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市政协委员、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老爷"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走遍全世界，中国看病最不贵"。他认为看病贵感觉主要源于价值观问题，看个感冒花 100多元钱就觉得贵，是对生命和医疗技术的不尊重。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喝次茶花上百、换个汽车零件要几千却没人觉得贵。
拿"看病"类比"换汽车零件"，将"修"人与修汽车比，这个比较确实很新奇，但却非常丑陋，纯粹是一种偷换概念的诡辩！一方面，两者并没有多大的可比性。比如：农民"修"地球，面朝黄土背朝天，风吹日晒的，该是何等的辛苦？可是，劳作一年才就几千元的收入，边远地区甚至还不到，请问这合理吗？说起换零件，航天器维护一次需要多少钱，又怎么比得了？这世上有很多事情道理是相通的，但有的之间是无法横向比较的。另一方面，城市里确实有很多人喝一次茶要上百、换个汽车零件掏几千都不嫌贵，可那很大程度上是少数人的消费，而有病上医院却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与那些奢侈品不一样，医疗是一种生活"必需品"，而且生重病了如果不治就会失去生命。所以说，既然是必需品，人们对价格当然会非常敏感，所以政府必须尽可能维持这些公共"必需品"的"物美价廉"，尽可能让每个人都消费得起。
评价一个国家民众的医疗负担重不重，看病贵不贵，不应漫无边际、胡搅蛮缠地拿修人与修车比，而应该拿医疗消费的增长与民众薪水的增长比；拿平均门诊费用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比，看人均医疗支出占人均收入的比例，这才是理性的参照物，也是国际通用的比较原则。实际上，大陆当下"看病难看病贵"的公共认知和社会感觉，并不是想当然的感觉和观念问题，而正是源于公众对这些客观数据的理性比较。保全性命和重视健康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需求，这方面大陆人并不比外国人差，但生命最珍贵，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忽视治病的成本和代价。
曾其毅说，看个感冒花一百多元钱就觉得贵是对生命和医疗技术的不尊重--这显然也属奇谈怪论，怎么能以花钱多少来评判尊重与否？生命是无价的，医疗技术的最高尊荣正体现在治病救人上，医者放弃了对这种职业尊荣的追求，以金钱度量技艺尊严，见钱才动手术刀，这才是对生命和医疗技术最大的不尊重。请问，患者看个感冒愿花多少钱，才显得尊重自己的生命和医生的技术？正像虚荣的女人喜欢以丈夫所送钻戒的大小，来衡量爱的程度一样，这是一种变相的对人性的污辱！
曾其毅还提到，在大陆，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这也是在故意混淆概念。大陆医院的门诊确实不算高，但门诊费只占人们医疗支出的很少一部分，医院并非靠门诊赚钱，而更多是靠开大处方、过度检查和卖药赚钱，公众常说的"看病贵"正在于此。请问，如今有几家医院和几个医生是靠那区区7元的门诊金赢利？而且，曾其毅只比较了中外的门诊差距，而没有比较大陆人与外国人存在的巨大的收入差距，也没比较国内巨大的收入差距。
那么，曾"老爷"何以发出这样的"高论"呢？显然，是他的身份--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一个既有医疗体制的受益者，站在本群体利益立场上自然不会嫌看病贵，越贵对自己越有利。而且曾副局长以其领导身份，看病肯定是用不着自己花钱的，一个看病从不掏自己腰包的人，当然不会切身感觉到大陆的看病贵。北方有句俗话说的好：站着说话不腰疼。与其说曾"老爷"这样讲不够厚道，还不如说他无耻到家！
记得卫生部某高官之前曾经披露过的一个数据：我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许多地方局级以上领导干部，都持有三级医院的干部医疗卡，不但打针吃药，连住院吃饭都用不着自己掏钱，每年还可以享受携带家属的"疗养"，有专门的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和度假村。享用着这么多的医疗费用，享受着这么周到的医疗服务，当然感觉"看病最不难最不贵"了。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如今大陆民众普通认同这样一个生动的比喻：住房、医疗和教育已经成为压在大家头上的"新三座大山"。13亿人民已被这三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只是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能坚持多久。我想，曾"老爷"不见得不了解现在人民的痛苦，只是视而不见罢了。但是，由于整天被人民的呼号和呻吟"搅"得不得安宁，不得已要做回应。可是，既然要回应，还不能承认事实，所以，这几句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奇谈怪论便"新鲜上市"了。怪不得现在老百姓常说共产党是"瞎话党"，离开了说瞎话一天都活不了。
眼下，这个曾"老爷"作为共匪的"小混混"放的这几句厥词，只不过其撒的弥天大谎中的一个标点符号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