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11-14 14:09:31作者：记者冯静报导
一位贫穷的中国青年米占涛（Mi Zhantao，音译）自几年前一次高烧后，变得忧郁且喜怒无常。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对他施行脑部手术。全家耗费毕生积蓄的手术却没有为他带来任何改善，只留下右臂瘫痪和说话含糊不清的症状，母亲极为懊悔。华尔街日报报导称，中国对精神病人施行脑部手术十分普遍，使外国医生极为震惊。西方一向对手术治疗精神病存有争议，并把它列在精神病治疗方法的“黑名单”上，一旦使用，需要由一个精神病医生、神经学家、伦理学家、外科医生和一名外行人组成的委员会批准和监视下执行，而在中国仅凭医生诊断就可以对患者进行精神病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精神病
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导，在中国东部一个省会的郊外，25岁的贫穷青年米占涛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一直在努力克服忧郁和社交困难的毛病。医生说他患有精神分裂症，建议他进行脑部手术。
在南京解放军第454医院进行的这个手术，耗费米先生家大约4800美元，相当于他们四年的收入，超过一家人的毕生积蓄。可是米先生的父母说，手术并未改善儿子的任何状况，却给他留下右臂部份瘫痪和发音不清楚的后遗症。米先生的母亲、50岁的孔玲霞（Kong Lingxia，音译）说，她有生之年都会后悔她的决定。她说：“我感到很愤怒”。“但我真正气恨自己，如何能让这种事发生?”
负责手术的外科王医生告诉米先生，自从2004年医院开始提供这项服务，他进行了将近1000例这样的手术，主要是精神分裂症，还有包括从忧郁症到癫痫症的其它疾病。
米先生的父母在2004年夏天第一次注意到21岁的儿子有问题。他在发了几天高烧后，睡眠不好经常感到恶心。他的母亲说，他变得忧郁且喜怒无常，之后儿子辞去工作。一些医生说，这个年轻人精神有点问题，但不明显。
一年后，孔在得知解放军第454医院提供的新脑部手术能治愈精神病后，于2005年10月全家来到南京。10月10日医生第一次为米先生看病，即要求付款。一位医生递给她诊断报告，她儿子的症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要求她签字。米先生的父母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病。报告还提到他们的儿子“殴打和诅咒”家庭成员，“毁坏东西”，并有幻觉。
孔女士表示她当时甚至没有读报告，但应医生的要求签了“情况属实”。孔女士现在说，起草报告的医生草率完成这个手续，实际她或她的丈夫都未抱怨过儿子曾殴打他们或打破家里的东西。
在孔女士签署文件后不久，护士把她的儿子放在推车上并捆住他。她说，她以为护士带他做一些测试。孔女士抱怨说：“在任何操作之前，至少他们应该让他住几天医院。我们尚未准备好让孩子做脑部手术”。
米先生在手术后呕吐，两个耳朵流血，五天内他不断失去知觉，当完全恢复知觉后，他的右臂瘫痪，讲话含糊不清。
孔女士说，在手术后几个月，2006年2月的中国新年期间，她发现儿子站在他们六层楼的公寓阳台上俯视下面的街道。她说米先生脖子上绕着电缆绳，之后儿子告诉她，他想自杀。这位母亲说：“他以前不像这样”，“以前他不爱说话。可现在他说话没人能理解。”
精神病脑部手术在国际医学界尚存争议
当一些外国医生得知治疗米先生的王医生所做的脑部手术的次数及设法治疗的病症时，都十分震惊。美国立体定向和功能性神经外科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Stereotactic and Functional Neurosurgery）主席迈克尔·休尔德（Michael Schulder）表示：“这完全不可想像。即便完成10例，都会引起高度争议，[更不用说1000例了]”。这样的手术涉及定位及在大脑中针对具体目标的手术，目前在全球都还存在争议。
至少从30年代起，当医生开始施行脑叶手术、切除或改变部份大脑，对精神错乱的病人施行脑部手术就一直存在着争议。这种做法最后被列入“值得怀疑的精神病手术”的黑名单上。今天不同的是，对提倡这项手术的人称，目前脑部区域能够得到更精确的定位，是的该手术在技术上有所突破。
华尔街日报报导说，外科脑部手术可解决的问题包括从肿瘤到动作紊乱的病症，但在主流医学中，譬如对米先生的手术，被称为分离手术（ablative surgery），是治疗精神病最后的办法，需要谨慎又谨慎，在美国任何地方都不为精神分裂症做手术。目前尚不知世界上已经执行的心理外科手术的总数，但据麻省综合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立体定向和功能神经外科主任艾斯堪达（Emad N. Eskandar）估计，美国和英国每年只有不到25名患者做这样的手术。
