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10-05 23:05:07作者：曾节明
——兼论中国如何抓住即将来临的民主化契机
纲要：
一，由“八一九”事件谈起：顺应了历史进步潮流就一定能够成功吗？历史重大事件需要重新认识和比较；
二，新思维看“八一九”事件：决定进步机遇得失的两种主要力量；
三，新思维看“九一三”事件：毛时代中国“隐性力量”的严重缺失；
四，新思维看“六四”事件：关键时刻促成进步的“显性力量缺失”；
五，归纳：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顺应历史进步潮流为什么不是成功的保证。
六，再看戈尔巴乔夫的伟大；
七，中国当前两种力量的现状以及民运的最佳对策
一
前苏联“八一九”事件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八一九”事件直接造成了前苏联的解体，自此长达七十年的共产专制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被画上了句号，从此人类共产余孽苟延残喘、垂死挣扎、败局已定。“八一九”事件的正义的意义与“十月革命”的邪恶意义一样深远，它是道德对“十月革命”的庄严否定，它是正义对“十月革命”的死刑宣判。
“八一九”事件过去整整有十六年了，但是至今仍在共产暴政中煎熬的中国人对这一事件却缺少深刻的反思：即使是异议人士，不少人认为“八一九”事件之所以得到一个理想的结果，是因为亚纳耶夫政变集团反历史进步潮流而动，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开明派、以叶利钦为首的变革派，则顺应了历史进步潮流。这种泛泛的认识用来启蒙小学生当然够用，但作为一种反思就太过粗浅，因为这是一种用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回避历史事件中敏感部份和难点的“反思”，它不仅掩盖“反思” 者的无能和懒惰，也常常误导后人。
顺应了历史进步潮流就一定能够成功吗？从长远来看也许是的，但就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来看却未必。在共产中国的“九一三”事件和“六四”事件中，顺应历史潮流的一方都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这就证明了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顺应历史进步潮流并不是成功的保证。
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顺应历史进步潮流为什么不是成功的保障？我试以前苏联的“八一九”事件和中共国的“九一三”事件、“六四”事件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比较，以求说明这个问题，并且看看蕴含其中的、影响了这些个重大事件结局的因素，还有哪些尚未被人们发掘重视。另外，鉴于“九一三”事件、“六四”事件对中国走向影响同样深远，深入比较前苏联“八一九”事件和中共国的“九一三”事件、“六四”事件，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认识苏联得以和平演变的原因，也能够为精英人士更妥当地推动中国转型、抓住下一次机遇提供经验指南。
二
先看“八一九事件”。
1991年八月十八日，由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络夫、国防部长亚左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控制了莫斯科的要害部门，软禁了正在黑海海滨福罗斯休假的戈尔巴乔夫，八月十九日凌晨，政变分子通过塔斯社播发命令，谎称正在黑海休假的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病不能履行职务，由亚纳耶夫接任总统；随即，亚纳耶夫等人又宣布在莫斯科及苏联部份地区实行戒严，一切权力归“紧急状态委员会”；同时，政变集团派出特种部队去逮捕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叶利钦当时正在俄罗斯联邦官邸“白宫”，出乎亚纳耶夫等人意料的是，叶利钦面对前来捉拿他的部队，毫无畏惧，挺身走出白宫向部队发表训话，谴责政变是 “倒退的”、“反宪法”的，他又爬上一辆坦克发表演讲，就是那篇即兴演讲中有著名那段：“你们可以用刺刀撑起王冠，但你们不能长久…”，在叶利钦极富胆魄的感召下，特种部队倒戈了，消息传出，莫斯科大批民众涌上街头，抗议“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倒退政变，受命开进莫斯科镇压民众的戒严部队拒绝执行向抗议人群开枪的命令，宵禁瓦解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涌上街头抗议…...亚纳耶夫等人见大势已去，慌忙派人到黑海向戈尔巴乔夫认错、乞求宽恕，戈尔巴乔夫恢复自由后，于八月二十二日飞抵莫斯科，展开清算行动，“紧急状态委员会”除戈普自杀外，全部锒铛入狱，复辟共产专制的倒退政变彻底的失败了。
前苏联的“八一九”倒退政变，从举事到失败仅仅三天时间，表面上看，是叶利钦站在政变部队坦克上演说的英勇魄力挫败了政变分子，从深层次看，这同样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的功效。
“八一九”事件发生之前，戈尔巴乔夫领导苏联进行了五年的“新思维”改革。由“公开化”运动开始，持续五年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使前苏联各民族受到一次比赫鲁晓夫时代更为广泛和透彻的启蒙，自由民主理念已深入人心，以至于亚纳耶夫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的政变，不仅受到前苏联民众的广泛抗议，也遭到体制内的强烈抵制，受令去抓捕叶利钦的克格勃反恐精锐部队“阿尔法”拒绝从命、执行戒严任务的莫斯科卫戍部队拒绝服从向示威民众开枪的命令、前苏联空军甚至威胁，政变分子要是敢向人民开枪，空军就轰炸“紧急状态委员会”总部大楼…...在这样悬殊的形势面前，“八一九”政变分子简直成了油锅上的蚂蚁、秋风中蹦跳的几只蚂蚱，怎么可能不迅速失败？
戈氏发起的“新思维”改革运动彻底拆除了支撑专制权力的支架，不可否认，这固然给了亚纳耶夫、亚左夫、克留奇科夫等苏共顽固派进行复辟专制阴谋活动的空间，酿成了“八一九”事件的爆发，但是，“新思维”改革运动的成果，却也使得亚纳耶夫政变集团迅速失败，戈尔巴乔夫的真诚改革解脱了套在前苏联民族项上的共产枷锁，也救了他自己。紧急状态委员会要是成功了，戈氏的结局只有比赵紫阳更加悲惨。
在八一九事件中，开明派和变革派的迅速获胜离不开戈氏政治改革创造的整体环境。如果没有“新思维改革”带来的新闻出版自由、组党自由、学术自由、民主选举…前苏联上上下下就会因为缺乏真实的信息、没有比较和鉴别，因而就不可能对前苏联专制体制的邪恶有着广泛的觉悟，进而也不可能对“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起的倒退政变有着清醒的认识、普遍地进行抵制…...叶利钦固然英勇机智、胆魄超群，但是只要当时执行命令的军官稍微坚定一点，历史肯定会改写：先把你绑了，塞进车里，看你如何“英勇机智”？
