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12-30 02:34:13作者：林大某反
导语：一：真正西方意义上的政党绝不是一个黑社会组织；二：国家是铁打的营盘，政府是流水的兵，流水的兵却想变成铁打的营盘，便是一种僭妄；三：国家是一个“我”之利益得到切实保护族的利益共同体和族群共同体，没有“我”的存在便没有国家。
有些人动辄把不同意见，视为大逆不道。事实上对一件事情有不意见有不同看法，可以说正常得如同毋须证明的几何公理。同样的，有些人习惯自己不思考，主动把自己的大脑废掉，喜欢拿那些从小喂养的狼奶来作为反对不同意见的借口。如把批评政府视为辱华、反华，如把批评政府视为反国家，如导一部《色戒》便视汉奸文艺，甚至认为导演李安是卖国贼。同理，也有些人拿“清谈误国”这样的说辞，来阻止他人的言论自由，误国的从来都不是清谈（这一点以后我会写文章专门论证），误国的是大家都不能放开来清谈，即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事实上卖国和误国，是要有条件和资格的。条件就是你的权力很大，大到可以主宰一个国家，资格就是他权力签订条款等权利，这些都不是平民百姓所能为。退而言之，即便稍次的人要卖国，也要有相当特殊之渠道，如情报人员等（但是也要注重不要重蹈德雷弗斯案）。一般老百姓根本无卖国之条件与资格，误国也是如此。这一点我会在以后写一篇《谁有资格卖国和误国？》，但在写这个文章之前，必须在常识层面弄清政党、政府、国家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有助于我们看清谁可以卖国谁可以误国。当然真正的民主自由国家，他的制度创设，是让人最大限度地不容易成为卖国者和误国者，因为他们的约束是很多的，是很多人在承担责任。容易卖国和误国，其根基在于当国者受制约监督太少。我在这里当然不是讲政治理论，不准备艰涩得让你头大，而是让有一定知的人们都看得懂。
经常有人把党、政府、国家不分，如此混淆在一块一锅烩，正是当局所热衷。他们一党之私利，一切的丑行，正是在对政府的主宰、国家的挟持当中完成其不合法的有意抢劫的。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只一个选举时的组织，不是一个进出都严苛得监狱一样不近情理的组织（入与退党都很自由），且不像袍哥一样需要一个担保一个引进似的两个介绍人（无需介绍人），更不需仰党魁鼻息，不敢发表不同意见（发表不同意见哪怕在一个党内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那里没有例外）。换言之，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根本就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台湾在一九八七年以前也是如此，以后则已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这便是我们目下的政党现实。这样的现实如不加以改革，不放开平等竞争，你要指望他有更多的惠政，实在是不可能的。一言之以蔽之，真正西方意义上的政党绝不是黑社会组织。
政府是政党通过平等竞争选举出来的公共利益的托管者，政府只是流水的兵，即没有永远执政下去的政府，再强大也不行。克林顿在位的时候，美国经济做得比较好，但他囿于美国宪法（链拉门不是决定因素），只能当两届，意识说再能干的政府也只能干两届。即政府的流水性质，才能在制度约束与诸多监督之外，保证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简言之，政府是流水的兵，国家才是铁打的营盘(这营盘的尺寸可能有变,但其作为营盘的意义没变)。中国古代是换朝代来更换政府——你不能说这是在政府在更换国家——换朝代更换政府的方式，基本上都是流血革命（像宋太祖这样玩把戏就当上了政府首领，那只是后周气数已尽）。也就是说，唐朝灭亡了，宋朝湮没了，明朝过去了，清朝不在了，都不影响中国的存在。政府一茬一茬地过去，中国却从来没有完过，这就是铁打营盘流水的兵的道理。即政府不是国家，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基本判断。再进一步说，政府是可以换的，但换的方式随着现在文明的进程，随着普遍政治文明的方式，应该实行票决实行民选，而不是流血革命。政府是可以且必须换的，但方式应由暴力革命换成民选票决，和平变更，减少社会震动和阵痛成本，避免人民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生活质量下降、生命安全受损、自由及相关权利受剥夺，这是一个国家选择政府时必须仔细衡度的。政府只是一个公共利益的托管者，他没有先天的求善本领，更不可能“伟大、光荣、正确”，反倒是因为这里面牵涉到民众的普遍很容易为恶。因为托管者有很大的权力，当这些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与真正监督时，其为恶的概率之高，令人瞠目结舌。令人愤懑和锥心之痛的是，近六十年来，我们所处的这个政府的权力却是扩到大无边，但他们的权力却基本上不受任何约束，所以他们为恶起来，就特别能创造吉尼斯纪录，特别能创造世界奇迹，特别能把民众当作是可以任意实验的小白鼠。布什总统说，人类政治文明最明显的个进步就是把政府当作笼中之虎来驯服，政府是一头不容易听话的猛兽，应该让他受到笼子的约束，一旦没有约束，放出来他就会无穷无尽地伤害人。中国的改革必走之路就是从各方面限制政府的权力，扩大民间力量的生存根基，以便进一步对政府形成有效的约束与制衡。