艾斯堪达医生表示，该医院的医生每年为精神病执行6到12例分离手术，但只在严格的扫瞄放映之后进行的。手术旨在缓和通常难以处理的忧郁或强迫性神经紊乱症状，而且患者必须在符合手术要求并明确同意下进行手术的，通常需要至少一年的批准时间，必须由一个包括精神病医生、神经学家、伦理学家、外科医生和一名外行人组成的委员会的监视下执行手术的。
分离手术在中国普遍存在
报导说，这个在第454医院进行的不可挽回的脑部手术在中国比比皆是，而这些手术在发达国家是被列入精神病治疗方法“黑名单”中的。位于长沙的湖南脑科医院和广州空军医院的职员们说，他们每年为精神病做100例或更多的脑部手术。
中国有许多其它医院也在做类似的脑部手术治疗精神病。根据宝鸡市第三解放军医院的一位医生说，这样的手术他们做了800多例。在沈阳的第463解放军医院说，自从2001年以来，他们做了2000多例这样的手术。
王医生的另一位病人邓建（Deng Jian，音译）在20岁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004年进行了手术。42岁的邓女士在手术期间经历了脑出血，现在她的右腿安了支架，右臂僵硬残废。她无法控制地流口水，不时的需要吐到桶里。王说，她的问题是手术期间“并发症”的结果，极少发生。
她的父亲邓军（Deng Jun，音译）回忆邓女士曾经独自骑自行车到在南京家附近的中山陵。她的母亲说，手术前“她的大脑有问题，但能照顾自己。可是手术后，她无法做任何事情，不能扭毛巾或穿衣服。”
邓家到南京白下区法院起诉了这个医院，索求约7.6万美元的赔偿，包括手术费、护理费及对邓女士的伤害。根据家庭提供的法院文件拷贝，今年5月，法院裁决支持邓的家庭，授予他们约4.9万美元的赔偿。
中国医疗系统弊端多多
报导指出，这是由于中国的医疗系统弊端太多所致，其中包括中国医疗产业化后，医生为了追逐利益而做出散失医德的事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贝克丹（Henk Bekedam）的报告，医生收入的几乎90%是来自他们自己招徕生意的奖金。
44 岁的王医生1987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之后加入空军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他告诉华尔街日报记者说，他在解放军医院的薪金大约每月670美元，他称在解放军医院他没有依赖招徕生意得到奖金，也没有做更多手术得到更多的报酬。不过王医生说，他为了赚得更多，频繁地旅行到附近省份的其它医院做手术。
王说，第454医院大约有600名雇员，一年收入差不多1200万美元，大约有100万美元来自手术。医院积极宣传，打印小册子炫耀成功的故事，并设立热线以便人们得到信息。
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孙伯民（Sun Bomin，音译）说：“中国现在的一些军事医院，他们只是以利润为中心”。大多数中国医院由卫生部负责管理，但一些是由解放军监督，它们是军队的遗留物，那些医院现在对公众开放。
过去，政府为医院提供全部基本运作资金，但北京80年代开始医疗保健私有化后，医院系统的这个经济安全网络被逐渐取消，许多个体和数千所境况不佳的国立医院必须自己酬金。
中国国防部办公室的一位女发言人说，解放军卫生部门同意做“彻底的调查”，以回应华尔街日报有关手术的书面问题，但称调查进行中拒绝评论。北京卫生部也没有对手术的书面问题做出反应。
王医生说，政府调查员10月中旬来到他的医院，询问他做的手术。在10月26日，孔女士在华尔街日报的电话采访中说，地方官员拜访她，并问她为什么允许外国记者进入她的家。
手术治疗精神病
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导，在中国东部一个省会的郊外，25岁的贫穷青年米占涛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一直在努力克服忧郁和社交困难的毛病。医生说他患有精神分裂症，建议他进行脑部手术。
在南京解放军第454医院进行的这个手术，耗费米先生家大约4800美元，相当于他们四年的收入，超过一家人的毕生积蓄。可是米先生的父母说，手术并未改善儿子的任何状况，却给他留下右臂部份瘫痪和发音不清楚的后遗症。米先生的母亲、50岁的孔玲霞（Kong Lingxia，音译）说，她有生之年都会后悔她的决定。她说：“我感到很愤怒”。“但我真正气恨自己，如何能让这种事发生?”
