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多年前，有一位“人士”曾对本刊一位编辑说，他因看不懂古文，所以对中国文化没有兴趣。他倒是一个老实人。但也是这个老实人，后来却对彻底批判、全面否定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十分起劲，甚至十分地坚定不移。这自然令该编辑纳闷了。因为这位朋友既然连明、清以下的古文都看不懂，又凭什么来彻底批判、全面否定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民族文化呢？
其实，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是十分普遍的。因为，1949年之后的几代中国人，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知识上，说是“零”，都已经“美化”了。因为，很多人简直就是“负数”，甚至包括那些所谓留了洋的博士和硕士们，和那些自称是“文艺社科”方面的专家学者大师们。特别是在文革当中读小学、上中学甚至也上了大学的那几拨……。因为我们只能接受马列邪教，却必须否定中国历史；只能接受马列糟粕，却要被迫诬蔑中华文化。这当然怪不得我们。因为，共产党批判、否定、焚烧我们民族文化，非但是史无前例；而且更用刺刀将一个敌国外族、甚至是我们世仇大敌的反动黑暗思想和残酷血腥文化拿来统治我们中国人，甚至压迫和蹂躏我们中华儿女。“解放”以来，为此送掉了宝贵生命、遭受了无穷迫害的中国人，可谓不计其数。
所以，我们今天要说传承、批判和发展我们的中华文化，首先第一要做的，就是要先做到“能够看得懂”中华文化。如果这一步做到了，我们的传承、批判和发展民族文化的使命，也就有了一个真正的开端。
让我们一起来努力。
一、文化之定义
文化Culture二字，最初见于易经贲卦：“观夫天文以察时变，观夫人文以化成天下。”什么是人文：贲卦又说：“文明以止，人文也。”王弼注：“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故文化的目的，在使世界由暴力跻于文明，即所谓“化成天下”。西人桑戴克广Lynn Thorndike教授着的“世界文化”即有下列的定义：“我们研究文化的人，除了人类自相残杀和灾害以外，更要注意人类建设的伟业，和那些已经成就的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实业和艺术，以及科学与思想，一言以蔽之曰文化。”故文化的定义，实包含一切人文。凡属人类创造的事物，无不在文化范畴之中。人类过去与现在之生活，以及未来之发展，无不受文化之支配。凡文化程度高者，其国家民族，率能永久生存于世界：而文化程度低者，往往为人所同化，所夷灭，此征之古今中外而无爽者。
二、中国文化之固定目标
中国文化，有一固定目标，即“博厚、高明、悠久”是也。中庸第二十六章：“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博厚，是向平面发展：高明，是向立体发展；皆属于空间。悠久，则为无限度之绵延，属于时间。
归结起来，就是“可大可久”。故《易经》系辞说：“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而如何能达到“可大可久：”则赖于继续不断的努力。故中庸说：“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其所以不息，是法天道。故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恒卦又说：“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天地是运行不殆，周而复始的：人类的文化，亦是相激相荡，日进无疆的。中国文化，本此以立极，故能长久发展，愈演愈大。虽进步有时迟缓，运行有时偏差，然与此固定目标，常常接近。
三、思想自由殊涂同归
中国向重思想自由，绝无排他排外之习，《易经》系辞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所谓殊涂百虑，是让各人自己去思索，去发挥，而不加以束缚，就象先秦诸子“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一样：所谓同归一致，是各种学说论辩之结果，终必发现真理，止于至善。就象“百家言学者，折衷于孔子”一样。郑樵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万国殊涂，必通诸夏。”也就是这个意思。孔子尝用“一以贯之”的方法，把各种学问思想贯穿起来以成其大。又用“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的态度，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样，不但不需排他排外，反而欢迎他人和外来的学说，以充实自己的内容。因此，中国在文化上，无论宗教学艺，很多都是由外面传进来的。中国的宗教，有佛教，有景教，有回教，有天主教，基督教皆自外方传入。相安无事。绝无所谓宗教战争，也无所谓国教；中国的学艺，有印度，有希腊，有欧美，亦有古代的西域，近代的东洋，都是任他自由流通，不加限制，这充分表明了中国的思想自由，毫无故步自封，入主出奴的坏习惯。而且“温故知新，”“日新又新，”日日在蜕化进步之中。
四、以中庸为立国精神
