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12-22 10:21:36作者：齐戈
所谓中国特色是近年来流行的一个新词，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等等。这里有一个基本规律：凡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弊端丛生屡遭抨击，普天下颇不以为然的制度或主义，只要冠以中国特色四个字，于是乎天下就莫名其妙，并以莫名其妙而不了了之。比如社会主义，毛泽东搞的那一套其实就是斯大林主义，甚至比斯大林还极端。但自苏共20大之后，斯大林的暴政公诸于世，臭了、不光彩也不得人心，毛泽东就说我们不要照搬苏联模式，要自己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言下之意就是我们与斯大林无关，与共产国际无关。并拿出一堆往事来说明：什么抵制了划江而治，共产国际打压过他；总而言之，我们是两回事而非一回事。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没有苏联、共产国际在背后插手，没有斯大林这个太上皇的支持，哪来毛泽东武装斗争的胜利？但得天下之后，毛泽东皇权专制的嘴脸终于暴露无遗，他那个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以土改之名夺人田产，以国有之名霸占社会；最终走到继续革命那里去了，搞得天怒人怨濒临破产。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才将这一颓势挽回。那时邓小平说了一句大实话，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话虽如此，但他在理论务虚会上却讲了四个坚持，其中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于邓小平的这个坚持，我们把他理解为政治家有说不出口的苦衷，在没有名器的情况下，他总不能另起炉灶来搞改革吧？说远了，还是说回中国特色吧。
对中共来说，以编造新词偷换概念的手法由来已久，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毛泽东的延安时期。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出结论，同时宣布：“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 直到后来所谓毛泽东创造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农村包围城市等等，这应该是中共的中国特色最早的原型。在历史的长河中，几度变迁，几度打磨，终于成就了“中国特色”这张幌子。其间，还有两个类似的、最著名的个案，一是所谓的新启蒙运动，再有是新民主主义，其做法与中国特色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结果无一不是把好事情变成坏东西。对于冠以中国特色的诸多事情，人们最好保持高度警惕，因为中国特色看似四个字，但却是无法界定，难以确定其内涵的模糊概念。这种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最容易被偷换，最容易夹带私货，最后又不知道会搞出些鬼名堂。毛泽东所谓的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最后不是和秦始皇结合在一起了么？中国特色是什么？从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来看，从古至今都是落后与进步相伴，糟粕与精华并存， 哪里有什么只有正面而无负面的中国特色？不但中国如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裹小脚绝对是中国特色，总不能是中国特色了又让诸位女士把小脚裹上；妻妾制也是中国特色，是不是中国特色了我们又可以娶几房太太？三拜九叩是中国特色，大讲中国特色是不是意味我们见面不再握手，而是要下跪叩首？这些看似荒唐的事，其实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难以改变的事实。但如果以中国特色敷衍塞责，没有一个政治家应有的担当，这种荒唐未必就不会再现。所谓中国特色并非只是文景之治、盛唐时期那些辉煌的面子，骨子里还有更多腐朽落后的东西。更何况我们还背着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的历史包袱，这也不能不算是中国特色吧？就政治文化而言，中国特色这个遁词看似聪明，其实是荒唐至极。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特色的荒唐事不是没有，最荒唐的莫过于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的“基督教”了。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是清朝后期的一次由农民起义创建的农民政权，从1851年金田起义，到1864年天京（即现南京）陷落，历时13年。
