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聚氰胺毒牛奶事件首次曝光已接近三周时间，虽然中国政府匆忙向公众承诺这类事情不会再发生，但北京坚持维护新闻管制的作法，对解决中国的质量控制问题仍是一块巨大的绊脚石。
扩大新闻自由本身并不能解决中国的产品安全问题，但不论采取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它肯定是这个策略中的一个组成要素。自由的媒体将有助于保持企业和监管机构的诚实，揭露过失，向公众提供至关重要的有关安全问题的最新进展，对中国这样一个法律体系尚有待建设的国家来讲尤为如此。
如果中国领导人之前允许记者正常开展工作，中国的毒牛奶事件有可能避免，或者不会有那么多人受到影响。今年7月底，广东《南方周末》记者何峰已开始调查有关婴幼儿服用石家庄三鹿集团生产的奶粉之后患病的报导。三鹿集团是这次毒牛奶事件的核心。但《南方周末》的报导一直没能发表。直到6周后事情最终曝光之后，该报主编之一傅剑锋才在个人博客上披露，这篇有关毒奶粉的报导被有关部门压下了。
8月份正是北京奥运会如火如荼之际，中国媒体承受着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要求他们只能做"正面报导"。中国奶制品行业的问题属于禁忌话题。与此同时，在几十家媒体共同主办的"30年，谁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大型品牌发布会上，三鹿奶粉获得"30年改变中国人生活的中国品牌"。由三鹿公关部一位高级经理撰写的有关获奖的公司发布稿后来未经修改作为新闻内容刊登在官方报纸《人民日报》的网站和其他媒体上。
自从毒牛奶事件曝光后，压制负面消息的作法仍在继续，从某种程度可以说变得更糟了。媒体禁令的具体性质仍不明确，不过从新闻报导来看，媒体被要求按新华社的官方口径来报导。有几位中国记者告诉我，对中国奶制品行业问题进行任何进一步报导都是不可能的。有关危机起因和政府应承担的责任（比如对政府与奶制品企业合作的质疑）的讨论完全不可能。全球召回行动范围的信息也不向中国消费者提供。
过去6年来，胡锦涛一直倡导在"公众舆论导向"的大旗下将商业媒体的迅速发展与严格的媒体控制结合起来。就在一周前，中央领导传递出了这些政策不会变的"信息"：对《财经时报》作出停刊3个月的决定。这家北京报纸没有按照一条鲜为人知的规定事先得到一家大型国有银行的同意就对其问题帐户做了报导。也正是这样的做法加重了毒奶粉事件的悲剧。
眼下，鉴于全球范围出现了受污染奶制品、糖果和奶茶纷纷下架的局面，很明显，中国在质量控制方面的失误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这也让中国不让媒体发挥高效"看门人"职能的现实成了一个全球性问题。
（编者按：班志远先生是香港大学中国媒体项目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