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腐败有些严重，很多人对贪官恨之入骨。可贪官形成的社会基础，国人关心并不足够。其实，贪官的出现不过是社会的表象，真正的原因在于民主、法治、新闻自由等不到位。而民主、法治、新闻自由进展不尽如人意的重要一点，是谎言大行其道。说谎与法度等废弛相互作用，令我们的国家陷入空前的诚信危机中。
在政绩上说谎，报喜不报忧，由来已久。几乎历朝历代，最善于欺骗的，就是官场人物。最甚的是某些昏庸的君王，习惯了听好话，哪怕敌兵已袭扰京畿，也不愿听一句真话。对付说真话的人，昏君的做法是杀头或贬官，闹得朝正一片灰暗。1949年之后，我们又有因为大面积谎言伤筋动骨的历史教训。亩产万斤、十几万斤到几十万斤的"大跃进"谎言，直接的后果是形成1959-1961年间的大饥荒。可我们一些人居然长期不承认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原本饿死多少人通过调查是可以弄清楚的，但如今的似乎只有学界猜测性研究。全国饿死人数据，从几百万、一千万、三千万到七千万，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而今，官场说谎之风并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恶劣欺骗，仍然能让某些欺上瞒下的官员获得无限的好处。1978年之后，中国社会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欺骗景观。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还是过去那一套，多报产值，多报农民收入；但在经济发达地区，却又反过来，少报产值，少报当地各种各样的收入。这弄得中国的GDP数字，不清不楚，只有一个大概数。有一些重要数字如果变成与官员的官位直接相关的，那会形成更可气的虚假。如一些地方矿难死亡人数，就要拼命隐瞒。再如计划生育的数字，常常与人口普查相差甚远。而且就是严肃的人口普查数字，也常常随意填报。这样，中央很难掌握全国的实际情况。可中央偏偏又要依靠不靠谱的各类经济数字做重大决策。在国家经济状况尚可时，倒也没有什么。就怕到了经济形势到了重要十字路口，却由于基本经济状况不明，中央无法做出正确的重大决策。那样的话，举国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就很难避免了。
中国一直是比较官化的国度。选官从原来的"举贤"转变为后来的"科举"，是因为"举贤"实在不可靠，作假的太多。"科举"比"举贤"进步，但渐渐地，也被作假毒害。历史上，科举作弊花样繁多。主要有行贿、找人替考和考场挟带等方法。一位姓郝的饭店跑堂，大字不识，却通过科举做了官，并且做的是主考官。他是河南人，眼见老板的两个智障儿请人做抢手考中举人做了官，他就偷了老板的钱买枪手替考，结果"考"中了，拿到了乌纱帽。作弊偶有被人揭露的，帝制时代处理倒颇为严厉，鲁迅祖父就因科考作弊被暴露，弄得一家从小康陷入贫困之中。但通常高官子弟作弊，就是有人举报也得不到查处。
比"科举"进步的应当是"民主"。但中国废除帝制后，民主之路步履维艰。在科举取消后，先是受军阀强权政权干扰，后是受战乱蹂躏。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的选官制度主要仍在"举贤"和"科举"两种思维倾向中徘徊，没有大胆的民主思维。只不过举贤是通过人事组织部门操作，与过去帝制时代有些区别，科举是1980年代重新开始，渐渐半制度化。但举贤容易流于长官意志，给某些一把手卖官提供了土壤。科举虽然与帝制时代不那么相同，但新的流弊又正在重复旧时代的路子。看看书店里摆满的考试书籍，过去的八股文就开心地笑了。
举贤和科举本身，都有可取之处，先进发达的社会也适当采用。但前提条件是要真实，没有假的。只有民主社会，群众都成为监督者，让作假者无所遁形，这些个方法才有发的效用。民主选举一县官，县官按自己的意愿组织领导班子，这实际是变相的举贤。职能部门的官员，则通过公开招聘的办法录相，这是变相的科举。
如果官员在升官时就弄虚作假，那谁能指望这官员上任之后还能廉洁奉公？选官的时候没有欺骗，官员上任后也不允许他们有欺骗，那么，中国的官场之风何愁不正？
当然，一些人得以靠欺骗升官，并不全怪官场。中国的假文化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是全体中国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学校卖真的假文凭，学术造假，假冒伪劣商品盛行，对于假的东西，大家都不当回事，凭什么当官的人一定不可以弄虚作假？要消灭假文化，一靠社会制度，一靠真文化。在先进国家，没有听说抄袭大王的书籍可以畅销，在中国，抄袭大王却可以成为明星级作家。如此不正常的状态，怨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