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发生不到10天后，中央纪委、监察部、民政部、财政部和审计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对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的监管，中央政府还抽调300多名审计人员进行现场审计；对救灾与重建款物的监管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至此基本成形。但是，中山大学教授梁必骐表示，对于赈灾款物使用中可能发生的腐败，光有自上而下的监督是不够的，应当让准官方群众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在赈灾款物的分配、发放和使用等方面进行监督；不仅是监督，还要参与意见。梁教授还说，媒体的监督格外重要：
"政府当然从上到下应该加强监督，群众也应该加强监督。现在群众监督呢，可能只能采取一些群众团体啊，还有一些像李连杰这样的啊，他们自己有些资金直接放下去，直接在那里监督了，他直接带下去。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形式，以后对于我们这些群众团体怎么样来发挥作用......（记者：您说的群众团体是指哪些团体？）就是管理基金的团体，像慈善机构啊，就是说能够由这些慈善机构或者赞助的基金会这样有关的人共同来讨论支配这批基金，那可能就不一样了。既然这些东西与钱的支配主要是由红十字会负责的，包括红十字会、慈善机构或比较大的基金会组织起来，统一调配这些基金，它可以听取官员的意见，整个的规划怎么样，但基金的使用调配就应该由这些人来支配。特别是我们的媒体的作用很重要，媒体了解它是不是真的这样用的，它会去追踪它，一追踪那么就可以看出问题来了。"
梁必骐说，除了款物的合理调配外，账目必须明晰、公开：
"我觉得现在很重要的是公开，就是帐目要明细地公开。比如说我捐了一个亿，这一个亿究竟是怎么用的？这样就便于群众去监督、查找，透明了大家就比较好监督了。如果这些把它公开的话，我相信群众会自动去监督。"
中国民生观察维权工作室的刘飞跃表示，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自下而上的监督难以发挥作用：
"自下而上监督到底能不能发挥作用？坦率地讲，有这个自下而上的监督比没有要好，但是，即使当地真的想实现自下而上的监督，我看也比较困难。如果没有制度上的保障，没有国内公民社会的建立，他也很难落实。首先，中国社会不是一个公民社会发达的社会，没有严格意义上独立于政府权力的民间机构、民间组织。像红十字会或其他所谓的民间机构很多是半官方的，受控于官方和权力的，那么，靠目前的所谓民间机构监督，作用会非常有限。真正独立于政府权力之外的民间机构，现在坦率地讲国内几乎没有。有些草根组织也没有合法的身份，从某个地方抽几个人、几个老百姓过来监督，我想从操作来说是不现实的。实际上，真正对这些现象监督，根本上的有效措施还是应该从制度上监督。很遗憾，中国的司法仍然不独立，仍然受制于这样一个权力。"
海内外媒体这些天所关注的焦点，除了赈灾款物使用中的反腐问题而外，还有至少200万到300万灾区难民的安置问题。对此，中山大学的梁必骐表示，应当鼓励难民走开发大西北的道路：
"在沿海地区当然可以接纳一些，恐怕应该更多更好地开发大西北。这个东西要加强政府投资，这些人是愿意去开发大西北。美国对西部的开发，我觉得那些经验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共过去很少像在这次抗震救灾中这样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是如果不能有效遏制和处理腐败，"这种认可和支持就会轻易流失，转而成为失望和抱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