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原本就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我们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我们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我们睡觉，要相信屋顶不会无缘无故塌下来。我们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没有信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已故德国社会学大师卢曼(Niklas Luhmann)就说得好：「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
可是信任偏偏如此难得，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合理的基础完全相信每一滴自来水都是安全的，每一位驾驶者都是清醒的，每一个建筑商都是负责的，甚至每一位警员都是廉洁正直的。然而，我们还是不断地付出我们对他人的信任。那是因为我们不认为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可信的。这个社会如此复杂，任何发生在身边的事，任何摆在面前的东西，其背后都经过了重重的机制，层层的人手；在这一长串的流程里头，总有一些人会对得起我们的信任，会为自己应做的事负上责任吧？
比如食品，我不可能亲自检测任何送到我嘴边的东西；但是我会相信生产商爱惜商誉。一个老板不可能掌握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但是他会相信他聘用的管理人员。假如工人或者原料出了问题，产品检试部门会查得出来。假如出厂的产品真有毛病，相关政府机构会及时发现。假如那些机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良心的传媒会揭发真相。到了最后，我们还要信赖公权力的确能够查清问题，司法体系的确能够按法处置肇事人员。
这是一个牵涉了多少种人多少个程序的事呀，怎么可能每一个人每一个步骤都出了错呢？为了保证不会出现如此荒谬的情况，为了让社会可以正常运作，人类设计了各种制度去保障信任这种极其必要但却极易受伤害的资源，例如权力与利益的分化。大而化之地说，商家与官方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所以官方不会掩饰商家的错误；媒体又与商家和官方的利益不同，所以媒体更不会为商家与政府文过饰非。
万一这三者的利益高度重合，那么我们还可以怎么办呢？那就只好相信界外的力量与更高层级的结构了。在三鹿奶粉事件里面，那个界外的力量是新西兰总理，而更高层的结构则是收到通知的中央政府( 想来也够荒谬的，发生在国土上的事居然要它国元首知会之后，中央政府才恍然觉察，采取行动。这甚至是一个比民主与否更严重的体制问题，因为它彰显了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缺陷 ﹡再註：承讀者指正，稱新西蘭總理為元首的確不當)。当然，我们还可以相信自己；只不过，一个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会还能叫做社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