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看到了，在记者和民众要进入法庭旁听时，他们果然是拒发"旁听证"，且在上海市二中院门口配备20多名便衣，和我事先想象的没有二致，毫无奇景。若分析其实质，无非又归结到几点，即，又是口称"公审"而实为"私审"的谎言穿帮，又是绝对权力亵渎法律尊严的一个佳例，又是将人民大众视作寇仇的专制心态的体现。不过，这些并无多少创意的悖理逆法的丑态劣行已然不能激发我对剖析以上几点内容的写作激情，在对手足负镣身不由己的杨佳的关注过程中，听到了杨佳母亲莫名其妙的失踪（虽然，杨母失踪的真相，大家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只叹我华夏百姓至今仍是一盘散沙状，孱弱的公民个体对此种情况基本上是无能为力，而我们还不能运用集体的力量进行调查，我们连拿到杨母失踪真相之确凿证据的能力都没有，我也只得用"莫名其妙"这个词），揣摩着杨佳在看守所内遭受刑讯的可能性（"可能性"一词的使用理由，同上），冷望着谢有明的无德行径以及将他推到前台的硕大黑手，我已深为"审丑疲劳"所折磨，故而对上述话题几笔带过。在本次关于杨佳的"私审"事件中，最吸引我的是：那些幕后操纵者的深层恐惧。这种深层恐惧，是对杨佳进行"私审"的动力之源，对大多数人而言，尚涵有几分神秘色彩，值得深入剖析。我试以本文阐明，对杨佳进行"私审"的背后的恐惧，从何而起，包括哪些关联因素和深层因素，以及这种恐惧之情的发展方向。
他们的恐惧，最主要的来源是：民众的觉醒意志和抗争力量。但，只要民众的呐喊没有响起，只要抗争的怒焰没有烧到他们身上，他们决不会有任何的恐惧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要以为他们不知。可是，明白事理和恪守事理是两回事，都知道贪污不对，照样贪，都口赞民主，而施行起来却依旧是封建王朝的路数。但凡堂皇的作恶，里面都包纳着一个巨大的"私"字。自然，从人性角度说，人皆有私心，但是，基于个人私欲的行为如果超越了道德和法律的框囿，必须付出相应代价。然而很不幸的是，在专制社会，官权和特权凌驾于法权之上，公权力的横暴无度，权贵们的胡作非为，得不到法律的有力约制，得不到舆论的广泛监督，所以，强势群体的私欲便无限膨胀，他们为所欲为，飞扬跋扈，弱势民众的逆来顺受更加助长了他们的肆无忌惮。于是，这世道便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什么"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什么"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只要他们还能够花天酒地，只要他们还能够鱼肉百姓，天大的道理也震动不了他们的一根神经末梢。只要他们活的滋润，不痛不苦，便视百姓为无物，在醉生梦死挥霍无度中淡忘了一切恐惧。
只有当他们的胡作非为发展到一定程度，彻底激怒了民众，民众一起举起铁拳，集体爆发出呐喊时，他们才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下。由于大陆百姓的抗争心态普遍建立在长期自我弱化的精神基础上，所以，"从众"特点尤其突出，很多人没有单打独斗的勇气，很需要"振臂一呼"者的激励，然后方能"应者云集"。今日之杨佳，在多数民众的心目中已近于英雄形象，这是专制统治阶层最为恐惧的，他们惧怕杨佳的慷慨言行会通过旁听者爆传于世，点燃大面积的反抗怒火，他们不敢让法庭成为民众声讨不义的战场， 他们惧怕杨佳会当庭揭露出他们的更多不可见人的罪恶，他们不敢将丑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大概也想却不敢效仿同僚们曾经的对"犯人"割喉剪舌的做法，他们极为担心怀着深冤巨屈的杨佳会憋足力气，在法庭"振臂一呼"，惹得华夏热血青年群起，所以，来了个"一不做，二不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调集秘密警察把守法庭，并屏蔽记者和民众，希图将火种和干柴彻底隔离。对于他们而言，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事毕竟做的多了，也不在乎再多做这几件。尽管是部署慎密，但是，他们押住杨佳的手，恐怕还在微微颤抖，因为，既要除掉杨佳以解心头之恨，又要避免杨佳对民众的反抗情绪的催化，他们提心吊胆，惴惴不安，绞尽脑汁，反复筹划，这个难打的算盘真是让他们绷紧了神经，伤透了脑筋，算计不好，可能一招不慎而输掉全盘。
只有一种如意算盘能让他们毫无惊惧，那便是：民众散去了，民众沉默了，民众恢复常态了，他们也便恢复常态，这个社会依旧被他们控制，历史依旧在原地打转。民众保持着受役受气的常态，他们便口称"稳定"，他们便暂时离开了恐惧，稳住了神，继续贪污受贿，继续花天酒地，继续残民以逞。对既得利益的誓死捍卫之心，使他们不时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民间的一点风吹草动，甚至网络上的几行文字，都使他们如临大敌，坐卧不安，既然到了这般神经质的地步，那么，就没有做不出来的疯癫之事。有正义感的记者的相机、录音机，民众的口舌，在他们眼里，俱是极其可怕之物。他们的恐惧经常来点小发作，民众的恐惧却只是集中于一时爆发。默默忍耐的民众早已习惯了他们的不讲理，面对法庭"拒绝旁听"这样的轻微不讲理，只得摇头叹息，黯然离去。然而，即便是推开了记者和民众，种种悖理逆法的创意可以畅行无阻，也丝毫不能减轻他们心头的恐惧，因为杨佳已成为民间的一种精神力量，如果说，他们现在的恐惧，是因为杨佳的存活，那么，他们必定还要为杨佳的死而继续恐惧。
