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9-18 10:22:06作者：
8月8日，云南省交通厅前副厅长胡星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通过受贿积累起来的4000多万元财富，也被清缴一空。
20天后，昆明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下称昆明城投公司)原总经理陈正贵，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在以胡星为中心的一系列行贿案件中，陈正贵是第一个坐到被告席上的行贿者。1997年至1999年间，胡星任昆明城投公司董事长并兼任昆明市建委主任时，陈正贵是该公司副总经理。为了搞好与胡星的关系，以便日后升迁，陈正贵先后三次向胡星行贿共计30万元。
与来自广东省深圳市安远投资集团公司(下称深圳安远)的陈族远相比，陈正贵的行贿金额只是“小巫见大巫”。
据昆明中院确认的事实，深圳安远董事长陈族远向胡星行贿3200万元，创造了当今中国的行贿金额之最。当地媒体《云南法制报》在对此事进行报道时，援引民间说法，将陈戏称为“行贿状元”。
陈族远的动向因此备受社会关注。
8月上旬胡星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后，曾有消息透露，法院将对涉嫌行贿的12家单位及个人责任人进行审判。但在这些即将受到法律惩处的责任人当中，是否包含“行贿状元”陈族远，目前尚不得而知。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此间在昆明多方查证陈族远的消息，但省市办案机关均对此讳莫如深。
当地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云南方面将陈族远巨额行贿行为公诸于世后，引起了陈氏利益攸关方的不满，针对陈族远的调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
9月12日上午11点半，本报记者致电深圳安远，一名接线小姐两次将电话转到陈族远办公室，两次传来的都是“嘟嘟”的忙音。
“陈总不在，”接线小姐随后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可能出差去了。”
陈族远的行贿行为，发生在深圳安远投资建设昆明市东连接线高速公路项目(下称东连接线)中。
大项目里的官商交易
东连接线是昆明市政府在城市交通建设领域里的一个大动作。这条高速公路按照双向六车道的标准设计建设，主干线全长25.482公里。
有关资料显示，昆明市政府1999年提出建设东连接线的方案后，具有官方背景的昆明城投公司受政府委托，于次年开始代表政府在各种大型招商会上引资。胡星时任该公司董事长，并兼任昆明市建委主任。
在1年多的时间里，昆明城投公司先后与云南电力集团、中美总商会、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深圳天健集团等多家投资商进行了接触，但是，昆明市东连接线建设项目最终花落深圳安远。
深圳安远的出现是在2001年7月。经国家西部开发办的介绍，深圳安远当年向昆明市委、政府递交了投资意向请示报告。这份报告获得了昆明市委的重视，有关领导曾批示，要求政府及昆明城投公司主动积极与深圳安远商谈。
此后，一切进展顺利。2002年6月8日，在昆明市第十届昆交会上，深圳安远、香港同诚科技公司与昆明城投公司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由三家公司共同组建合资公司——昆明绕城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以负责东连接线的融资、投资、建设和管理。两个月后，该公司获批正式注册成立。
深圳安远董事长陈族远在新成立的合资公司中出任总经理。
胡星案发后的供述表明，深圳安远能够顺利获得东连接线的建设项目，与隐藏在该项目背后的巨大腐败难脱干系。
记者拿到的一份官方资料显示，在深圳安远最终获得东连接线建设项目之前，已升任昆明市副市长的胡星，经昆明城投公司总经理陈正贵引荐，认识了深圳安远董事长陈族远。
胡星此后多次以项目分管领导的身份，带队亲赴深圳，对深圳安远进行考察，并与陈族远进行了多次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胡星对陈族远说：“你不了解昆明，你投资那么大的项目，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你拿两三个亿出来打点都不算过分，先拿几千万出来。”
同一份资料显示，陈族远对胡星的要求给予了积极回应。陈向胡星表示：“领导，你给我这次投资机会是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会感谢你对我的信任，项目做好后，会对你按一定比例表示谢意。”