在八一九事件中，执行政变命令的军官为什么普遍动摇？因为“紧急状态委员会”不得人心；“紧急状态委员会”为什么不得人心？这就不能不归功于戈尔巴乔夫五年来政治改革启蒙的功劳，包括共产党官僚在内的大多数人一旦从铁幕的开口处体验到和煦的暖阳，就再也不允许将铁幕重新封上。整个社会人心的相背，进而影响到体制内人心的相背，这就是整体软力量功效。
就对政治事件的影响来说，这种整体软力量是由意识形态、社会文化、传统习俗、政治体制等诸多因素造就的政治上的价值取向，俗称“人心”、“民心”，由于它蕴含在整体当中，看不见、摸不着，不妨称之为影响政治事件的“隐性力量”。
像叶利钦在关键时刻展现出来的力量，由于具有人格化的外形、并且集中在极少数特殊的政治大人物身上，较为形象直观，因此不妨称之为影响政治事件的“显性力量”。
实际上，前苏联“八一九”事件之所以出现喜剧性的结果，“显性力量”--叶利钦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振臂一呼的作用不可少，“隐性力量”--戈尔巴乔夫五年来政治改革启蒙所起的作用也不能缺。
但是中国的精英人士往往片面的注重这两种力量中的一种，中国的历史学者尤其喜欢用用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回避对历史事件中敏感部份和难点的分析，这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屡屡不能正确汲取历史教训的原因之一。
由“八一九”事件可以看出：要成功变革，特殊大人物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显性量”是不可或缺的，社会和体制人心相背的“软力量”同样不能缺少。
三
回眸共产中国历史上的“九一三”事件：林立果当年比叶利钦年轻得多，其所处的政治环境也也比叶利钦的恶劣得多，林立果仍然英勇反抗，可见林立果的英勇机智、超群胆魄决不逊于叶利钦，林立果有不下三个刺死毛泽东的绝佳机会，行动却全部失败，最终落得折戟沉沙的悲惨下场。林立果政变集团“联合舰队”为何有着那样好的机会，最终却惨败收场呢？这就是隐性力量--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人心的“软力量”起了作用：
“九一三”事件之前，历经毛时代二十二年的全封闭式的愚民洗脑和造神运动，整个中国民族已经非常愚昧，毛泽东已不仅在普通民众中，而且在整个中共官僚集团中，散发出一种神性的光辉，通过血腥内战夺取政权的毛泽东，本来就拥有打天下的虎威，再加上头上的神性光环，愈发显得凛然不可侵犯，这就无形当中给毛泽东的对手采取主动行动造成了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当时毫无自由信息流通、整个社会无法鉴别，整个中国上上下下普遍视极权暴政为正常，真以为外国人大多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毛主席就是中国人民的 “大救星”，因此，杵犯毛主席就如同杵犯老天爷、就等于反对中国国家和民族，再加上中国儒家传统造成的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旧有心理障碍，因此，执行刺杀毛任务的刺客关键时刻拔不出手枪、执行狙击毛专列的特工队关键时刻“找不到”狙击点、执行追炸毛泽东专列的飞行员关键时刻“发不动”飞机，从而眼睁睁地看着毛专列疾驰而去，直达北京！
极权全封闭社会意识形态洗脑造成的这种强大的“软力量”，使得任何反叛神坛领袖的行为都处于与整个国家民族社会对抗的凶险境地，使得反叛行动的具体执行人很难不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据此可知，林立果的惨烈失败的原因，看似某几个人在关键时刻心理出了问题，实际上这个偶然性却包涵深刻的必然因素。
综上所述，比起中共国的“九一三”事件和“六四”事件中反专制者的命运，前苏联“八一九”事件中的反抗专制者命运之所以迥然不同，正是在于当年的前苏联社会和中共国社会所拥有的这两种力量的差异：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的中共国社会，是一个被铁幕严密笼罩下的社会，是一个以毛泽东为独一真神的社会，整个社会根本没有反抗专制的觉悟，政变骨干分子林立果、周宇驰等有条件获取真实信息的觉悟者，在中共高干子弟中都属于极少数，可见他们整个中共体制内、整个社会中是何等的孤立！“联合舰队”骨干分子在当时中国恍若外星人，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小撮”。简而言之，“九一三”时的中共国，根本没有推翻专制的“软力量”。那么“硬力量”呢？也不充分。林立果等人虽然身居要职，行事便利，但由于毫无资历，他们毕竟缺乏号令军方的权威，而且，他们太年轻而缺乏政治斗争经验；林彪虽然有号令党政军的权威，但远无法与神坛上的毛泽东相比拟，而且，林彪慑于毛泽东的淫威，在策略上取了被动应付的下策，犹豫不决，不敢对毛采取主动行动，危急时刻手足无措，竟然被儿子推着走。综而言之，“九一三”时的中共国，瓦解专制的隐性力量（“软力量”）根本没有，推翻专制的显性力量（“硬力量”）也不充分，林立果集团要想成功，难于登天。
四
再看“六四”事件。
中国八九民运时期，中共国社会已经具备推翻专制的“软力量”。经过胡耀邦、赵紫阳两个开明统治时期，中共专制暴政的受害者纷纷的觉悟，五十年代的受害者当时也不是很老，中共的官僚集团、特别是中低级官僚阶层，当时远未像现在这样贪腐，他们在文革中也普遍挨过整，也希望改革专制体制。年轻人则由于那个时期的出版物、媒体、影视作品大力揭露文革历史而深受启蒙，而且，当年由于物质生活所限，民众的关注也尚未像今天这样，深深地被中共诱拐到声色犬马中，社会大众追求政治进步的热情仍然很高…总之，在1989年，瓦解专制的“软力量”已经具备，当年春夏之间整个中国遍及二十多个城市的数百万人的示威游行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可惜的是，当年结束专制统治的“显性力量”（“硬力量”）却不充分：当时最具权威的实权政治人物邓小平，顽固坚持跛脚经济改革路线、死守一党专制“底线”，虽然赵紫阳、杨尚昆一旦联合起来，有推翻邓小平的实力，而且当时已经具备推翻邓小平的大好时机，但是因为懦弱和患得患失，赵紫阳在关键时刻选择了逃避，一直在观望的杨尚昆眼见赵紫阳软弱，最终倒向了邓小平，解放军因为没有权威人物站出来号召，而唯有听命于邓小平… …由于关键时刻“硬力量”的不充分，导致一九八九时已经形成的、比较充分的“软力量”遭残酷的剿杀，最终在江泽民时期十多年的诱拐腐蚀收买下消耗殆尽，知识份子犬儒化，爱国青年愤青法西斯化。
“六四”事件的失败是民主化变革因为缺乏“显性力量”而失败的典型例子：特殊的政治大人物邓小平抗拒民主化，特殊的政治大人赵紫阳、杨尚昆虽然倾向于民主化，关键时刻却不敢挺身而出号召军队、抵制邓小平，因此造成了民主化的大好时机关头促成民主变革的 “显性力量”（硬力量）的缺失，结果造成了军队因为没有更好的政治人格力量引导，而最终唯有听命于邓小平，这是“六四”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五
综上所述，比起中共国的“九一三”事件和“六四”事件中反专制者的命运，前苏联“八一九”事件中的反抗专制者命运之所以迥然不同，正是在于当年的前苏联社会和中共国社会所拥有的这两种力量的差异。
