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指责国民党抓壮丁，其实共产党也抓，而且抓得更霸道，更蛮横。
国共第一次内战，在国民党三次围剿后，中共兵员不足，遂展开一波又一波的扩红运动，即抓壮丁，甚至下令突击。
当时中共的苏区已是以红军为核心的暴力集权社会，有自上到下，直到村庄的各级苏维埃政权，有共青团，赤卫军，少先队，贫农团，工会，女工农妇代表会等群众专政团体，并有权力极大的政治特务机关国家保卫局和工农检察会，对苏区行了严密的红色恐怖控制。因此中共扩红，以强大的政权力量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强迫农民参加红军，使农民无所逃遁。
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开始的扩红突击运动限定十二月底，全苏区要扩红二万五千人，中央派出突击队到各省各县去抓壮丁，抓到后各突击队还集中押送到各补充师团，"保障路上不逃亡"，而且连小孩，老弱也不放过，中共文件指示，"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机关工作，如伙夫、事务员、交通员等"。
当年，张闻天夫人刘英扩红扩不到足够的人数，毛就叫她 "三天找出反革命"，人们害怕，只好参军。另一个女干部回忆道，她所在区的军事部长蔡墩松被认为不积极征兵，毛叫她把蔡抓起来，押送到他那里。经过一天的拷问，蔡墩松"在毛泽东同志面前坦白交代了他们组织‘反共团'的罪行，供认他是反共团的团长，并把该反革命组织的全部成员名单都交出来了。"
随后是照例的群众大会，毛"在会上宣布了蔡墩松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蔡等被当众处死。会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按要求扩红百名，实际完成一百五十多名。"
在中共的突击下，几乎每家壮男都被迫参加红军，有农民被逼得投河自尽或自残，有青年女子怕当军属主动嫁四五十岁的老头子。
五
中共不但杀"阶级敌人"心狠手辣，杀起自己人来也毫不手软。中共的早期"革命史"中充满了这种残忍的内斗。
湘鄂西地区的中共领袖夏曦用尽酷刑，把另一领袖柳直荀（还是他的同窗好友）给活活打死，乱杀一万多人。夏曦在洪湖领导肃反，二军团原有兵员三万余人，至肃反结束时只剩下三千多，只剩下他自己加上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四个党员。一大批党的领袖，有的是根据地的开辟者，有的是军队创建人，如段德昌、许继慎、刘铁超、曾炳春、肖大鹏、周维炯、邝继勋、曾中生、王炳南、柳直荀、段锡朋......都被活活折磨死。许继填是被战马拖死的，当时子弹不够，为省下子弹打白军，有的死刑就用人摁着头垫尘石上用石块砸死。且不要说去行刑，就是看，又有几个人能看下去？！
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肃反时杀了一万多自己的战友。他还亲自坐堂刑讯逼供，施用的酷刑包括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站火砖，捆绑吊打等。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就是当时被活活打死的。徐向前后来才听说她死前受过酷刑，"打得不成样子"。但徐向前的反应也不近人情，听说老婆被捕受审查，竟是"不便打听"，后来到了延安事过境迁才质问当事人为甚么要杀他的老婆。
邓子恢、邓发控制的闽西根据地的肃反叫挖社会民主党人，当时闽西共辖三十个区委，挖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区委还勉强地维持着，杀死七千多人，整个党组织全摧垮。
在一九二八年在闽西发动多次暴动的中共党员传柏翠原是日本东京政治大学学生，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三零年他在闽西苏区肃反挨整，写信给闽西特委领导人邓子恢诉苦，信中提到，"我过去是一个做公开斗争工作的，杀人烧屋的勾当不知干了多少。"
更典型的是毛泽东一手导演的"消灭AB团"和"富田事变"。
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尽管毛已开始在中共党内斩露头角，但此时在江西进行军事割据的他仍必须接受来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即使在他控制下的江西苏区，他的个人权威也还未彻底巩固。
当时的江西苏区和红军内部，有着大量的江西本土干部，他们与以毛为代表的身居上层领导的外省人存在一定矛盾。1929年下半年开始，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因各种原因趋于尖锐化，毛在江西苏区刚刚建立的权威因此遭到了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专横的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于是，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已经取得的权力，为了做江西苏区的列宁，他巧借"消灭AB团"的名义，发动了一轮对党内政敌的血腥清洗。
历史上确有过一个叫"AB团"的反共组织。那是1926年11月8日，蒋介石率中路北伐军攻克江西省会南昌后，发现江西的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完全被共产党藉国共合作的名义控制住，当即指示国民党中央驻南昌的特派员段锡朋组织起一个反共组织，以图从共产党手中夺回省、市党部的控制权，这个组织就叫"AB团"。但早在1927年4月2日以后，这个"AB团"就自行解散，根本不存在了。
为了制造整肃政敌的理由，以毛为首的总前委把赣西南中共党组织的不同意见称为"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取消路线"，是"取消派与AB团结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赣西南地区展开了"红色五月运动"，破获了所谓的"AB团组织"。不久，运动很快扩展到江西省行委。
1930年10月14日，毛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要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并在随后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上强调要改造党的组织，要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到处都在大抓特抓"AB团"。到1930年底，"富田事变"发生之前，仅红一方面军中便已经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团"分子，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人在审讯结束后即被处决，很多人都是"苦打成招"。