中国的名称，柳诣征的中国文化史谓始于禹贡“中邦锡土姓。”然“邦” “国”二字，义通字义，通字异究不可以史记作“国”而把禹贡改了。经传内中国二字运用，当以梓材篇的“皇天既付中民”的最早。梓材为今文，周公作。则中国一词，至迟周初已确立了。所以称为中国的原因，当涵三：
1、以地处中原而言──《诗经》民劳章：“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2、以文化高尚而言──左传隐公七年向休注“中国者，礼义之邦也。”
3、以民性中和而言──礼记中庸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其中尤以第3 项关系最为重大。凡是一个民族，必须有其特殊性格，譬如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德国的超人哲学，皆其著者。吾国自帝喾以来，即揭橥“中字以为立国之本”。史记五帝本纪：“帝喾溉（既）执中而偏天下。”其子帝尧，即以“允执厥中咨舜，舜亦以命禹。仲虺之诰，言建中于民。”蔡仲之命言“康济小民，率目中。”是后即以“中”字为列圣心传，训民首要，因以形成中国之民族性。什么叫“中”，中者不偏不倚，无太过不及之谓。孔子作易象传，言中者三十五卦，象传。言中者三十六卦。（见惠栋周易述）论语又说：“执具两端，用其中于民。”孟子亦说：“中也养不中。”中庸一篇，更是发挥尽致。数千年以来，我国国民，涵濡于中庸中道之中，因有此高尚文化之建立，其以中国命名，实当之而无愧。
五、以博爱为人类基础
“博爱”二字，一般人以为始于韩愈原道：“博爱之谓仁”，实际亦始于帝喾。贾子新书大政语上引帝喾曰：“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大于博利人。l 其见于经书，则以孝经为先。三才章曰：“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韩愈当然有所本，而非创获。数千年前，我先民已揭此二字以为人类德行之鹄的。厥后《论语》言“泛爱”墨子言“兼爱”皆源于此。其实孔子所言泛爱、博爱，亦近兼爱。庄子天道篇引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不过墨子 “爱无差等，”而孔子则“泛爱众，而亲仁。”有由近及远，由亲及疏之不同。博爱的表现就是“仁”字。故孔子以“仁”为最高境界。
到了危难的时候，就牺牲自己，来救人类社会，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再加一 “义”字，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到了“生”与“义”不可得兼的时候，就“舍生取义。”中国二千年以来，完全受孔孟学说之支配，志士仁人以血的事实，来发扬博爱的精神，真是史不绝书。所以中国的民族文化，是基础于仁爱，而非基础于仇恨；是表现于礼让，而非表现于斗争。其待人也，“犯而不校”·“不念旧恶”甚且“以德报怨”（见《礼记》表记及老子《道德经》） “唾面自干”（伏胜尚书大传引太公曰：“骂女毋叹，睡女毋干。”这种宽弘伟大的器度，决非一朝一夕所能涵养得来，完全是五千年优美文化孕育而成的。
六、伦理组织
中国的社会组织，以伦理为其主干，所谓伦理，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君臣就是长官与部下，元首与国民，属于国族的组织，父子、兄弟、夫妇，属于家族的组织；朋友，属于社会的组织。普通把朋友当成一种称谓，其实朋是朋，友是友，朋是多数，友是少数，郑玄说：“同师曰朋，同志曰友。”尚未完全解释清楚。《说文》：“凤，古文作朋，象形。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为朋党字。”《易经》：“或锡之十朋之龟。”《诗经》：“锡我百朋。”皆以朋为多数。由今言之：凡是团体会员、党员、同学、教友等等，皆当称为朋。友则一个人亦可称。因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皆是对称的：故朋友亦是对称。五伦的组织，自国家以至团体个人，皆包括在内，细胞非常健全，组织非常严密。不啻将七亿同胞，变成一个整体。历经考验，颠扑不破。五伦之间，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为其基准。
孟子更分析的说：“父子有亲，臣君有义，夫妇有别，长幼（兄弟）有序，朋友有信。”《大学》亦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皆教人以维系五伦的方法。其中家族制度，尤为完密。自周代宗法社会以至现在，族必有祠，家必有谱，继之以各姓宗亲会，敦亲睦族，教孝教友，国内同胞，国外华侨，受了祖国伦常教育与习惯的影响，故对父母能尽孝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因以形成敬老尊贤之风。这种美德，应该保持而勿失的。
七、政治思想