洪秀全（1814～1864）太平天国创建者及思想指导者。原名仁坤。广东花县人。道光年间屡应科举不中，遂吸取早期基督教之教义，创立拜上帝会，撰《原道救世歌》以布教，主张建立远古“天下为公”盛世。洪秀全接触到基督教是从梁发所著的《劝世良言》开始的，这是一本包含九种小书的布道集，由马礼逊代辑付印。而这本《规时良言》，却成为洪秀全基督教的基础。后有教士美都士（Meadows)在1856年做了一本书，中间论到梁发对于洪氏的影响说：“洪秀全和他的友人冯云山决意到外省去传道，而以贩卖笔墨维持生计，那是他受了梁发书中所载的‘先知在故十室家外。莫不受人尊敬’的一句话，和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传道事迹影响。”
1843年 7月 洪秀全与冯云山等人建立拜上帝会，自称上帝之子，并称呼上帝为天父、耶稣为天兄。并与杨秀清等以这本《规时良言》作为他们布道的蓝本，虽然如此，但洪秀全并没有放弃科举仕途的道路。直到1847年他第三次考试又失败了，仕途的绝望终于使他决意加入教会，并去拜访美国浸礼会罗孝全牧师。他与那牧师同住了几个月，学习基督教的教义，他曾请求牧师给他施洗，可是罗牧师因为他对于神学的认识并不认同，拒绝了他的请求。洪秀全在失望之余，回去继续以他的上帝会为依托，广事宣传，秘密联络。当时清廷对于一切秘密会社，曾严厉取缔，上帝会自然也在取缔之列，他只好逃到香港。在香港又有机会与教会接近，跟随德国教士郭实猎学习基督教神学，这才使他首次接触到圣经。洪秀全再次提出加入教会的请求，终因其他教徒的排挤而未受洗。对于洪秀全是否正式加入过基督教，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另一说是洪秀全写出《原道觉世训》的同时，正式加入了基督教；太平天国失败后，才有人否认他是基督徒。且不论真假如何、参加与否，洪秀全与教会和牧师有所接触，并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却是事实。他曾经采取梁发所用文字布道的方法，也写了许多布道小书。虽然如此，对于基督教来说，洪秀全最多是一个刚入门的信众；就神学而言，他连一个普通牧师的资格都没有，更不用说开宗立派的圣徒。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一知半解、连信徒身份都有破绽的所谓基督徒，居然就以基督教的名义，装神弄鬼地闹出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大动静来。
太平天国的理论纲领都包括在《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几本书之内。然而，很出奇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虽然声称结合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但就基督教神学而言，他几乎一无所知，最多不过是初入教门的信众而已。他的思想，其实全部源於当时的中国籍传教士梁发所写的《劝世良言》。後来有外国传教士知道了这件事，试图向他讲述圣经的道理，反而被洪秀全斥为异端。但他却始终打着基督教的旗号，言必称天兄天父，口口声声“尔等皆天父之子女”，并以此来凝聚人心、鼓舞士气。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年）洪秀全起兵于金田村，率众万人，不到两个月占据永安，拥洪氏为天王。至此，太平军更是锐不可当，势如破竹，连夺数十城，清兵望风披靡。不久攻陷湖南，水陆并进，不到八个月功夫，居然攻进南京，逐建立太平天国。太平军为什么有这种锐气呢？自然有民族思想的蛊惑，人人希望驱除鞑虏，光复汉家，所以呼满人为妖魔，以杀尽妖魔为口号，但洪秀全“基督教”的作用不可低估，但我们往往回避了这一点。看洪秀全初出兵时的檄文，开端数落满人的罪恶，接着便说自己是奉天父天兄之命来拯救人民。在这篇长达千五百言的檄文中，一则曰“天父天兄，命我真圣主天工降凡御世”。