在昆明市东连接线项目开工不久后的2003年底，陈族远兑现了他对胡星的承诺。
在间隔大约1个月时间的两个周末，胡星两次乘坐飞机从昆明赶到深圳，先后在深圳市圣庭苑酒店停车场收受陈族远送上的1700万元人民币、1000万元港币和500万元人民币。
“这些钱全部是现金，用纸箱装着，每次都是用越野车来拉，每次都塞了满满一车。”一名接近胡星专案组的消息人士说。
据了解，陈族远1962年出生于广东省揭西县，1987年在揭西建委工作，历任揭西工程公司深圳公司总经理、深圳安远董事长等职。
“BOT”玄机
昆明东连接线是昆明市通过招商引资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它因为在融资形式上采取“BOT”模式而受到广泛赞誉。云南媒体报道说，该项目开创了昆明市在道路建设领域中地方财政“零投入”的先河。
所谓“BOT”模式，即“建设——经营——移交”模式，由投资商投资建设，然后经营管理若干年，最后再移交给地方政府。
在该模式下建设而成的昆明东连接线高速公路，累计投资24亿余元人民币。在三方组成的合资公司中，陈族远领导下的深圳安远是最大股东，承担了极大部分出资义务。
为了获得该项目，深圳安远及其投资伙伴曾在2002年底2003年初与昆明市政府的3次谈判中，将投资回报率从12%降为10%。
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合资公司文件显示，深圳安远及其伙伴决心进军昆明，以“BOT”模式投资建设东连接线，其面临的诱惑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合资公司将拥有东连接线公路建成后25年的经营权，作为与多条省、市级公路相连接的一条交通大动脉，经营者可通过收取车辆过路费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
二、昆明市政府的财政补偿和土地补偿，其中财政补偿为项目建设完成投入使用后，昆明市政府每年给予合资公司货币资金补偿1.2584亿元，至经营期满为止；土地补偿则是合资公司拥有公路沿线11000亩土地的开发权。
在深圳安远及其伙伴争取到这些利好的过程中，胡星在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目前尚无任何公开信息。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深圳安远及其伙伴不能在该项目中获得丰厚回报，陈族远将不会投入3200万元巨资行贿胡星。
事实上，为了获得东连接线建设项目，陈族远还投入了另一笔成本。据昆明市检察院指控，陈正贵曾以借为名向陈族远索要了600万元港币。消息人士说，这相当于陈正贵收取的一笔“介绍费”。陈族远能够与胡星认识，陈正贵是中间人。
建筑领域“潜规则”
有关陈族远行贿的腐败弊案，只是发生在胡星身上的一个“大工程大腐败”的极端案例。
记者获得的官方资料显示，胡星从1995年开始收受贿赂，这些行为都与大大小小的建设工程有关。
胡星最早收受贿赂是在他担任昆明市规划办(昆明市规划局前身)主任期间。当年，胡星帮助昆明江南建筑经营公司项目经理徐某取得了昆明市规划办办公大楼的建设项目，为此收了徐送来的5万元人民币。
此后，胡与徐交情不断。在1998年至2004年期间，先后帮助徐以及徐的朋友取得多个工程建设项目，胡星为此得到了徐送上的105万元人民币。
此外，胡星先后利用其担任昆明市建委主任、分管城建副市长的职务之便，帮助房地产开发企业或个人谋取利益而进行权力寻租的事实还包括：
1998年，胡星帮助在他授意下成立的云南金筑房地产公司获得两宗土地的开发权，先后4次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150万元；
1997年，帮助昆明塞伦房地产公司获得昆明宝海公园附近一宗土地的开发权；此后又帮助该公司获得了昆明市桃源片区居民搬迁安置项目的安置房建设工程；2004年，再次帮助该公司获得了昆明市顺城街旧城改造项目。胡星前后3次收受该公司行贿款250万元人民币；
在1998年至2003年期间，胡星帮助个体老板李某获得昆明希桥酒店、宝海公园游泳馆的装修工程，以及昆明城内多座立交桥的灯光亮化工程项目。在这一系列交易中，胡星收受了李某价值85万元的财物；
2004年，在胡星的关照下，昆明洹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顺利获得了开发金枫苑小区的规划手续，该公司老板先后3次送给胡星共计30万元人民币；
在任昆明市副市长期间，胡星屡次向昆明市规划局局长曾华打招呼，帮助昆明天阳房地产公司、昆明荣发房地产公司及个体老板赵某获得项目建设规划手续，并先后获得两家公司所送人民币50万元、港币100万元。
胡星及昆明市规划局局长曾华腐败行为的相继败露，牵出一批地方政府部门官员。在过去的几年中，昆明民间针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工程建设不断、房地产企业攻城略地的狂热态势，曾有一句直白的议论说：“有项目，当官的就有钱赚。”事后证明，这句话揭露了在一些工程建设、土地开发项目中存在的权钱交易潜规则。