1930年12月，原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和东固根据地的创建人李文林被定为"AB团"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任命李韶九和古柏为特派员，带领一连人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和当地的红20军进行肃反。二人大兴冤狱，在江西省行委和红20军中"清查"出了许多"AB团分子"，并处决了几十个"AB团总团长"。李韶九和古柏的行为引起了众怒，红20军官兵跟着147团政委刘敌包围了军部，并扣留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被关押的一百多人，此后又活捉了李韶九，古柏和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则趁夜色跑掉了。随后，红20军又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正是因为这句口号，事变的参与者们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仍不得翻身。这就是"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后，毛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的紧急会议，会议决议仍把"富田事变"的领导人称为"AB团"。1931年初，项英到了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党内地位在毛之上。项英对清查"AB团"的运动采取了降温的态度，主张慎重办案。但是，不久，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权，开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书记项英也在打击之列。因此，在"富田事变"问题上，王明站在了毛一边，将"富田事变"当做反革命事件。随后，中共中央把处理精神传达到了每个根据地，终于促成了各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和大屠杀。此时，重掌中央苏区大权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工作，并负责对"富田事变"参与者的处理。整个红一方面军中的清查"AB团"运动也出现了新的高潮，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红20军的指战员们他们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标、木棒处决时候（为了节省子弹，这是红军中通行的行刑办法）。
根据统计，肃反运动在短短二三年间处决了7万多被定为"AB团"的红军、2万多所谓"改组派"、62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毛的秘书李锐曾在"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说，从"富田事变"打击"AB团"开始，有10万共产党人死于自己人手上，而红军1934年开始长征时也不过只有30万人。
中共不仅烧杀土豪劣绅，国民党军官、官吏，杀党内的对手，也以烧光杀光政策来迫使农民民上梁山。十几万苏区农民跟著中共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就是迫于无奈，因为他们双手沾过"土豪"的鲜血。大陆出的《苏区肃反大纪实》记述夏曦在湘鄂西苏区第四次肃反将一批红军开除军籍，但这些红军苦苦哀求要不赶他们走，因为他们是"打土豪，分田地参加革命的贫苦农民，有家不能归，不跟共产党走只有死路一条。"
六
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专制独裁国家，百姓毫无人权，备受欺凌蹂躏，对此，绝大多数人今天都不会有异议。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不知道，其实早在1949年前，中共就已经反复进行过专制独裁的实验了，只不过不是全国性的政权，而是中共在其根据地建立的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其中最典型的早期例子就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瑞金成立的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据《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介绍，在莫斯科的指点下，擅长组织的周恩来把这个国中之国建成了一个斯大林模式的集权社会。每个村子都有几十个名称各异的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上地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户口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不一而足。人们从小就被组织起来，六岁参加儿童团，十五岁参加少先队，青壮年参加赤卫军。
周刚到瑞金时，感觉毛泽东打AB团等"肃反"方式大有问题。他说毛"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众中造成恐怖"。他实行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宣布"过去肃反完全错误"，AB团"都可自新自首不杀了"。
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大胆反对共产党统治，用周手下政保人员的话说，"发现反动标语"，"反革命企图抬头"，"大造谣言"，拒绝使用工农银行的纸票"。周恩来看出不杀人中共统治就有危机，几个月不到就改变政策，又开始"加紧肃反"，"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分子"。原红色江西领袖李文林就是在这时被杀的。
在这个国中之国，老百姓是金钱、粮食、劳役、士兵的源泉。为了打仗，为了维持政权，中共用各种名目榨取农民。其中之一是逼著农民买‘革命战争公债"。为此政府"号召"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簪"献"出来，终身积累的首饰银器也一步步被拿走。买了公债后是"退还公债运动"，把所购的公债无条件退还给政府。有的不怕事的人说："共产党发行公债，此国民党苛捐杂税还恶。"
粮食也是一样。虽说农民分了田，不必缴租，但得交公粮，还得"借"粮给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泽东发布训令，要农民"自己节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给红军"。但"借"出的从来没还过。 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共产党统治三年下来，乡村里十几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所剩无几。
妇女成了主要劳动力。依传统她们只干轻活，但现在大部分农活落在她们肩上，还要为红军做各种杂事，像挑担子、照顾伤员、洗衣补衣、无休止地做军鞋--布料还得自己负担。毛泽东年轻时就认为女子能跟男人干一样重的体力活，现在更是说："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计划之内。有的地方，老百姓连休息的日子也没有，代替假日的是开会。毛说："每人每月平均约有五个整天(许多次会合计起来)的开会生活，即是他们很好的休息时间。"