再则曰“尔等官民人等，亦皆是天父之子女。”这不但宣传他起义的目的，同时也是洪秀全“基督教”的布道。他们的军队也为这种宗教氛围所笼罩，就连太平军所定的军规，处处打着着宗教的旗号，如军营规例中的第一条，便是“耍恪遵天命”，第二条“要熟识天条赞美，朝晚礼拜，感谢规矩，及所颁行诏谕”等等，没有一种仪式不是从基督教仿效而来的。即使所谓天条，也披上基督教的十条诫命的外衣。只是又在每条底下，附着一首极普通的七言四句韵语，或者可以叫它是诗：像第一条底下说：“皇天上帝是真神，朝夕礼拜自超升，天条十款当遵守，切莫鬼迷昧性真”。其余各条底下，都有这样相同的诗，这在形式上与基督教的赞美诗也有有借鉴之处，但在话语上洪秀全却把它中国化、通俗化了。虽然形式上如此，但在信仰的终极关怀上却与基督教风马牛不相及。此外，洪秀全也做所谓新遣诏圣书，旧遗诏圣书这类布道的表面文章，还把圣经编成三字经让幼童诵读，如“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人宰物，得光荣。”之类，但幌子毕竟是幌子，与真正的宗教信仰不可同日而语。
洪秀全的“基督教”毕竟是表面功夫，他骨子里还是两千年皇权专制的产物，在他攻占南京后，这个专制文化的糟粕暴露无遗。正因如此，那些真正基督徒，对洪秀全的“基督教”并不以为然，郝姆士的南京游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洪秀全不是一个诈骗者，也必是一个无智识的狂徒；从他的人，都是些危险分子。他的组织，无异于一群盗匪，拥戴他做盗匪的头儿罢了。”拿基督教说事，继承皇权专制的衣钵，干打家劫舍的勾当，这才是洪秀全“基督教”的真相。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洪秀全的“基督教”，看毛泽东发展、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背后难道就没有洪秀全的幽灵？
洪秀全装神弄鬼，毛泽东的自我造神，一个以基督教为幌子，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做外衣，其实骨子里就是一丘之貉。如果说洪秀全以圣库之名行“共产”之实，霸占社会财富还有点原创，那毛泽东以国家之名把持和垄断社会的所有资源，连一点创意都没有，不过是从洪秀全那里检来的垃圾，再给它披上了马列主义的外衣。就马克思主义而言，那些国际派的人士并不以为然，不也抨击毛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么？其实，毛泽东是线状书养育出来的，骨子里还是皇权专制、兵家权谋的崇拜者，对马列主义的水平，也不过是艾思奇《大众哲学》水平，与洪秀全从梁发的《劝世良言》学舌别无二致。要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洪秀全的“基督教”何尝不是中国化？要说中国特色，洪秀全的“基督教”丝毫不逊色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但这始终不过是幌子，挥不去的还是皇权专制阴影，所干的还是杀人越货的勾当。中国特色这面幌子被洪秀全、毛泽东发挥得淋漓尽致，早已声名狼藉；时至今日，仍有人看不明白这点，明明是腐朽一堆，还当成是精华一部，自以为得计，实则是贻笑大方。以中国特色之名，行一党专制之实，拒绝政治文明，抵制民主宪政，这出假戏还能真唱下去么？
对中共来说，以编造新词偷换概念的手法由来已久，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毛泽东的延安时期。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出结论，同时宣布：“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 直到后来所谓毛泽东创造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农村包围城市等等，这应该是中共的中国特色最早的原型。在历史的长河中，几度变迁，几度打磨，终于成就了“中国特色”这张幌子。其间，还有两个类似的、最著名的个案，一是所谓的新启蒙运动，再有是新民主主义，其做法与中国特色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结果无一不是把好事情变成坏东西。对于冠以中国特色的诸多事情，人们最好保持高度警惕，因为中国特色看似四个字，但却是无法界定，难以确定其内涵的模糊概念。这种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最容易被偷换，最容易夹带私货，最后又不知道会搞出些鬼名堂。