20天后，昆明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下称昆明城投公司)原总经理陈正贵，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在以胡星为中心的一系列行贿案件中，陈正贵是第一个坐到被告席上的行贿者。1997年至1999年间，胡星任昆明城投公司董事长并兼任昆明市建委主任时，陈正贵是该公司副总经理。为了搞好与胡星的关系，以便日后升迁，陈正贵先后三次向胡星行贿共计30万元。
与来自广东省深圳市安远投资集团公司(下称深圳安远)的陈族远相比，陈正贵的行贿金额只是“小巫见大巫”。
据昆明中院确认的事实，深圳安远董事长陈族远向胡星行贿3200万元，创造了当今中国的行贿金额之最。当地媒体《云南法制报》在对此事进行报道时，援引民间说法，将陈戏称为“行贿状元”。
陈族远的动向因此备受社会关注。
8月上旬胡星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后，曾有消息透露，法院将对涉嫌行贿的12家单位及个人责任人进行审判。但在这些即将受到法律惩处的责任人当中，是否包含“行贿状元”陈族远，目前尚不得而知。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此间在昆明多方查证陈族远的消息，但省市办案机关均对此讳莫如深。
当地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云南方面将陈族远巨额行贿行为公诸于世后，引起了陈氏利益攸关方的不满，针对陈族远的调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
9月12日上午11点半，本报记者致电深圳安远，一名接线小姐两次将电话转到陈族远办公室，两次传来的都是“嘟嘟”的忙音。
“陈总不在，”接线小姐随后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可能出差去了。”
陈族远的行贿行为，发生在深圳安远投资建设昆明市东连接线高速公路项目(下称东连接线)中。
大项目里的官商交易
东连接线是昆明市政府在城市交通建设领域里的一个大动作。这条高速公路按照双向六车道的标准设计建设，主干线全长25.482公里。
有关资料显示，昆明市政府1999年提出建设东连接线的方案后，具有官方背景的昆明城投公司受政府委托，于次年开始代表政府在各种大型招商会上引资。胡星时任该公司董事长，并兼任昆明市建委主任。
在1年多的时间里，昆明城投公司先后与云南电力集团、中美总商会、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深圳天健集团等多家投资商进行了接触，但是，昆明市东连接线建设项目最终花落深圳安远。
深圳安远的出现是在2001年7月。经国家西部开发办的介绍，深圳安远当年向昆明市委、政府递交了投资意向请示报告。这份报告获得了昆明市委的重视，有关领导曾批示，要求政府及昆明城投公司主动积极与深圳安远商谈。
此后，一切进展顺利。2002年6月8日，在昆明市第十届昆交会上，深圳安远、香港同诚科技公司与昆明城投公司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由三家公司共同组建合资公司——昆明绕城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以负责东连接线的融资、投资、建设和管理。两个月后，该公司获批正式注册成立。
深圳安远董事长陈族远在新成立的合资公司中出任总经理。
胡星案发后的供述表明，深圳安远能够顺利获得东连接线的建设项目，与隐藏在该项目背后的巨大腐败难脱干系。
记者拿到的一份官方资料显示，在深圳安远最终获得东连接线建设项目之前，已升任昆明市副市长的胡星，经昆明城投公司总经理陈正贵引荐，认识了深圳安远董事长陈族远。
胡星此后多次以项目分管领导的身份，带队亲赴深圳，对深圳安远进行考察，并与陈族远进行了多次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胡星对陈族远说：“你不了解昆明，你投资那么大的项目，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你拿两三个亿出来打点都不算过分，先拿几千万出来。”
同一份资料显示，陈族远对胡星的要求给予了积极回应。陈向胡星表示：“领导，你给我这次投资机会是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会感谢你对我的信任，项目做好后，会对你按一定比例表示谢意。”
在昆明市东连接线项目开工不久后的2003年底，陈族远兑现了他对胡星的承诺。
在间隔大约1个月时间的两个周末，胡星两次乘坐飞机从昆明赶到深圳，先后在深圳市圣庭苑酒店停车场收受陈族远送上的1700万元人民币、1000万元港币和500万元人民币。