由前苏联“八一九”事件和中共国的“九一三”事件和“六四”事件的以上分析比较可知：一个特定区域内的社会要想抓住进步的变革机遇，与这个特定区域内以外的整体环境力量（即世界潮流）趋向并无直接关系，至少是短时期内无直接关系，而与这个特定区域内社会的局部环境息息相关，这种社会的局部环境包括国情、民情、文化传统、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相互作用等等因素，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形成了影响一个特定区域内的社会能否抓住变革机遇的最直接、最局决定性的两种力量--“隐性力量”和“显性力量”。
这就是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顺应世界潮流（包括历史进步潮流）为什么不是成功的保证的原因。
历史上既有诸多顺应历史进步潮流却失败的例子，逆历史进步潮流而动反倒成功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历史上倒行逆施却大获全胜的最经典案例莫如俄国的“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暴力共产革命不仅极端杵逆历史进步潮流，也不符合当时的世界潮流（当时的世界潮流是无君民主共和，并没有共产革命的大潮），可见三十年后在全世界掀起赤色狂流“十月革命”当时完全是一小股逆流。倒行逆施却成功的再一个生动例子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这一政教合一的专制革命完全不符合当时的任何世界潮流，至今，政教合一、厉行伊斯兰意识形态专制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模式在全世界也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六
前苏联“八一九”事件和中共国“九一三”事件、“六四”事件的深入比较，强烈地折射出戈尔巴乔夫人格的伟大：正是戈氏发起和领导的“新思维”改革运动营造了前苏联社会瓦解共产专制的“隐性力量”（“软力量”）和“显性力量”（“硬力量”）。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整个前苏联社会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决不会有抛弃共产专制的觉悟；正是戈尔巴乔夫构筑了前苏联党政军领导班子中的开明派势力，正是戈尔巴乔夫把叶利钦由一个州委书记提拔为莫斯科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从此，叶利钦才有机会跻身最高权力的争夺，也正是戈氏力扛顽固派压力，容忍了叶利钦在苏共中央的反叛行为…因此，没有戈尔巴乔夫就没有叶利钦，就没有体制内瓦解专制的“显性力量”，而如果没有叶利钦等体制内瓦解专制的“显性力量”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戈氏在“八一九”事件中肯定成为赵紫阳第二，五年 “新思维”改革所构筑起来的“隐性力量”也将像胡耀邦、赵紫阳十年改革的人文成果那样功亏一篑。
当今，许多中国人嘲笑戈尔巴乔夫的真诚改革断送了自己的权力，这些人不是糊涂、就是缺德。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前苏联的确可以存在得更长久一些，但是中国及世界残余共产政权就会更加稳固、冷战和军备竞赛会愈演愈烈、人类面临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危险会更大…就苏联自身来说，则会丧失和平演变的机遇，积重难返、苏联人民会更加痛苦、而且痛苦的时间更长久…由于前苏联是一座巨大的核武库，各民族民风强悍，一旦不能和平演变，苏联在解体时前引发大动乱、大内战的可能性非常的大，这是一幅何等恐怖的地狱般的景象！
与邓小平相反，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戈尔巴乔夫为自己的政客生涯选择了耻辱，为人类选择了和平。戈氏在任时念叨的那句“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他真真切切、身体力行地做到了。
由上可知，戈尔巴乔夫是人类有史以来罕见的具有伟大人格的政治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比华盛顿更加伟大。因为美国自殖民时期开始，就是一片私有制完备的自由新大陆，当年美国总统的待遇并不是很高，华盛顿有自己的庄园、大地产和奴仆，他去职后尽可以过优裕的生活；而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所处的社会体制，却是一个 “失去了权力就失去了一切”的共产社会体制，最高权力在手时，你尽可以过沙皇般的奢华生活，可一旦失去了权力，待遇及保障就要看别人的脸色了，是以故苏联各首脑中，除赫鲁晓夫被政变赶下台外，无不抓住权力到死，赫鲁晓夫当权时威风快活，下台后成了“特殊津贴”领取者，连旅行和出书的自由都没有。
事实上正是这样，戈尔巴乔夫交出权力后，待遇和保障完全得看叶利钦和普京的脸色，前苏联解体的第二天，他就被叶利钦逐出总书记的豪华官邸，靠叶利钦拨给的特殊退休金过活，1992年“十月事件”发生后，戈氏接受记者采访时尖锐批评叶利钦的施政，叶利钦恼怒之下，下令削减了戈尔巴乔夫的退休金、降低了其座车的档次、削减了其警卫的人数。
戈尔巴乔夫政治生涯清廉，他创作那本《改革与新思维》所得的稿费和版税，是他职权带来的、唯一归个人所有的既得利益，但他将这一笔唯一的个人收益作为救济金全部捐赠给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受害者，不管怎么样说，戈氏也算问心无愧了。实际上，倾注戈氏心血的《改革与新思维》，其发行虽然得益于戈尔巴乔夫的职权，但它前无古人的反思和总结了共产体制的理论及改革经验，并对谋求人类未来和平发展作了大胆的思索，至今仍然是一本颇具价值的作为一部政治思想著作；相比之下，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共特权官僚是何其鄙劣！邓小平、江泽民动用秘书、“文胆”东拼西凑而成的《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毫无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纯属伪作和精神垃圾，其出版和发行完全依靠权力，但是邓小平、江泽民却死死抓着其垃圾作品“挣来”的巨额书稿收入，“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
拥有戈尔巴乔夫是天赐前苏联人民之福，没有戈尔巴乔夫则是中国民族的悲哀。中共国的前总书记赵紫阳，曾与戈尔巴乔夫仿佛似之，赵紫阳有戈氏的悟性，却没有戈氏的道德勇气，他也不具备戈氏的改革条件。
七