毛泽东所谓的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最后不是和秦始皇结合在一起了么？中国特色是什么？从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来看，从古至今都是落后与进步相伴，糟粕与精华并存， 哪里有什么只有正面而无负面的中国特色？不但中国如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裹小脚绝对是中国特色，总不能是中国特色了又让诸位女士把小脚裹上；妻妾制也是中国特色，是不是中国特色了我们又可以娶几房太太？三拜九叩是中国特色，大讲中国特色是不是意味我们见面不再握手，而是要下跪叩首？这些看似荒唐的事，其实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难以改变的事实。但如果以中国特色敷衍塞责，没有一个政治家应有的担当，这种荒唐未必就不会再现。所谓中国特色并非只是文景之治、盛唐时期那些辉煌的面子，骨子里还有更多腐朽落后的东西。更何况我们还背着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的历史包袱，这也不能不算是中国特色吧？就政治文化而言，中国特色这个遁词看似聪明，其实是荒唐至极。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特色的荒唐事不是没有，最荒唐的莫过于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的“基督教”了。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是清朝后期的一次由农民起义创建的农民政权，从1851年金田起义，到1864年天京（即现南京）陷落，历时13年。
洪秀全（1814～1864）太平天国创建者及思想指导者。原名仁坤。广东花县人。道光年间屡应科举不中，遂吸取早期基督教之教义，创立拜上帝会，撰《原道救世歌》以布教，主张建立远古“天下为公”盛世。洪秀全接触到基督教是从梁发所著的《劝世良言》开始的，这是一本包含九种小书的布道集，由马礼逊代辑付印。而这本《规时良言》，却成为洪秀全基督教的基础。后有教士美都士（Meadows)在1856年做了一本书，中间论到梁发对于洪氏的影响说：“洪秀全和他的友人冯云山决意到外省去传道，而以贩卖笔墨维持生计，那是他受了梁发书中所载的‘先知在故十室家外。莫不受人尊敬’的一句话，和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传道事迹影响。”
1843年 7月 洪秀全与冯云山等人建立拜上帝会，自称上帝之子，并称呼上帝为天父、耶稣为天兄。并与杨秀清等以这本《规时良言》作为他们布道的蓝本，虽然如此，但洪秀全并没有放弃科举仕途的道路。直到1847年他第三次考试又失败了，仕途的绝望终于使他决意加入教会，并去拜访美国浸礼会罗孝全牧师。他与那牧师同住了几个月，学习基督教的教义，他曾请求牧师给他施洗，可是罗牧师因为他对于神学的认识并不认同，拒绝了他的请求。洪秀全在失望之余，回去继续以他的上帝会为依托，广事宣传，秘密联络。当时清廷对于一切秘密会社，曾严厉取缔，上帝会自然也在取缔之列，他只好逃到香港。在香港又有机会与教会接近，跟随德国教士郭实猎学习基督教神学，这才使他首次接触到圣经。洪秀全再次提出加入教会的请求，终因其他教徒的排挤而未受洗。对于洪秀全是否正式加入过基督教，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另一说是洪秀全写出《原道觉世训》的同时，正式加入了基督教；太平天国失败后，才有人否认他是基督徒。且不论真假如何、参加与否，洪秀全与教会和牧师有所接触，并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却是事实。他曾经采取梁发所用文字布道的方法，也写了许多布道小书。虽然如此，对于基督教来说，洪秀全最多是一个刚入门的信众；就神学而言，他连一个普通牧师的资格都没有，更不用说开宗立派的圣徒。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一知半解、连信徒身份都有破绽的所谓基督徒，居然就以基督教的名义，装神弄鬼地闹出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大动静来。