中国政治，向主“天下为公”，政权属于国民全体。尚书咸有一德篇：“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五子之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政治目的，第一要造就良好的国民，第二要有良好的家庭。积众家而为国，积众国而为天下，道理是一贯的。故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不是生下来就好的，一定要“修”，故《大学》曰：“目天下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要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做起，即是说：每个国民要有实在的知识，真诚的意志，平正的心思，然后算是一个良好的公民。由好公民组成的家，自然是基础稳固，但仍须注重教育，对未成人施以管教。《大学》所谓“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这就叫做“齐”，家家户户，既整齐了，然后才谈治国；国治了，然后才谈平天下。这是一套非常完整的政治哲学。其源出于《书经》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按“明俊德’即大学的“明明德”，“亲九族”即“齐家”，“平章百姓”即“治国”，“协和万邦’，即“平天下’。自尧舜以来，即悬此为政治理想，至孔子而分三纲领，八条目，内容益加充实，
这才是中国文化的结晶。
八、世界观念
中国对于世界，向以和平共存为依归。女娲繇辞，即有“平均土地，和合万国’之语。孔子揭大同
之义，主张天下一家。《礼记》礼运篇：“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而后能知之。”这就是说：要达到天下一家，不是容易得来的；必须明了他的好处，洞澈他的坏处，有了经验，才能觉悟到。宋人吕大均的天下一家赋（见宋文监），说得更为透澈。能做到天下一家，就是世界大同，那时，无彼疆我界，无敌国外患，真如吕大均所说：“外无异人，旁无四邻，无盗贼可御，无闾里里可亲。”“四海皆兄弟”、“天涯若比邻”。是多么的美满快乐啊！
然而这种伟大崇高的理想，需要冗长的时间才能达到，也许永远不易办到。故我国的先圣昔贤，又提出了国际间和平共存的方法。则中庸所说：“柔远人，怀诸侯。”“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这种平等互惠，讲信修睦的作法，可以维持国际间的和平。万一失去均势，形成大小强弱之不同，则孟子又提出“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事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的大道理，来消除争端。这就是中国的王道作风，与霸道完全不同。王道尚“德”，霸道尚“力”，要保障世界和平，自然是王道好。
九、科学思想
中国的科学思想，见于《周易》、《尚书》。《易经》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原理），形而下者谓之器（机器），化而裁之谓之变（研究进步），推而行之谓之通（造成科学风气），举而错之天下谓之事业（发展生产事业）”。又说：“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科学的目的，是作和平用途，造福人类，故大禹谟说：“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利用厚生之前。必加“正德”，就是说科学发明之前，要以纯正的道德为归，不要制造专门害人的器物。科学发明以后，要用来改善人类的生活，专作和平用途，这种理论，到今日仍然适用。可惜历代帝王把他误解了！认为非正德利用，即是“奇器淫巧，”禁止发明与制造：例如墨子《节用》篇说：“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圣王弗为。”甚且语为“有机事必有机心”（庄子），不肯去研究发达，将“工”列入四民第三类，称之为“末”。这亦是农业社会必然之现象，到了汉朝“重农抑末”，而更加厉害，科学之不发达，自有其主因。恰巧冬官司空之书先亡，大学格物之章又亡，致使科学知识与实务，两无所考。然一般生活必需品之发明，仍较其他各国为早为优，如蚕丝、指南针、造纸、瓷器、印刷术、火药等等，固人所习知。
即如煤之燃烧，见汉书地理志，而马哥孛罗以西历一二七五年来中国，方知煤可燃，是西人在十三世纪，尚不知用煤。石油之用，近代始有。而五代及宋已有猛火油，用之于西北边防（见宋裨类钞及石雅）吾人读天工开物一书，可知中国器用制作之精。固不可以近代西人物质文明之盛，而望洋兴叹。直起直追，迎头赶上，是在健者。
十、中国文化之复兴
欧洲自文艺复兴，而实验哲学抬头，而产业革命以起，科学蔚成风气，制作日新月异，已由蒸汽变为电气，由电气变为原子能，行且征服太空，上穷碧落。但物质文明愈发达，而精神文明愈堕落，举凡宗教、伦理、哲学、礼法已不能范围人之身心：换句话说：就是“理不能胜欲’，许多人只图物质享受，穷耳目声色之好，自私自利，不知道德为何物。共产党徒，乃更尽量毁灭人性，提倡兽性，以诡辩斗争为能，以破坏伦常，消灭固有文化为得志，人类祸患，将不知纪极。挽救之法惟有发扬中国文化，注重伦理道德，谋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平衡发展。而中国文化之不适合时代者，亦应推陈出新，化腐朽为神奇，并吸收外来高尚文化，以补我之不足。如此中西文化合流，会产生新文化，新世界，实现真正大同。使人类臻于尽善尽美之域。孟子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真），充实之谓美。”文化复兴，决非文化复古，尚当于善、信（真）美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