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四万字的公开信中，汪兆钧谈及中国社会存在的“众多的炸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国企改制及社会不公；政府的封锁和媒体职能的失缺；台湾问题与大陆政改；中国政治改革的对策等方方面面。
汪兆钧认为，政治改革势在必行。他呼吁胡温当局实行政治改革，开放言论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欢迎海外民运人士回国，共建民主中国。“希望出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出现中国的叶利辛！”
呼吁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汪兆钧在公开信中指出，“信仰自由，是当今世界的普遍共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国宪法均有规定。但是“六四”以后，邓小平的继任者为了继续一党独裁的统治，对于任何非共产党系统的组织都列为“不稳定因素”，要“消灭在萌芽中”，即把“法轮功”一个群众炼功组织作为目标，杀鸡儆猴。人家不服，要 “说清楚”，更是大不敬，施以种种迫害。”
公开信指出：“这显然不是针对“法轮功”，而是对全国人民的镇压！所以应当立即对“法轮功”停止镇压。对受害人给予国家赔偿。”
“当今最迫切的是：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汪兆钧建议当局“可派出代表，与“法轮功”谈判，对当时决定镇压的决策者追究刑事责任。本人只是建议，而建议的目的：使对“法轮功”的镇压尽快得以停止，使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尽快得以推进。”
希望出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
汪兆钧还指出，现今中国社会失缺的是人权和公民社会的人权意识，正因此，山西“黑砖窑事件”才得以发生。中国政府失缺的是人民对它的支持、监督，社会对它制衡的力量，因此它缺少内在的机能，它懒惰、腐朽、表面文章！
他说：“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已近60年，无论它摆出多大的成绩，无论它怎样论证自己的正确，无论它封住所有人的嘴，用掌握的宣传机器对自己大唱赞歌，以及它变着方给老百姓多少美妙的承诺，但是中国社会对抗性的矛盾已普遍发生，而且越来越烈。中国不安定，更不和谐！”
他还说：当前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政权是不代表中国人民的。在这个制度和政权下产生的领导人如果还能够生存，却不带领他的人民进行制度改革，那是这个国家太大的不幸。
汪兆钧呼吁胡温当局实行政治改革，建立全社会的对话机制，开放言论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欢迎海外民运人士回国，共建民主中国。 他说：“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这是当今中国的必由之路！谁为此做出了贡献，谁就是中华民族的功臣！反之，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60岁的汪兆钧最后表示：这是一个创造伟大人物的历史时刻，“希望出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出现中国的叶利辛！”
个人简历
汪兆钧在公开信中用相当篇幅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他出身在一个普通知识家庭，父母早故，5岁到北京，寄人篱下。长大后，经历过文革，参过军，当过中学教师，最后自己搞企业。汪兆钧特别详细讲述了文革中的种种经历及觉醒，他说，这实在是一部现代版中国人的《一个人的遭遇》。
汪兆钧坦承，他就中国当前的重大问题拿出了自己的意见，直接跟两位最高领袖对话。这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简直是大不敬！而且他提出的改革措施，将得罪一大批高官显贵。
他说，按照中国搞政治的人的习惯，对他将会“查三辈”，他身上的任何一块斑疤都会放大，被涂鸦丑化，被妖魔化，以备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最后消灭！这在中国屡见不鲜！ 为了省去这些人的调查时间，所以他把自己的一切公示于众。
据新华社网上资料介绍，汪兆钧于1982年从北京电力学院毕业后，1983年下海在安徽创建兆钧食品厂，生产面包。之后又创建兆钧轻工业研究所，研制生产乳酸奶和兆钧可乐等产品，并研制了中国第一台“万能塑料吹瓶机”，远销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1988年，兆钧可乐获得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金奖。之后，兆钧轻工业研究所发展成安徽国宝集团公司，董事长汪兆钧被选为安徽省政协常委，并在2002年被全国工商联评为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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