕是不够的。"
但是谢选骏表示，开发商自恃后台硬，会觉得没有必要在经济上付出代价：
"因为是在北京做开发商就一定会和重大利益集团有瓜葛，所以，这些重大利益集团恐怕中央政府也奈何不得。里头有一个赶工期的因素在里头，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为什么不怕事后的法律追诉呢？这就说明他有强硬的后台，否则一旦动了工，整个楼房都不够赔，文物部门事后来算帐不是就赔得更惨吗？所以，这么看来，他们还是有后台，他们不怕文物部门，甚至不怕文物部门的后台。他对文物保护部门说那样的话就说明他有靠山，强大的利益集团做他的靠山，甚至有中央政府内部的有些要人做他的靠山，所以他不怕。还有另外一个，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是说让文物部门加快进度也是不太现实的。因为他们如果要和文物部门打交道，就无非又是给文物部门一个敲他们竹杠的机会。文物部门就把这个事拦下来，一审查就是半年，要加快就要另外塞黑钱就可以加快，甚至于草草了事给你批准。但这样一来，不是要在经济上付出一笔代价吗？实际上，他们后台之硬，认为根本就不必要付这个代价给文物部门。"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者林雨生对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不力表示失望和无奈。他说，如果政府重视不够，学者的话说的再多也没有用：
"我们这些学者在国外研究学问，鞭长莫及，讲和不讲都是一样。在中共的体制下，保护文物都是比较不重要的。不重要的话，你讲半天有什么用呀？"
北京市三年来共进行三万多个建筑工程，其中进行过挖掘和保护的只有237个工地，开工前主动邀请文物管理局到现场勘察的只有60个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