国家是什么？答案当然不会只有一种。我的回答，简言之，便是我们赖以生存土地、制度、文化能够给我一种族群认同感、归宿感、自豪感，那么这便是我的国家。既然是我的国家，那么我在其中必然有相当之权利，而这权利是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可以抢夺的，不管你谁来主政。谁主政，我理应获得的权利不能受损，这是一个公民对一个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是生活在这个国家，能得我认同的基本要件。没有这一切，这个政府便不是我要的政府，这个国家也不是我所内心真正爱的国家。国家及民族都只是一个近现代社会才有的概念，那是因为族群文化认同以及个体的利益，必须依靠更多的人形成一个利益集团，来对对方加以制约，所以国家民族才诞生了。而在此几千年以前，没有国家民族的概念，而个人早已生活在土地上，所以个人的权利应该至高无上。由每个人的权益都得到保护的个体所组成的文化、利益共同体，才可能是一个我所要的国家。如果只是打着人民的旗号欺世盗名，以剥夺我的利益为己任，以挟持国家、政府来谋私利的一党独裁，那这是用国家及政府的名利对我的利益的抢劫。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需要改革，这样的政党需要真正的竞争对手，需要真正的平等竞争，以便个体之利益得到最有效的保护。只有以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切实保证而组成的利益共同体亦即国家，这样的国家个体才有尊严，国家才强大。否则只是一党之私利强大，而民众贫弱而已。我们始终要记住胡适那句话，为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不是一帮奴才能够建成的。
我必须真正分清政党、政府与国家的不同，这三者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应该多懂一点这些看似卑之无甚高论的常识，以明白我们的权益为何受损，而我们又无可奈何。我们要怎样才能保证自己权益，获得自己的自由与尊严。懂得这些，与我们的实际利益息息相关。
有些人动辄把不同意见，视为大逆不道。事实上对一件事情有不意见有不同看法，可以说正常得如同毋须证明的几何公理。同样的，有些人习惯自己不思考，主动把自己的大脑废掉，喜欢拿那些从小喂养的狼奶来作为反对不同意见的借口。如把批评政府视为辱华、反华，如把批评政府视为反国家，如导一部《色戒》便视汉奸文艺，甚至认为导演李安是卖国贼。同理，也有些人拿“清谈误国”这样的说辞，来阻止他人的言论自由，误国的从来都不是清谈（这一点以后我会写文章专门论证），误国的是大家都不能放开来清谈，即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事实上卖国和误国，是要有条件和资格的。条件就是你的权力很大，大到可以主宰一个国家，资格就是他权力签订条款等权利，这些都不是平民百姓所能为。退而言之，即便稍次的人要卖国，也要有相当特殊之渠道，如情报人员等（但是也要注重不要重蹈德雷弗斯案）。一般老百姓根本无卖国之条件与资格，误国也是如此。这一点我会在以后写一篇《谁有资格卖国和误国？》，但在写这个文章之前，必须在常识层面弄清政党、政府、国家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有助于我们看清谁可以卖国谁可以误国。当然真正的民主自由国家，他的制度创设，是让人最大限度地不容易成为卖国者和误国者，因为他们的约束是很多的，是很多人在承担责任。容易卖国和误国，其根基在于当国者受制约监督太少。我在这里当然不是讲政治理论，不准备艰涩得让你头大，而是让有一定知的人们都看得懂。
经常有人把党、政府、国家不分，如此混淆在一块一锅烩，正是当局所热衷。他们一党之私利，一切的丑行，正是在对政府的主宰、国家的挟持当中完成其不合法的有意抢劫的。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只一个选举时的组织，不是一个进出都严苛得监狱一样不近情理的组织（入与退党都很自由），且不像袍哥一样需要一个担保一个引进似的两个介绍人（无需介绍人），更不需仰党魁鼻息，不敢发表不同意见（发表不同意见哪怕在一个党内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那里没有例外）。换言之，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根本就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台湾在一九八七年以前也是如此，以后则已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这便是我们目下的政党现实。这样的现实如不加以改革，不放开平等竞争，你要指望他有更多的惠政，实在是不可能的。一言之以蔽之，真正西方意义上的政党绝不是黑社会组织。