如今中共国的最高权力集团，连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影子都找不见，却有的是奇奥赛斯库和袁世凯，这就是中国当前“显性力量”现状，这个“显性力量”现状看起来毫无革除专制的趋向，我们却大可不必因此而悲观绝望，因为专治制度下权力的分配与交接的无规则性，注定了奇奥赛斯库和袁世凯之间争斗的你死我活性质，没有规则就没有底线，没有底线，妥协最终是不可能的。胡锦涛最近向政敌全面出击，招招凌厉狠辣，必欲致对手垮台方罢休，事实上已经宣告胡某人谋求党内和谐路线完全失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能够稳定大局的权威中共元老已统统不在人世，最高权势集团现行的一伙人都是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之辈，因此争夺会更加激烈和残酷。
另一方面，专制体制下无法遏制的制度性的贪腐愈演愈烈，逼迫越来越多中国民众起来维权和反抗，中共政权镇压民众的开支又不得不滚雪球地增加，这反过来使得经济和社会治安恶化；同时，掠夺式的、畸形发展经济又注定滑向危机的深渊…...这些因素，注定了民间的维权反抗会发展到全国性的、失控的地步。
内部争斗的巨大压力、民众反抗的严重挑战，终究会迫使最高权力集团中的袁世凯式的人物，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和身家性命而发动政变，推翻中共党内的奇奥赛斯库；同时，为了获取支持和人心，袁世凯式的人物必然要夺取意识形态和道义的制高点，以谋求站稳脚跟、建立新的统治。在今天，共产意识形态早已死亡，中共已经臭不可闻，意识形态和道义的制高点是什么呢？当然是自由民主！因此，尽管不情愿，袁世凯式的人物至少会抛弃中共，建立一个具有宪政民主雏形和框架的新政权。
可见，瓦解中共政权的“显性力量”看似微妙，实则比1989年更具潜力和爆发性！中共国的危机就是民主化的契机，现在，随着台海危机的急骤升高，中共国的危机已经临近了，在这一次民主化机遇到来之际，中国的政治精英人士和民运团体千万不能再犯1989年那样幼稚的错误，面对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两害相劝取其轻”，我们宁要袁世凯也不能要奇奥赛斯库，因为袁世凯尚有可塑性，而奇奥赛斯库只会抱着花岗岩的脑袋为共产专制殉葬。鉴于中国专制独裁土壤的深厚，我们不能奢望一步实现美国式的自由民主，面对现实，要加快中国的转型，唯有先支持新袁世凯破除最严酷、最反动的共产专制，而后，再与新袁世凯的维权半独裁政权 和平较劲不迟。
当今中国瓦解专制的“隐性力量”状况怎样呢？喜忧参半。
喜的是：整个社会民众对中共官方的负面认识，远比1989年时更加普遍、更加深切。如今，对于中共的坏，已经用不着精英人士费力去启蒙，中共的各级贪官污吏用其暴政，正在越来越有效地给大众上着一堂堂生动的启蒙教育课；民众的抗争，已经用不着精英人士费力去动员、组织，中共的各级政权正在越来越有效逼迫越来越多的民众起来抗争…如今，死心塌地维护中共政权的在高层中也只是一小撮，大部份中共官僚内心也清楚共产党不是东西、将来靠不住，他们维护共产党仅仅是为了既得利益，一旦既得利益有别的途径合法化，他们“叛党”轻车熟路、威力无穷…可见，如今的中共比起1989年更加人心丧尽，如今的中国，去除共产党统治的“隐性力量”比起八九民运期间更加壮大、更加有群众基础。
那么忧的是什么呢？是民众的人文素养滑坡。
比起1989年，如今民众抗争的方向更不明确、诉求更加肤浅狭隘：受害者普遍只争个体的经济补偿，缺乏根本性的（政治的）诉求，传统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体制）”的糟粕沉渣泛起，把维权抗争运动引向歧途…民众的这些个局限性，造成维权运动打不中中共的要害也为中共当局的对维权群体的收买和分化瓦解提供了可乘之机。
比起1989年，如今民众的思想更加混乱：邓、江二十多年的跛脚经济改革，特别是1992年以来的大规模权贵私有化运动，造成腐败空前、贫富悬殊，这使得相当部份的民众对“改革”产生了误解，进而盲目抵制一切改革，甚至怀念毛泽东时代那种毫无自由的“公平”，新、老左派乘机煽风点火，伪装成弱势群体代言人，企图藉助民粹力量在政治上卷土重来…这就造成相当一部份民众抗争方向陷入误区，他们看不到政治上的专制独裁是其改革时代受害的根源，转而否定经济改革，捍卫实际上令他们受害的经济根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由于一九八九年以来，中共极力煽动民族主义、宣扬儒家糟粕思想，以对抗自由民主思潮，十多年来造就了大批的新愚民和愤青，这些人缺乏自由民主的概念，片面地认为中国糟糕的现状是缺乏权威领袖造成的，进而拥护胡锦涛反腐集权、加强独裁政治，并且狂热地支持新专制独裁者的“学术”吹鼓手郎咸平。中国的新儒家势力，政治上主张威权独裁政治，经济上鼓吹专制色彩的平均主义“民生”政策，意识形态上谋求儒家独尊；愤青们则主张走德、日法西斯“崛起”之路…...
总之，上诉这些人的诉求，与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格格不入；这部份“隐性力量”，对中国的自由民主化是误导的力量、阻滞的力量和潜在的破坏力量。上述这些 “忧”的因素，导致中国社会的“隐性力量”的合力有只反中共、不反专制的危险趋向，中国的政治精英人士和民运团体应该及时扭转这一趋向。
… …
所有这些个“忧”，是由在中共专制统治下严重缺乏自由信息造成的，一般来说，一个正常的人之所以愚昧，是因为得不到真实信息，得不到足够的真实信息，也就无法比较和鉴别。因此要增强和改善瓦解专制的“隐性力量”，首先就要在突破中共的信息封锁的工作上一个台阶。当今最有效自由传播信息的工具非互联网莫属，经过有关仁人志士的大力研究，突破中共网络防火墙的代理软件已经具备，我们应该大力在大陆传播破网软件。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除了法轮功朋友为了“传九退三”需要而顺带做了一些传播破网软件的工作以外，迄今为止海内外没有任何一个民运团体在做向大陆传播播破网软件的工作。这种状况必须立即改变。法轮功朋友也应该将传播破网软件当作与“传九退三”同等重要的工作来抓，因为传播破网软件本身也包涵了“传九退三”，而且传播破网软件让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实行起来更加安全，使中共警特人员难以找到抓人的藉口。
民众抗争的方向更不明确、诉求更加肤浅狭隘…大陆维权运动的这些局限性亟需民运团体介入大陆维权运动来解决，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除了泛蓝联盟外，至今没有一个民运团体将与大陆维权运动的结合当作主要工作来抓，因为脱离大陆民众，因此海外民运团体缺乏力量和活力，有些已经沦为曲高和寡的空头学者、理论家具乐部。
民运的这种状况必须立即改变，必须将秘密渗透中国大陆当作主要任务来抓，必须像辛亥革命前的“文学社”和“共进会”一样，渗透中共党政军，必须秘密渗入维权运动、领导维权运动 、秘密建立组织、壮大力量，伺机向中共发难。
泛蓝联盟植根大陆、介入维权的战略是正确的，但在中共胡锦涛中央疯狂打压民间独力组织的当头，不宜公开活动，免得无谓牺牲，现阶段，当以保存有生力量为要，在保存有生力量的前提下，秘密发展组织、壮大力量，时机成熟时再公开向中共叫板不迟。
总之，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中国的仁人志士充分汲取上个世纪的历史教训和经验，有针对性地推进瓦解中共专制的工作，本世纪初的二十年内建成宪政民主中国大有希望。@