“这些钱全部是现金，用纸箱装着，每次都是用越野车来拉，每次都塞了满满一车。”一名接近胡星专案组的消息人士说。
据了解，陈族远1962年出生于广东省揭西县，1987年在揭西建委工作，历任揭西工程公司深圳公司总经理、深圳安远董事长等职。
“BOT”玄机
昆明东连接线是昆明市通过招商引资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它因为在融资形式上采取“BOT”模式而受到广泛赞誉。云南媒体报道说，该项目开创了昆明市在道路建设领域中地方财政“零投入”的先河。
所谓“BOT”模式，即“建设——经营——移交”模式，由投资商投资建设，然后经营管理若干年，最后再移交给地方政府。
在该模式下建设而成的昆明东连接线高速公路，累计投资24亿余元人民币。在三方组成的合资公司中，陈族远领导下的深圳安远是最大股东，承担了极大部分出资义务。
为了获得该项目，深圳安远及其投资伙伴曾在2002年底2003年初与昆明市政府的3次谈判中，将投资回报率从12%降为10%。
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合资公司文件显示，深圳安远及其伙伴决心进军昆明，以“BOT”模式投资建设东连接线，其面临的诱惑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合资公司将拥有东连接线公路建成后25年的经营权，作为与多条省、市级公路相连接的一条交通大动脉，经营者可通过收取车辆过路费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
二、昆明市政府的财政补偿和土地补偿，其中财政补偿为项目建设完成投入使用后，昆明市政府每年给予合资公司货币资金补偿1.2584亿元，至经营期满为止；土地补偿则是合资公司拥有公路沿线11000亩土地的开发权。
在深圳安远及其伙伴争取到这些利好的过程中，胡星在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目前尚无任何公开信息。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深圳安远及其伙伴不能在该项目中获得丰厚回报，陈族远将不会投入3200万元巨资行贿胡星。
事实上，为了获得东连接线建设项目，陈族远还投入了另一笔成本。据昆明市检察院指控，陈正贵曾以借为名向陈族远索要了600万元港币。消息人士说，这相当于陈正贵收取的一笔“介绍费”。陈族远能够与胡星认识，陈正贵是中间人。
建筑领域“潜规则”
有关陈族远行贿的腐败弊案，只是发生在胡星身上的一个“大工程大腐败”的极端案例。
记者获得的官方资料显示，胡星从1995年开始收受贿赂，这些行为都与大大小小的建设工程有关。
胡星最早收受贿赂是在他担任昆明市规划办(昆明市规划局前身)主任期间。当年，胡星帮助昆明江南建筑经营公司项目经理徐某取得了昆明市规划办办公大楼的建设项目，为此收了徐送来的5万元人民币。
此后，胡与徐交情不断。在1998年至2004年期间，先后帮助徐以及徐的朋友取得多个工程建设项目，胡星为此得到了徐送上的105万元人民币。
此外，胡星先后利用其担任昆明市建委主任、分管城建副市长的职务之便，帮助房地产开发企业或个人谋取利益而进行权力寻租的事实还包括：
1998年，胡星帮助在他授意下成立的云南金筑房地产公司获得两宗土地的开发权，先后4次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150万元；
1997年，帮助昆明塞伦房地产公司获得昆明宝海公园附近一宗土地的开发权；此后又帮助该公司获得了昆明市桃源片区居民搬迁安置项目的安置房建设工程；2004年，再次帮助该公司获得了昆明市顺城街旧城改造项目。胡星前后3次收受该公司行贿款250万元人民币；
在1998年至2003年期间，胡星帮助个体老板李某获得昆明希桥酒店、宝海公园游泳馆的装修工程，以及昆明城内多座立交桥的灯光亮化工程项目。在这一系列交易中，胡星收受了李某价值85万元的财物；
2004年，在胡星的关照下，昆明洹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顺利获得了开发金枫苑小区的规划手续，该公司老板先后3次送给胡星共计30万元人民币；
在任昆明市副市长期间，胡星屡次向昆明市规划局局长曾华打招呼，帮助昆明天阳房地产公司、昆明荣发房地产公司及个体老板赵某获得项目建设规划手续，并先后获得两家公司所送人民币50万元、港币100万元。
胡星及昆明市规划局局长曾华腐败行为的相继败露，牵出一批地方政府部门官员。在过去的几年中，昆明民间针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工程建设不断、房地产企业攻城略地的狂热态势，曾有一句直白的议论说：“有项目，当官的就有钱赚。”事后证明，这句话揭露了在一些工程建设、土地开发项目中存在的权钱交易潜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