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记者在汶川大地震中表现出来的勇敢与敬业，值得尊敬。救灾工作纵深展开，越来越多的记者进入灾区，也曝出了另一些问题。
“敬礼男孩”因为被反复地采访而出现了心理障碍。事后，有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敬礼娃娃”的心理障碍让媒体脸红。
有志愿者在博客中写道，在抢救的现场，好几家媒体的记者在等待采访，当被困人员要被抢救出来时，有记者却要求再等一下，好让他拍几个画面。
卧龙自然保护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王刚，为了保护一名正在拍照的女记者，不幸被直升机尾部击中，殉职。
记者为了新闻的真实性，亲历现场是必须的。所以，我们对记者给灾区增添的一些麻烦也给予了更大的宽容。只不过，掌握着话语权的记者，自己不该对此沉默。我们在等待，等待有记者真实地关注自己的行为，反思自己给灾区的“帮助”。直到6月2日，广西《南国早报》的特派记者刘飞锋发表文章，作了这方面的反思。
他在文章中写道，“5月28日，又一批外地记者赶到了黑水；29日上午，我在出门的楼梯上，又意外地碰到了一名刚赶到黑水的某市报记者......在越来越多的人想方设法赶往灾区时，我却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见面仅3天的黑水。”
他写道：“我为灾区忙，却要更多人为我忙”、“灾民自己缺衣少食，我们却给他们留下了一堆待洗的碗、一地待清理的垃圾。而且，这样的情景，在有的村庄，已经不止一次上演”、“在有的地方，因为一批又一批外地记者前去采访，灾民不得不许多次重复同样的讲述。汶川政府还设立了记者救助站，为盲目进入灾区采访而出现生活困难的各地记者提供帮助。这无形中增加了当地政府的负担”。
在当前的大舆论背景下，他来了，却要空手而回。这种“退出”，是一种勇气，也是一份责任。如果你无法给灾区人民带来有效的帮助，只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一份报道任务，那不妨主动“退出”吧。这种“退出”，也许是对灾区人民的最大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