星期六 2007年9月29日下午 1:44:04成稿
纲要：
一，由“八一九”事件谈起：顺应了历史进步潮流就一定能够成功吗？历史重大事件需要重新认识和比较；
二，新思维看“八一九”事件：决定进步机遇得失的两种主要力量；
三，新思维看“九一三”事件：毛时代中国“隐性力量”的严重缺失；
四，新思维看“六四”事件：关键时刻促成进步的“显性力量缺失”；
五，归纳：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顺应历史进步潮流为什么不是成功的保证。
六，再看戈尔巴乔夫的伟大；
七，中国当前两种力量的现状以及民运的最佳对策
一
前苏联“八一九”事件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八一九”事件直接造成了前苏联的解体，自此长达七十年的共产专制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被画上了句号，从此人类共产余孽苟延残喘、垂死挣扎、败局已定。“八一九”事件的正义的意义与“十月革命”的邪恶意义一样深远，它是道德对“十月革命”的庄严否定，它是正义对“十月革命”的死刑宣判。
“八一九”事件过去整整有十六年了，但是至今仍在共产暴政中煎熬的中国人对这一事件却缺少深刻的反思：即使是异议人士，不少人认为“八一九”事件之所以得到一个理想的结果，是因为亚纳耶夫政变集团反历史进步潮流而动，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开明派、以叶利钦为首的变革派，则顺应了历史进步潮流。这种泛泛的认识用来启蒙小学生当然够用，但作为一种反思就太过粗浅，因为这是一种用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回避历史事件中敏感部份和难点的“反思”，它不仅掩盖“反思” 者的无能和懒惰，也常常误导后人。
顺应了历史进步潮流就一定能够成功吗？从长远来看也许是的，但就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来看却未必。在共产中国的“九一三”事件和“六四”事件中，顺应历史潮流的一方都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这就证明了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顺应历史进步潮流并不是成功的保证。
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顺应历史进步潮流为什么不是成功的保障？我试以前苏联的“八一九”事件和中共国的“九一三”事件、“六四”事件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比较，以求说明这个问题，并且看看蕴含其中的、影响了这些个重大事件结局的因素，还有哪些尚未被人们发掘重视。另外，鉴于“九一三”事件、“六四”事件对中国走向影响同样深远，深入比较前苏联“八一九”事件和中共国的“九一三”事件、“六四”事件，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认识苏联得以和平演变的原因，也能够为精英人士更妥当地推动中国转型、抓住下一次机遇提供经验指南。
二
先看“八一九事件”。
1991年八月十八日，由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络夫、国防部长亚左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控制了莫斯科的要害部门，软禁了正在黑海海滨福罗斯休假的戈尔巴乔夫，八月十九日凌晨，政变分子通过塔斯社播发命令，谎称正在黑海休假的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病不能履行职务，由亚纳耶夫接任总统；随即，亚纳耶夫等人又宣布在莫斯科及苏联部份地区实行戒严，一切权力归“紧急状态委员会”；同时，政变集团派出特种部队去逮捕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叶利钦当时正在俄罗斯联邦官邸“白宫”，出乎亚纳耶夫等人意料的是，叶利钦面对前来捉拿他的部队，毫无畏惧，挺身走出白宫向部队发表训话，谴责政变是 “倒退的”、“反宪法”的，他又爬上一辆坦克发表演讲，就是那篇即兴演讲中有著名那段：“你们可以用刺刀撑起王冠，但你们不能长久…”，在叶利钦极富胆魄的感召下，特种部队倒戈了，消息传出，莫斯科大批民众涌上街头，抗议“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倒退政变，受命开进莫斯科镇压民众的戒严部队拒绝执行向抗议人群开枪的命令，宵禁瓦解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涌上街头抗议…...亚纳耶夫等人见大势已去，慌忙派人到黑海向戈尔巴乔夫认错、乞求宽恕，戈尔巴乔夫恢复自由后，于八月二十二日飞抵莫斯科，展开清算行动，“紧急状态委员会”除戈普自杀外，全部锒铛入狱，复辟共产专制的倒退政变彻底的失败了。
前苏联的“八一九”倒退政变，从举事到失败仅仅三天时间，表面上看，是叶利钦站在政变部队坦克上演说的英勇魄力挫败了政变分子，从深层次看，这同样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的功效。
“八一九”事件发生之前，戈尔巴乔夫领导苏联进行了五年的“新思维”改革。由“公开化”运动开始，持续五年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使前苏联各民族受到一次比赫鲁晓夫时代更为广泛和透彻的启蒙，自由民主理念已深入人心，以至于亚纳耶夫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的政变，不仅受到前苏联民众的广泛抗议，也遭到体制内的强烈抵制，受令去抓捕叶利钦的克格勃反恐精锐部队“阿尔法”拒绝从命、执行戒严任务的莫斯科卫戍部队拒绝服从向示威民众开枪的命令、前苏联空军甚至威胁，政变分子要是敢向人民开枪，空军就轰炸“紧急状态委员会”总部大楼…...在这样悬殊的形势面前，“八一九”政变分子简直成了油锅上的蚂蚁、秋风中蹦跳的几只蚂蚱，怎么可能不迅速失败？
戈氏发起的“新思维”改革运动彻底拆除了支撑专制权力的支架，不可否认，这固然给了亚纳耶夫、亚左夫、克留奇科夫等苏共顽固派进行复辟专制阴谋活动的空间，酿成了“八一九”事件的爆发，但是，“新思维”改革运动的成果，却也使得亚纳耶夫政变集团迅速失败，戈尔巴乔夫的真诚改革解脱了套在前苏联民族项上的共产枷锁，也救了他自己。紧急状态委员会要是成功了，戈氏的结局只有比赵紫阳更加悲惨。
在八一九事件中，开明派和变革派的迅速获胜离不开戈氏政治改革创造的整体环境。如果没有“新思维改革”带来的新闻出版自由、组党自由、学术自由、民主选举…前苏联上上下下就会因为缺乏真实的信息、没有比较和鉴别，因而就不可能对前苏联专制体制的邪恶有着广泛的觉悟，进而也不可能对“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起的倒退政变有着清醒的认识、普遍地进行抵制…...叶利钦固然英勇机智、胆魄超群，但是只要当时执行命令的军官稍微坚定一点，历史肯定会改写：先把你绑了，塞进车里，看你如何“英勇机智”？