负责手术的外科王医生告诉米先生，自从2004年医院开始提供这项服务，他进行了将近1000例这样的手术，主要是精神分裂症，还有包括从忧郁症到癫痫症的其它疾病。
米先生的父母在2004年夏天第一次注意到21岁的儿子有问题。他在发了几天高烧后，睡眠不好经常感到恶心。他的母亲说，他变得忧郁且喜怒无常，之后儿子辞去工作。一些医生说，这个年轻人精神有点问题，但不明显。
一年后，孔在得知解放军第454医院提供的新脑部手术能治愈精神病后，于2005年10月全家来到南京。10月10日医生第一次为米先生看病，即要求付款。一位医生递给她诊断报告，她儿子的症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要求她签字。米先生的父母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病。报告还提到他们的儿子“殴打和诅咒”家庭成员，“毁坏东西”，并有幻觉。
孔女士表示她当时甚至没有读报告，但应医生的要求签了“情况属实”。孔女士现在说，起草报告的医生草率完成这个手续，实际她或她的丈夫都未抱怨过儿子曾殴打他们或打破家里的东西。
在孔女士签署文件后不久，护士把她的儿子放在推车上并捆住他。她说，她以为护士带他做一些测试。孔女士抱怨说：“在任何操作之前，至少他们应该让他住几天医院。我们尚未准备好让孩子做脑部手术”。
米先生在手术后呕吐，两个耳朵流血，五天内他不断失去知觉，当完全恢复知觉后，他的右臂瘫痪，讲话含糊不清。
孔女士说，在手术后几个月，2006年2月的中国新年期间，她发现儿子站在他们六层楼的公寓阳台上俯视下面的街道。她说米先生脖子上绕着电缆绳，之后儿子告诉她，他想自杀。这位母亲说：“他以前不像这样”，“以前他不爱说话。可现在他说话没人能理解。”
精神病脑部手术在国际医学界尚存争议
当一些外国医生得知治疗米先生的王医生所做的脑部手术的次数及设法治疗的病症时，都十分震惊。美国立体定向和功能性神经外科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Stereotactic and Functional Neurosurgery）主席迈克尔·休尔德（Michael Schulder）表示：“这完全不可想像。即便完成10例，都会引起高度争议，[更不用说1000例了]”。这样的手术涉及定位及在大脑中针对具体目标的手术，目前在全球都还存在争议。
至少从30年代起，当医生开始施行脑叶手术、切除或改变部份大脑，对精神错乱的病人施行脑部手术就一直存在着争议。这种做法最后被列入“值得怀疑的精神病手术”的黑名单上。今天不同的是，对提倡这项手术的人称，目前脑部区域能够得到更精确的定位，是的该手术在技术上有所突破。
华尔街日报报导说，外科脑部手术可解决的问题包括从肿瘤到动作紊乱的病症，但在主流医学中，譬如对米先生的手术，被称为分离手术（ablative surgery），是治疗精神病最后的办法，需要谨慎又谨慎，在美国任何地方都不为精神分裂症做手术。目前尚不知世界上已经执行的心理外科手术的总数，但据麻省综合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立体定向和功能神经外科主任艾斯堪达（Emad N. Eskandar）估计，美国和英国每年只有不到25名患者做这样的手术。
艾斯堪达医生表示，该医院的医生每年为精神病执行6到12例分离手术，但只在严格的扫瞄放映之后进行的。手术旨在缓和通常难以处理的忧郁或强迫性神经紊乱症状，而且患者必须在符合手术要求并明确同意下进行手术的，通常需要至少一年的批准时间，必须由一个包括精神病医生、神经学家、伦理学家、外科医生和一名外行人组成的委员会的监视下执行手术的。