健康水准没有提高。红区里最好的医院原在汀州，是外国传教士办的，为一般老百姓看病。毛在那里住过，很喜欢它，回瑞金时就把它搬来了，变成为共产党服务的"中央医院"。毛本人很注重健康，旅行时总是自带茶碗。他搬去沙洲坝时，发现暍的水来自池塘的死水。为了有干净的水饮用，毛下令打了口井，村民们也都跟著沾光。后来这口井成了共产党宣传"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圣地，要人们记住毛泽东无意中施与的恩德。有了毛的开头，共产党机关兴起了打井热潮，没住共产党干部的村子无此福分。
毛通过斯诺向外界宣告，红色政权下的"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内达到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农村地区多少世纪来所取得的成绩"。事实上，从前的中学大多关了门，成为办公场所。
教育仅限于小学，名为"列宁学校"，教学生识字，达到看宣传品的程度。孩子们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还成立"耻笑队"，去羞辱那些不愿参加红军或当逃兵的人。十几岁的孩子有时也被鼓励向"阶级敌人"挥刀行刑。
一九三三年二月，毛泽东搞了一场制造"阶级敌人"的"查田运动"。由于按共产党的理论，只有地主富农才能被剥夺，毛要基层干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农"，逼他们交出"罚款"和"捐款"，把他们送進劳役队当苦力。毛的命令是："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要没收一个干净"，"使之担负无限制的义务劳动"。共产党统治已经几年了，地富早已被挖干净了，为了凑数，干部不得不乱整人。被整的全家"扫地出门"，住在关水牛的牛棚后。"牛棚"作为准监狱的代称就是这样来的。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词被广泛运用，尽管关人的地方已不再是真正的牛棚，而是教室，厕所、电影院等等。
毛的运动制造了数万苦役工，却挤不出多少钱和粮食。从当时的统计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个县中，只有两个县交出了"罚款"和"捐款"，离毛定下的任务目标天差地远。农民早已被榨干了。红军军官龚楚回忆起运动中的一桩见闻。一天他经过瑞金附近的龚坊，"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進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走進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凄凉与萧条，因为屋子里的家具部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著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著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進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
这时他们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宗。于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老太婆哭著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
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逼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了眼，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著磕头，流泪。
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但最终什么也没做。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他们。曾有个医生因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后，当我由闽西再回到瑞金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寡妇孤儿已流为乞丐了。"正是这一系列的悲剧，促使龚楚逃离红军。
这个国中之国就像监狱，每个村子都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得有路条。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想跑，"挪用"了两百四十六块七毛钱，买了张路条。逃亡没成功，在大会上示众後杀掉。据过来人说，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
自杀屡见不鲜，为后来毛统治的一大特征开了先河。自杀数量在共产党干部中也十分惊人，致使官方在报刊上公开谴责："自杀是革命队伍中最可耻的分子！"
毛的亲信杨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计逃跑了。他投向国民党，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诉他们，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
住在红区边缘的人逃跑的机会要多一些，有的基层干部也组织民众成批地逃，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几百人。中共于是把梢有疑点的干部调到跑不出去的红区中心地带。大多数人是在国民党進攻后起来反抗。
在红色政权最后的日子裏，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成村的人挥舞著大刀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对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办法是加强恐怖。在最极端的时候，日常往来都可能招致横祸。老人们回忆：有的县"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杀头"。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五十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七十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七十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毛死后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万八干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包括战死的和肃反被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