在八一九事件中，执行政变命令的军官为什么普遍动摇？因为“紧急状态委员会”不得人心；“紧急状态委员会”为什么不得人心？这就不能不归功于戈尔巴乔夫五年来政治改革启蒙的功劳，包括共产党官僚在内的大多数人一旦从铁幕的开口处体验到和煦的暖阳，就再也不允许将铁幕重新封上。整个社会人心的相背，进而影响到体制内人心的相背，这就是整体软力量功效。
就对政治事件的影响来说，这种整体软力量是由意识形态、社会文化、传统习俗、政治体制等诸多因素造就的政治上的价值取向，俗称“人心”、“民心”，由于它蕴含在整体当中，看不见、摸不着，不妨称之为影响政治事件的“隐性力量”。
像叶利钦在关键时刻展现出来的力量，由于具有人格化的外形、并且集中在极少数特殊的政治大人物身上，较为形象直观，因此不妨称之为影响政治事件的“显性力量”。
实际上，前苏联“八一九”事件之所以出现喜剧性的结果，“显性力量”--叶利钦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振臂一呼的作用不可少，“隐性力量”--戈尔巴乔夫五年来政治改革启蒙所起的作用也不能缺。
但是中国的精英人士往往片面的注重这两种力量中的一种，中国的历史学者尤其喜欢用用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回避对历史事件中敏感部份和难点的分析，这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屡屡不能正确汲取历史教训的原因之一。
由“八一九”事件可以看出：要成功变革，特殊大人物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显性量”是不可或缺的，社会和体制人心相背的“软力量”同样不能缺少。
三
回眸共产中国历史上的“九一三”事件：林立果当年比叶利钦年轻得多，其所处的政治环境也也比叶利钦的恶劣得多，林立果仍然英勇反抗，可见林立果的英勇机智、超群胆魄决不逊于叶利钦，林立果有不下三个刺死毛泽东的绝佳机会，行动却全部失败，最终落得折戟沉沙的悲惨下场。林立果政变集团“联合舰队”为何有着那样好的机会，最终却惨败收场呢？这就是隐性力量--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人心的“软力量”起了作用：
“九一三”事件之前，历经毛时代二十二年的全封闭式的愚民洗脑和造神运动，整个中国民族已经非常愚昧，毛泽东已不仅在普通民众中，而且在整个中共官僚集团中，散发出一种神性的光辉，通过血腥内战夺取政权的毛泽东，本来就拥有打天下的虎威，再加上头上的神性光环，愈发显得凛然不可侵犯，这就无形当中给毛泽东的对手采取主动行动造成了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当时毫无自由信息流通、整个社会无法鉴别，整个中国上上下下普遍视极权暴政为正常，真以为外国人大多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毛主席就是中国人民的 “大救星”，因此，杵犯毛主席就如同杵犯老天爷、就等于反对中国国家和民族，再加上中国儒家传统造成的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旧有心理障碍，因此，执行刺杀毛任务的刺客关键时刻拔不出手枪、执行狙击毛专列的特工队关键时刻“找不到”狙击点、执行追炸毛泽东专列的飞行员关键时刻“发不动”飞机，从而眼睁睁地看着毛专列疾驰而去，直达北京！
极权全封闭社会意识形态洗脑造成的这种强大的“软力量”，使得任何反叛神坛领袖的行为都处于与整个国家民族社会对抗的凶险境地，使得反叛行动的具体执行人很难不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据此可知，林立果的惨烈失败的原因，看似某几个人在关键时刻心理出了问题，实际上这个偶然性却包涵深刻的必然因素。
综上所述，比起中共国的“九一三”事件和“六四”事件中反专制者的命运，前苏联“八一九”事件中的反抗专制者命运之所以迥然不同，正是在于当年的前苏联社会和中共国社会所拥有的这两种力量的差异：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的中共国社会，是一个被铁幕严密笼罩下的社会，是一个以毛泽东为独一真神的社会，整个社会根本没有反抗专制的觉悟，政变骨干分子林立果、周宇驰等有条件获取真实信息的觉悟者，在中共高干子弟中都属于极少数，可见他们整个中共体制内、整个社会中是何等的孤立！“联合舰队”骨干分子在当时中国恍若外星人，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小撮”。简而言之，“九一三”时的中共国，根本没有推翻专制的“软力量”。那么“硬力量”呢？也不充分。林立果等人虽然身居要职，行事便利，但由于毫无资历，他们毕竟缺乏号令军方的权威，而且，他们太年轻而缺乏政治斗争经验；林彪虽然有号令党政军的权威，但远无法与神坛上的毛泽东相比拟，而且，林彪慑于毛泽东的淫威，在策略上取了被动应付的下策，犹豫不决，不敢对毛采取主动行动，危急时刻手足无措，竟然被儿子推着走。综而言之，“九一三”时的中共国，瓦解专制的隐性力量（“软力量”）根本没有，推翻专制的显性力量（“硬力量”）也不充分，林立果集团要想成功，难于登天。
四
再看“六四”事件。
中国八九民运时期，中共国社会已经具备推翻专制的“软力量”。经过胡耀邦、赵紫阳两个开明统治时期，中共专制暴政的受害者纷纷的觉悟，五十年代的受害者当时也不是很老，中共的官僚集团、特别是中低级官僚阶层，当时远未像现在这样贪腐，他们在文革中也普遍挨过整，也希望改革专制体制。年轻人则由于那个时期的出版物、媒体、影视作品大力揭露文革历史而深受启蒙，而且，当年由于物质生活所限，民众的关注也尚未像今天这样，深深地被中共诱拐到声色犬马中，社会大众追求政治进步的热情仍然很高…总之，在1989年，瓦解专制的“软力量”已经具备，当年春夏之间整个中国遍及二十多个城市的数百万人的示威游行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可惜的是，当年结束专制统治的“显性力量”（“硬力量”）却不充分：当时最具权威的实权政治人物邓小平，顽固坚持跛脚经济改革路线、死守一党专制“底线”，虽然赵紫阳、杨尚昆一旦联合起来，有推翻邓小平的实力，而且当时已经具备推翻邓小平的大好时机，但是因为懦弱和患得患失，赵紫阳在关键时刻选择了逃避，一直在观望的杨尚昆眼见赵紫阳软弱，最终倒向了邓小平，解放军因为没有权威人物站出来号召，而唯有听命于邓小平… …由于关键时刻“硬力量”的不充分，导致一九八九时已经形成的、比较充分的“软力量”遭残酷的剿杀，最终在江泽民时期十多年的诱拐腐蚀收买下消耗殆尽，知识份子犬儒化，爱国青年愤青法西斯化。
“六四”事件的失败是民主化变革因为缺乏“显性力量”而失败的典型例子：特殊的政治大人物邓小平抗拒民主化，特殊的政治大人赵紫阳、杨尚昆虽然倾向于民主化，关键时刻却不敢挺身而出号召军队、抵制邓小平，因此造成了民主化的大好时机关头促成民主变革的 “显性力量”（硬力量）的缺失，结果造成了军队因为没有更好的政治人格力量引导，而最终唯有听命于邓小平，这是“六四”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五
综上所述，比起中共国的“九一三”事件和“六四”事件中反专制者的命运，前苏联“八一九”事件中的反抗专制者命运之所以迥然不同，正是在于当年的前苏联社会和中共国社会所拥有的这两种力量的差异。