政府是政党通过平等竞争选举出来的公共利益的托管者，政府只是流水的兵，即没有永远执政下去的政府，再强大也不行。克林顿在位的时候，美国经济做得比较好，但他囿于美国宪法（链拉门不是决定因素），只能当两届，意识说再能干的政府也只能干两届。即政府的流水性质，才能在制度约束与诸多监督之外，保证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简言之，政府是流水的兵，国家才是铁打的营盘(这营盘的尺寸可能有变,但其作为营盘的意义没变)。中国古代是换朝代来更换政府——你不能说这是在政府在更换国家——换朝代更换政府的方式，基本上都是流血革命（像宋太祖这样玩把戏就当上了政府首领，那只是后周气数已尽）。也就是说，唐朝灭亡了，宋朝湮没了，明朝过去了，清朝不在了，都不影响中国的存在。政府一茬一茬地过去，中国却从来没有完过，这就是铁打营盘流水的兵的道理。即政府不是国家，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基本判断。再进一步说，政府是可以换的，但换的方式随着现在文明的进程，随着普遍政治文明的方式，应该实行票决实行民选，而不是流血革命。政府是可以且必须换的，但方式应由暴力革命换成民选票决，和平变更，减少社会震动和阵痛成本，避免人民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生活质量下降、生命安全受损、自由及相关权利受剥夺，这是一个国家选择政府时必须仔细衡度的。政府只是一个公共利益的托管者，他没有先天的求善本领，更不可能“伟大、光荣、正确”，反倒是因为这里面牵涉到民众的普遍很容易为恶。因为托管者有很大的权力，当这些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与真正监督时，其为恶的概率之高，令人瞠目结舌。令人愤懑和锥心之痛的是，近六十年来，我们所处的这个政府的权力却是扩到大无边，但他们的权力却基本上不受任何约束，所以他们为恶起来，就特别能创造吉尼斯纪录，特别能创造世界奇迹，特别能把民众当作是可以任意实验的小白鼠。布什总统说，人类政治文明最明显的个进步就是把政府当作笼中之虎来驯服，政府是一头不容易听话的猛兽，应该让他受到笼子的约束，一旦没有约束，放出来他就会无穷无尽地伤害人。中国的改革必走之路就是从各方面限制政府的权力，扩大民间力量的生存根基，以便进一步对政府形成有效的约束与制衡。
国家是什么？答案当然不会只有一种。我的回答，简言之，便是我们赖以生存土地、制度、文化能够给我一种族群认同感、归宿感、自豪感，那么这便是我的国家。既然是我的国家，那么我在其中必然有相当之权利，而这权利是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可以抢夺的，不管你谁来主政。谁主政，我理应获得的权利不能受损，这是一个公民对一个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是生活在这个国家，能得我认同的基本要件。没有这一切，这个政府便不是我要的政府，这个国家也不是我所内心真正爱的国家。国家及民族都只是一个近现代社会才有的概念，那是因为族群文化认同以及个体的利益，必须依靠更多的人形成一个利益集团，来对对方加以制约，所以国家民族才诞生了。而在此几千年以前，没有国家民族的概念，而个人早已生活在土地上，所以个人的权利应该至高无上。由每个人的权益都得到保护的个体所组成的文化、利益共同体，才可能是一个我所要的国家。如果只是打着人民的旗号欺世盗名，以剥夺我的利益为己任，以挟持国家、政府来谋私利的一党独裁，那这是用国家及政府的名利对我的利益的抢劫。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需要改革，这样的政党需要真正的竞争对手，需要真正的平等竞争，以便个体之利益得到最有效的保护。只有以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切实保证而组成的利益共同体亦即国家，这样的国家个体才有尊严，国家才强大。否则只是一党之私利强大，而民众贫弱而已。我们始终要记住胡适那句话，为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不是一帮奴才能够建成的。
我必须真正分清政党、政府与国家的不同，这三者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应该多懂一点这些看似卑之无甚高论的常识，以明白我们的权益为何受损，而我们又无可奈何。我们要怎样才能保证自己权益，获得自己的自由与尊严。懂得这些，与我们的实际利益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