分离手术在中国普遍存在
报导说，这个在第454医院进行的不可挽回的脑部手术在中国比比皆是，而这些手术在发达国家是被列入精神病治疗方法“黑名单”中的。位于长沙的湖南脑科医院和广州空军医院的职员们说，他们每年为精神病做100例或更多的脑部手术。
中国有许多其它医院也在做类似的脑部手术治疗精神病。根据宝鸡市第三解放军医院的一位医生说，这样的手术他们做了800多例。在沈阳的第463解放军医院说，自从2001年以来，他们做了2000多例这样的手术。
王医生的另一位病人邓建（Deng Jian，音译）在20岁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004年进行了手术。42岁的邓女士在手术期间经历了脑出血，现在她的右腿安了支架，右臂僵硬残废。她无法控制地流口水，不时的需要吐到桶里。王说，她的问题是手术期间“并发症”的结果，极少发生。
她的父亲邓军（Deng Jun，音译）回忆邓女士曾经独自骑自行车到在南京家附近的中山陵。她的母亲说，手术前“她的大脑有问题，但能照顾自己。可是手术后，她无法做任何事情，不能扭毛巾或穿衣服。”
邓家到南京白下区法院起诉了这个医院，索求约7.6万美元的赔偿，包括手术费、护理费及对邓女士的伤害。根据家庭提供的法院文件拷贝，今年5月，法院裁决支持邓的家庭，授予他们约4.9万美元的赔偿。
中国医疗系统弊端多多
报导指出，这是由于中国的医疗系统弊端太多所致，其中包括中国医疗产业化后，医生为了追逐利益而做出散失医德的事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贝克丹（Henk Bekedam）的报告，医生收入的几乎90%是来自他们自己招徕生意的奖金。
44 岁的王医生1987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之后加入空军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他告诉华尔街日报记者说，他在解放军医院的薪金大约每月670美元，他称在解放军医院他没有依赖招徕生意得到奖金，也没有做更多手术得到更多的报酬。不过王医生说，他为了赚得更多，频繁地旅行到附近省份的其它医院做手术。
王说，第454医院大约有600名雇员，一年收入差不多1200万美元，大约有100万美元来自手术。医院积极宣传，打印小册子炫耀成功的故事，并设立热线以便人们得到信息。
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孙伯民（Sun Bomin，音译）说：“中国现在的一些军事医院，他们只是以利润为中心”。大多数中国医院由卫生部负责管理，但一些是由解放军监督，它们是军队的遗留物，那些医院现在对公众开放。
过去，政府为医院提供全部基本运作资金，但北京80年代开始医疗保健私有化后，医院系统的这个经济安全网络被逐渐取消，许多个体和数千所境况不佳的国立医院必须自己酬金。
中国国防部办公室的一位女发言人说，解放军卫生部门同意做“彻底的调查”，以回应华尔街日报有关手术的书面问题，但称调查进行中拒绝评论。北京卫生部也没有对手术的书面问题做出反应。
王医生说，政府调查员10月中旬来到他的医院，询问他做的手术。在10月26日，孔女士在华尔街日报的电话采访中说，地方官员拜访她，并问她为什么允许外国记者进入她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