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学者认为国内「污染转移」源于1980年代，上海污染企业转移到苏南，苏南发展后，环境门槛提高，企业又相继至苏北与皖南落脚。因此，污染迁徙的主要路径包括「东污西移」─指东部的污染企业在招商引资的旗号下乘机涌入西部地区；「区内转移」─指同区域内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以及「城乡转移」─指各大城市都实行工业污染搬迁至农村。有鉴于此，中央虽然发出《关于禁止向西部转移污染的紧急通知》，但是地方官员为了短期政绩，出台各种「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的优惠政策，也让这些企业找到了「污染避难所」。
一个显著的例子，今年太湖蓝藻事件，让无锡市决定在两年内关闭规模以下的化工企业772家。消息传出后，从全国各地涌来大批招商引资团队，招引被关停的企业。对这些落后地区，高科技企业根本招揽不来，就是污染企业，也是抢来的。地方官员并非支持「先污染、再治理」，只是对「没有温饱，哪来环保」的无奈。但是在产业梯度转移的同时，污染也从高到低一级级地迁徙，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工业产值东迁，而工业污染西移。从国家环保局的调查报告，仅西部九个省区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地GDP的13%，相当于甘肃与青海两省 GDP总和。地方基层干部坦言，企业跨区域迁移是当前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点。但大陆学者也认为污染迁移是由不公平的环境政策所引起。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环境治理不平衡，地方政府招商，开出的条件很优惠，导致有些污染企业有恃无恐。甚至一些本该被当地淘汰的企业，却在其他城市拿到「年度经济建设贡献奖」，对他们而言，只要按期交税费，平时基本没有人管。
污染转移的问题涉及地区发展差距、企业担负成本过低、法律法规不足、事权不一与条块分割等问题。特别是环保工作遭遇地方保护主义干扰已成为各地环境执法面临的共性问题。如何让环保部门参与宏观经济决策，对环保实行全程控制，成为中国绿色 GDP发展的成效依据。再者，中国以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也没有效调整，继续维持「烧掉资源，换取GDP，留下污染」的发展型态。但「污染移转」过程中，却让经济落后地区重拾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据世界银行计算，目前中国每年GDP的8%～13%都在用来支付环境成本，未来基础资源枯竭与环境成本将制约中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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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央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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