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镜出版社的支持下，由大陆作者华梁兴撰写的报告文学《我们向谁控诉》历经磨难，终于突破封锁得以出版（明镜出版社网址：www.mirrorbooks.com）。（图为《我们向谁控诉》封面）
这本书是中国当今维权运动的典范，是上访文化的缩影。一方面，它真实地讴歌了勤劳、善良的水上人民与木帆船相依为命的坎坷命运，细腻地描述他们靠背纤、撑篙、摇橹、日夜跑运输，象蚂蚁筑巢一样创造财富的艰难历程——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木帆船变成了钢板船、机械化代替了背纤、摇橹，公司积累了数千万元的资产。另一方面，解剖了集体资产流失的真正原因，深刻地揭露了官权相结合的利益团体不顾几千职工的强烈反对，打着“改革”的旗号，披著合法的外衣，对几代船民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进行大规模寻租活动，从而使“股份制改造”变成了掌权人的“免费盛宴”。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具有中国特色的“上访文化”也是如此。一直关注我国宏观改革走向的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二00六年四月在《改革内参》第十一期撰文称：自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全国上访总数量为两万起左右，到了二 00五年，全国的上访量跃升到三千万件左右，增加了一千五百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表明：中国的“上访文化”已经形成，以北京“上访村” 最为典型，调查报告不得不承认：“上访文化”凸显了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一种制度性缺憾。
华梁兴的这部精心结撰之作集中描述了弱势群体产生的历史背景，从中国制度的局限性剖析了当代中国民众维权的艰难与无奈，用不可雄辩的事实戳穿了地方官权“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口号的虚伪性。以湖北钟祥航运公司“维权五状士”为代表的职工代表上访吃尽千般苦，维权踏破万重山，他们历时五年奔走呼号，一直上访到北京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但是，都在一级一级地批示、调查、属地化处理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创造的文明被毁坏，积累的财富被瓜分、吞噬了，他们发出内心的呐喊：“胡主席、温总理，我们向谁控诉？”
这本书用大量篇幅真实、客观、详尽地记录了政府行为干预经济政策所造成的严重恶果，特别是毛泽东时代以主旨消灭私有财产的“工业合作化”、“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等等运动，对中国工人、农民的伤害之深远，影响之广泛。因此，作者在这本书提出了一个沉重的话题：过去，为什么要强迫个体船民们走集体化的道路？为什么在折腾与徘徊了半个世纪后又将集体经济变成了“股份制”经济？为什么要转三百六十度的大弯之后又回到原来的起点？是谁在跟中国人开玩笑？
《我们向谁控诉》出版之际，正赶上《物权法》出台之时，《物权法》就是要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是，最先拥有木帆船的船民们现在都已变成了“无产阶级”，而自称是“无产阶级”的权贵阶层掏取了第一桶金后摇身一变，都变成了“有产阶级”。那么，《物权法》将会是保护谁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