但凡因对抗强权而得民心所向者，皆为专制所憎惧。恐惧难安的专制势力以为隔离了杨佳就能暂时封住民众的情绪，此种愚妄之举只能引发民众的更广泛的同情，可是，民众的同情反而加重了杨佳的恶劣处境，使他被铁壁合围，到舍身之日也未必能听到坊间对他的赞誉。不过，我想，杨佳大概也料到，他的刺警之举必能为天下瞩目，必能写进历史，所以会能如此镇定，如此无畏，如此决然。有人将荆轲与杨佳作比，其实两者之间的不可比处更多，支撑荆轲的，有知遇之恩，有知己之情，杨佳的身后，什么也没有，他入狱之前，大概连异性之爱也不曾有过。唯一可以作比的是荆杨二人之相近行为的结果，荆轲的英雄虎胆震慑了暴君秦皇，杨佳的镇静无畏同样也使某些人心惊肉跳。惊恐交加的强势力量已习惯了作威作福和随意虐民，绝不甘心被民众踩在脚下，面对既得利益的行将丧失，又兼极惧怕因累累罪责而受到巨惩，他们如今简直是忧心如焚，如坐针毡，他们一旦急了眼，就会采取极端手段对待民众，并向全社会施以普遍性报复，于是，专制统治阶层的恐惧就转嫁给全社会，成了国家恐怖主义，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人民在专制势力的倾轧下会更痛，更苦，更多的弱势力量被加速制造出来，作为弱势的社会个体将更加艰困。
然而，正因为杨佳们是市井贫汉，几近两手空空，生活的长痛基本上抵消了他们对死亡的恐惧，所以，反抗起来，没有任何忧惧和顾虑，而且，愈是"无产"，愈是无畏。眼看着贫富分化日甚一日，大众疾苦与时俱增，而高高在上的权贵们，不仅从未真正关心过底层民众的生活，反而将底层民众视作洪水猛兽，惮之防之，百般摧压，时至今日，悲凉神州处处皆杨佳。既然对立到了这种地步，那么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老百姓艰痛的活着，勒紧腰带供养着奢侈无度的权贵阶层，还要不时的遭受专制爪牙的摧残，人民一旦被强加的苦难逼到了忍受极限，怨气转成了杀气，表现在局部，是杨佳刺警，表现在一城一地，便是"瓮安"式的全民皆兵。民众抗争起来，纵然被压制，相应官员也难保住乌纱帽，民众的抗争一旦压制不住，整个专制统治阶层将面临灭顶之灾，所以，专制体系的各级官员面对层出不穷的所谓的"不安定因素"，真是惶惶不可终日，必欲将所有"不安定因素"斩除净尽而后快，故而造成了强势和弱势愈来愈严重的对立。弱势愈来愈愤怒， 抵抗欺凌的方式愈来愈激进，强势愈来愈恐惧，戕害异己的手段愈来愈歹毒，今已臻无法沟通、无法和解之地步。当市民们和记者们感到"拒绝旁听"的做法不可理喻之时，大权在握者同样觉得市民们和记者们前来旁听的举动极其过分。当强势群体最终歇斯底里起来，将自己的恐惧向民间宣泄之时，十之有九必获相同程度的或加倍的反弹，彼此的恐惧撕缠在一起，最终导致专制统治的崩溃。这是一切专制社会都无法摆脱的必然命运。
和专制社会的必然命运一样清晰可窥的，是专制社会的丑恶概貌和命运轨迹。法治不彰、处处都是"潜规则"的专制社会，好似大赌场，诡诈险毒为通行的致胜之策，处处演绎着"成王败寇"的活剧，谁在这个大赌场中占有愈多，谁就越恐惧，最恐惧者大抵是占掠最多之人。而专制统治阶层的恐惧，便意味着专制社会已近末路，民众的反抗情绪已积累到了足令他们恐惧的地步，他们反弹出去的恐惧情绪，正在推及到全社会。专制社会的整体情绪变化，大致要经过如下阶段：憧憬期，平静期，疯狂期，恐惧期，崩溃期。有时，恐惧期到来，崩溃期未必会马上到来，而是退回"疯狂期"，然后再迅速返回"恐惧期"，在"疯狂期"和"恐惧期"之间折腾不了几次，便导致专制统治崩溃。只要专制社会进入"恐惧期"，充其量是暂时返回"疯狂期"，而绝不会折向"平静期"，因为，专制社会无法以正义的法则和善意的理性化解矛盾，一旦疯狂起来，要么形成社会性恐惧而后迅速崩溃，要么是进入恶性循环，然后崩溃。对"恐惧期"进行剖解，可简解为三个层面的问题：从恐惧肇源分析，恐惧首先弥漫于权贵阶层；就消长过程而言，在某个时间段，社会要么停于恐惧平衡，要么进入恐惧失衡；从最终后果来看，社会性恐惧的消失意味着专制的失势和消亡。
当然，专制只能亡于整体力量，个人之勇无法消灭专制，透过历史的烟海，我们看到，荆轲以粗疏之剑术，以一己之力，奋身向暴政刺击，短期结果是，未能救燕，反致燕加速而亡，历史由"恐惧期"退回"疯狂期"，然而，荆轲的大无畏精神激励了一大批的后来者，荆轲舍身抗暴之壮举给予反秦勇士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是无法计量的，暴秦虽未因一刺而亡，亦未能残喘太久，暴秦虽使荆轲惨败，亦毫不能掩盖荆轲在煌煌史册中的光耀，因为，在暴政凶狂虐民的悲惨时期，只有荆轲挺身而出，向暴政的心窝刺出了第一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