由前苏联“八一九”事件和中共国的“九一三”事件和“六四”事件的以上分析比较可知：一个特定区域内的社会要想抓住进步的变革机遇，与这个特定区域内以外的整体环境力量（即世界潮流）趋向并无直接关系，至少是短时期内无直接关系，而与这个特定区域内社会的局部环境息息相关，这种社会的局部环境包括国情、民情、文化传统、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相互作用等等因素，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形成了影响一个特定区域内的社会能否抓住变革机遇的最直接、最局决定性的两种力量--“隐性力量”和“显性力量”。
这就是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顺应世界潮流（包括历史进步潮流）为什么不是成功的保证的原因。
历史上既有诸多顺应历史进步潮流却失败的例子，逆历史进步潮流而动反倒成功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历史上倒行逆施却大获全胜的最经典案例莫如俄国的“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暴力共产革命不仅极端杵逆历史进步潮流，也不符合当时的世界潮流（当时的世界潮流是无君民主共和，并没有共产革命的大潮），可见三十年后在全世界掀起赤色狂流“十月革命”当时完全是一小股逆流。倒行逆施却成功的再一个生动例子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这一政教合一的专制革命完全不符合当时的任何世界潮流，至今，政教合一、厉行伊斯兰意识形态专制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模式在全世界也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六
前苏联“八一九”事件和中共国“九一三”事件、“六四”事件的深入比较，强烈地折射出戈尔巴乔夫人格的伟大：正是戈氏发起和领导的“新思维”改革运动营造了前苏联社会瓦解共产专制的“隐性力量”（“软力量”）和“显性力量”（“硬力量”）。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整个前苏联社会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决不会有抛弃共产专制的觉悟；正是戈尔巴乔夫构筑了前苏联党政军领导班子中的开明派势力，正是戈尔巴乔夫把叶利钦由一个州委书记提拔为莫斯科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从此，叶利钦才有机会跻身最高权力的争夺，也正是戈氏力扛顽固派压力，容忍了叶利钦在苏共中央的反叛行为…因此，没有戈尔巴乔夫就没有叶利钦，就没有体制内瓦解专制的“显性力量”，而如果没有叶利钦等体制内瓦解专制的“显性力量”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戈氏在“八一九”事件中肯定成为赵紫阳第二，五年 “新思维”改革所构筑起来的“隐性力量”也将像胡耀邦、赵紫阳十年改革的人文成果那样功亏一篑。
当今，许多中国人嘲笑戈尔巴乔夫的真诚改革断送了自己的权力，这些人不是糊涂、就是缺德。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前苏联的确可以存在得更长久一些，但是中国及世界残余共产政权就会更加稳固、冷战和军备竞赛会愈演愈烈、人类面临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危险会更大…就苏联自身来说，则会丧失和平演变的机遇，积重难返、苏联人民会更加痛苦、而且痛苦的时间更长久…由于前苏联是一座巨大的核武库，各民族民风强悍，一旦不能和平演变，苏联在解体时前引发大动乱、大内战的可能性非常的大，这是一幅何等恐怖的地狱般的景象！
与邓小平相反，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戈尔巴乔夫为自己的政客生涯选择了耻辱，为人类选择了和平。戈氏在任时念叨的那句“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他真真切切、身体力行地做到了。
由上可知，戈尔巴乔夫是人类有史以来罕见的具有伟大人格的政治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比华盛顿更加伟大。因为美国自殖民时期开始，就是一片私有制完备的自由新大陆，当年美国总统的待遇并不是很高，华盛顿有自己的庄园、大地产和奴仆，他去职后尽可以过优裕的生活；而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所处的社会体制，却是一个 “失去了权力就失去了一切”的共产社会体制，最高权力在手时，你尽可以过沙皇般的奢华生活，可一旦失去了权力，待遇及保障就要看别人的脸色了，是以故苏联各首脑中，除赫鲁晓夫被政变赶下台外，无不抓住权力到死，赫鲁晓夫当权时威风快活，下台后成了“特殊津贴”领取者，连旅行和出书的自由都没有。
事实上正是这样，戈尔巴乔夫交出权力后，待遇和保障完全得看叶利钦和普京的脸色，前苏联解体的第二天，他就被叶利钦逐出总书记的豪华官邸，靠叶利钦拨给的特殊退休金过活，1992年“十月事件”发生后，戈氏接受记者采访时尖锐批评叶利钦的施政，叶利钦恼怒之下，下令削减了戈尔巴乔夫的退休金、降低了其座车的档次、削减了其警卫的人数。
戈尔巴乔夫政治生涯清廉，他创作那本《改革与新思维》所得的稿费和版税，是他职权带来的、唯一归个人所有的既得利益，但他将这一笔唯一的个人收益作为救济金全部捐赠给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受害者，不管怎么样说，戈氏也算问心无愧了。实际上，倾注戈氏心血的《改革与新思维》，其发行虽然得益于戈尔巴乔夫的职权，但它前无古人的反思和总结了共产体制的理论及改革经验，并对谋求人类未来和平发展作了大胆的思索，至今仍然是一本颇具价值的作为一部政治思想著作；相比之下，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共特权官僚是何其鄙劣！邓小平、江泽民动用秘书、“文胆”东拼西凑而成的《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毫无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纯属伪作和精神垃圾，其出版和发行完全依靠权力，但是邓小平、江泽民却死死抓着其垃圾作品“挣来”的巨额书稿收入，“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
拥有戈尔巴乔夫是天赐前苏联人民之福，没有戈尔巴乔夫则是中国民族的悲哀。中共国的前总书记赵紫阳，曾与戈尔巴乔夫仿佛似之，赵紫阳有戈氏的悟性，却没有戈氏的道德勇气，他也不具备戈氏的改革条件。
七