太平天国的理论纲领都包括在《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几本书之内。然而，很出奇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虽然声称结合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但就基督教神学而言，他几乎一无所知，最多不过是初入教门的信众而已。他的思想，其实全部源於当时的中国籍传教士梁发所写的《劝世良言》。後来有外国传教士知道了这件事，试图向他讲述圣经的道理，反而被洪秀全斥为异端。但他却始终打着基督教的旗号，言必称天兄天父，口口声声“尔等皆天父之子女”，并以此来凝聚人心、鼓舞士气。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年）洪秀全起兵于金田村，率众万人，不到两个月占据永安，拥洪氏为天王。至此，太平军更是锐不可当，势如破竹，连夺数十城，清兵望风披靡。不久攻陷湖南，水陆并进，不到八个月功夫，居然攻进南京，逐建立太平天国。太平军为什么有这种锐气呢？自然有民族思想的蛊惑，人人希望驱除鞑虏，光复汉家，所以呼满人为妖魔，以杀尽妖魔为口号，但洪秀全“基督教”的作用不可低估，但我们往往回避了这一点。看洪秀全初出兵时的檄文，开端数落满人的罪恶，接着便说自己是奉天父天兄之命来拯救人民。在这篇长达千五百言的檄文中，一则曰“天父天兄，命我真圣主天工降凡御世”。再则曰“尔等官民人等，亦皆是天父之子女。”这不但宣传他起义的目的，同时也是洪秀全“基督教”的布道。他们的军队也为这种宗教氛围所笼罩，就连太平军所定的军规，处处打着着宗教的旗号，如军营规例中的第一条，便是“耍恪遵天命”，第二条“要熟识天条赞美，朝晚礼拜，感谢规矩，及所颁行诏谕”等等，没有一种仪式不是从基督教仿效而来的。即使所谓天条，也披上基督教的十条诫命的外衣。只是又在每条底下，附着一首极普通的七言四句韵语，或者可以叫它是诗：像第一条底下说：“皇天上帝是真神，朝夕礼拜自超升，天条十款当遵守，切莫鬼迷昧性真”。其余各条底下，都有这样相同的诗，这在形式上与基督教的赞美诗也有有借鉴之处，但在话语上洪秀全却把它中国化、通俗化了。虽然形式上如此，但在信仰的终极关怀上却与基督教风马牛不相及。此外，洪秀全也做所谓新遣诏圣书，旧遗诏圣书这类布道的表面文章，还把圣经编成三字经让幼童诵读，如“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人宰物，得光荣。”之类，但幌子毕竟是幌子，与真正的宗教信仰不可同日而语。
洪秀全的“基督教”毕竟是表面功夫，他骨子里还是两千年皇权专制的产物，在他攻占南京后，这个专制文化的糟粕暴露无遗。正因如此，那些真正基督徒，对洪秀全的“基督教”并不以为然，郝姆士的南京游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洪秀全不是一个诈骗者，也必是一个无智识的狂徒；从他的人，都是些危险分子。他的组织，无异于一群盗匪，拥戴他做盗匪的头儿罢了。”拿基督教说事，继承皇权专制的衣钵，干打家劫舍的勾当，这才是洪秀全“基督教”的真相。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洪秀全的“基督教”，看毛泽东发展、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背后难道就没有洪秀全的幽灵？
洪秀全装神弄鬼，毛泽东的自我造神，一个以基督教为幌子，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做外衣，其实骨子里就是一丘之貉。如果说洪秀全以圣库之名行“共产”之实，霸占社会财富还有点原创，那毛泽东以国家之名把持和垄断社会的所有资源，连一点创意都没有，不过是从洪秀全那里检来的垃圾，再给它披上了马列主义的外衣。就马克思主义而言，那些国际派的人士并不以为然，不也抨击毛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么？其实，毛泽东是线状书养育出来的，骨子里还是皇权专制、兵家权谋的崇拜者，对马列主义的水平，也不过是艾思奇《大众哲学》水平，与洪秀全从梁发的《劝世良言》学舌别无二致。要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洪秀全的“基督教”何尝不是中国化？要说中国特色，洪秀全的“基督教”丝毫不逊色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但这始终不过是幌子，挥不去的还是皇权专制阴影，所干的还是杀人越货的勾当。中国特色这面幌子被洪秀全、毛泽东发挥得淋漓尽致，早已声名狼藉；时至今日，仍有人看不明白这点，明明是腐朽一堆，还当成是精华一部，自以为得计，实则是贻笑大方。以中国特色之名，行一党专制之实，拒绝政治文明，抵制民主宪政，这出假戏还能真唱下去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