如今中共国的最高权力集团，连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影子都找不见，却有的是奇奥赛斯库和袁世凯，这就是中国当前“显性力量”现状，这个“显性力量”现状看起来毫无革除专制的趋向，我们却大可不必因此而悲观绝望，因为专治制度下权力的分配与交接的无规则性，注定了奇奥赛斯库和袁世凯之间争斗的你死我活性质，没有规则就没有底线，没有底线，妥协最终是不可能的。胡锦涛最近向政敌全面出击，招招凌厉狠辣，必欲致对手垮台方罢休，事实上已经宣告胡某人谋求党内和谐路线完全失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能够稳定大局的权威中共元老已统统不在人世，最高权势集团现行的一伙人都是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之辈，因此争夺会更加激烈和残酷。
另一方面，专制体制下无法遏制的制度性的贪腐愈演愈烈，逼迫越来越多中国民众起来维权和反抗，中共政权镇压民众的开支又不得不滚雪球地增加，这反过来使得经济和社会治安恶化；同时，掠夺式的、畸形发展经济又注定滑向危机的深渊…...这些因素，注定了民间的维权反抗会发展到全国性的、失控的地步。
内部争斗的巨大压力、民众反抗的严重挑战，终究会迫使最高权力集团中的袁世凯式的人物，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和身家性命而发动政变，推翻中共党内的奇奥赛斯库；同时，为了获取支持和人心，袁世凯式的人物必然要夺取意识形态和道义的制高点，以谋求站稳脚跟、建立新的统治。在今天，共产意识形态早已死亡，中共已经臭不可闻，意识形态和道义的制高点是什么呢？当然是自由民主！因此，尽管不情愿，袁世凯式的人物至少会抛弃中共，建立一个具有宪政民主雏形和框架的新政权。
可见，瓦解中共政权的“显性力量”看似微妙，实则比1989年更具潜力和爆发性！中共国的危机就是民主化的契机，现在，随着台海危机的急骤升高，中共国的危机已经临近了，在这一次民主化机遇到来之际，中国的政治精英人士和民运团体千万不能再犯1989年那样幼稚的错误，面对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两害相劝取其轻”，我们宁要袁世凯也不能要奇奥赛斯库，因为袁世凯尚有可塑性，而奇奥赛斯库只会抱着花岗岩的脑袋为共产专制殉葬。鉴于中国专制独裁土壤的深厚，我们不能奢望一步实现美国式的自由民主，面对现实，要加快中国的转型，唯有先支持新袁世凯破除最严酷、最反动的共产专制，而后，再与新袁世凯的维权半独裁政权 和平较劲不迟。
当今中国瓦解专制的“隐性力量”状况怎样呢？喜忧参半。
喜的是：整个社会民众对中共官方的负面认识，远比1989年时更加普遍、更加深切。如今，对于中共的坏，已经用不着精英人士费力去启蒙，中共的各级贪官污吏用其暴政，正在越来越有效地给大众上着一堂堂生动的启蒙教育课；民众的抗争，已经用不着精英人士费力去动员、组织，中共的各级政权正在越来越有效逼迫越来越多的民众起来抗争…如今，死心塌地维护中共政权的在高层中也只是一小撮，大部份中共官僚内心也清楚共产党不是东西、将来靠不住，他们维护共产党仅仅是为了既得利益，一旦既得利益有别的途径合法化，他们“叛党”轻车熟路、威力无穷…可见，如今的中共比起1989年更加人心丧尽，如今的中国，去除共产党统治的“隐性力量”比起八九民运期间更加壮大、更加有群众基础。
那么忧的是什么呢？是民众的人文素养滑坡。
比起1989年，如今民众抗争的方向更不明确、诉求更加肤浅狭隘：受害者普遍只争个体的经济补偿，缺乏根本性的（政治的）诉求，传统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体制）”的糟粕沉渣泛起，把维权抗争运动引向歧途…民众的这些个局限性，造成维权运动打不中中共的要害也为中共当局的对维权群体的收买和分化瓦解提供了可乘之机。
比起1989年，如今民众的思想更加混乱：邓、江二十多年的跛脚经济改革，特别是1992年以来的大规模权贵私有化运动，造成腐败空前、贫富悬殊，这使得相当部份的民众对“改革”产生了误解，进而盲目抵制一切改革，甚至怀念毛泽东时代那种毫无自由的“公平”，新、老左派乘机煽风点火，伪装成弱势群体代言人，企图藉助民粹力量在政治上卷土重来…这就造成相当一部份民众抗争方向陷入误区，他们看不到政治上的专制独裁是其改革时代受害的根源，转而否定经济改革，捍卫实际上令他们受害的经济根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由于一九八九年以来，中共极力煽动民族主义、宣扬儒家糟粕思想，以对抗自由民主思潮，十多年来造就了大批的新愚民和愤青，这些人缺乏自由民主的概念，片面地认为中国糟糕的现状是缺乏权威领袖造成的，进而拥护胡锦涛反腐集权、加强独裁政治，并且狂热地支持新专制独裁者的“学术”吹鼓手郎咸平。中国的新儒家势力，政治上主张威权独裁政治，经济上鼓吹专制色彩的平均主义“民生”政策，意识形态上谋求儒家独尊；愤青们则主张走德、日法西斯“崛起”之路…...
总之，上诉这些人的诉求，与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格格不入；这部份“隐性力量”，对中国的自由民主化是误导的力量、阻滞的力量和潜在的破坏力量。上述这些 “忧”的因素，导致中国社会的“隐性力量”的合力有只反中共、不反专制的危险趋向，中国的政治精英人士和民运团体应该及时扭转这一趋向。
… …
所有这些个“忧”，是由在中共专制统治下严重缺乏自由信息造成的，一般来说，一个正常的人之所以愚昧，是因为得不到真实信息，得不到足够的真实信息，也就无法比较和鉴别。因此要增强和改善瓦解专制的“隐性力量”，首先就要在突破中共的信息封锁的工作上一个台阶。当今最有效自由传播信息的工具非互联网莫属，经过有关仁人志士的大力研究，突破中共网络防火墙的代理软件已经具备，我们应该大力在大陆传播破网软件。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除了法轮功朋友为了“传九退三”需要而顺带做了一些传播破网软件的工作以外，迄今为止海内外没有任何一个民运团体在做向大陆传播播破网软件的工作。这种状况必须立即改变。法轮功朋友也应该将传播破网软件当作与“传九退三”同等重要的工作来抓，因为传播破网软件本身也包涵了“传九退三”，而且传播破网软件让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实行起来更加安全，使中共警特人员难以找到抓人的藉口。
民众抗争的方向更不明确、诉求更加肤浅狭隘…大陆维权运动的这些局限性亟需民运团体介入大陆维权运动来解决，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除了泛蓝联盟外，至今没有一个民运团体将与大陆维权运动的结合当作主要工作来抓，因为脱离大陆民众，因此海外民运团体缺乏力量和活力，有些已经沦为曲高和寡的空头学者、理论家具乐部。
民运的这种状况必须立即改变，必须将秘密渗透中国大陆当作主要任务来抓，必须像辛亥革命前的“文学社”和“共进会”一样，渗透中共党政军，必须秘密渗入维权运动、领导维权运动 、秘密建立组织、壮大力量，伺机向中共发难。
泛蓝联盟植根大陆、介入维权的战略是正确的，但在中共胡锦涛中央疯狂打压民间独力组织的当头，不宜公开活动，免得无谓牺牲，现阶段，当以保存有生力量为要，在保存有生力量的前提下，秘密发展组织、壮大力量，时机成熟时再公开向中共叫板不迟。
总之，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中国的仁人志士充分汲取上个世纪的历史教训和经验，有针对性地推进瓦解中共专制的工作，本世纪初的二十年内建成宪政民主中国大有希望。@
星期六 2007年9月29日下午 1:44:04成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