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当前中国民众亟需自由民主的基础理念--私产与自由关系的再启蒙！可惜的是，一方面，一些深得宪政民主精髓的民运精英人士对此重视程度不够；另一方面，不少维权人士面对当今中国更富于欺诈性、迷惑性的政治、经济形势面前丧失了判断能力，他们也起来反对私有化经济改革、维护公有制，不自觉地跟着中共保守派起舞，他们甚至盲目地支持打着“反腐败”幌子的胡锦涛集权搞倒退、盲目地支持郎咸平这样一个“经济学家”--一个披着“为民请命”、“反腐败”画皮，骨子里反对自由民主的新型御用吹鼓手，从而客观上起到了帮助胡锦涛中共维护政权的作用。
我以为，当今的中国民众和一些维权人士之所以在胡锦涛上台以来的新形势下丧失了判断力，反对私有化经济改革、维护公有制，不自觉地跟着中共保守派起舞，很大程度上是他们不懂得私有财产和自由的紧密关系。这些人没有看到：私有财产是自由的根基。私有财产能够提供并且保障个人作出选择，按自己的兴趣生活、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使得个性的发展成为可能。私有财产越充足，就越能够支持个性的发展，而个性的充分发展，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解放”。
如果没有或缺乏私有财产，人只能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听命于温饱提供者的驱使。在今天贫富悬殊的中国，我们常可以见许多苦力农民工，为吃一口饱饭成天疲于奔命，如牛马般的负重行进，晚上收工，倒头便睡得不省人事，兴趣对这些人来说完全是奢谈；一些乞丐的小孩，跟着他们乞丐父母靠乞讨为生，晚上睡在街边、车站、公园......这些可怜的孩子，即便他们有聪明的头脑、有某样兴趣爱好，又怎能得到培养和发展呢？他们长大后，多半只能象他们父母那样活着。我们也容易见到许多达官贵人、小资白领的子女从小就被悉心培养，在私人教师的手把手的指教下，学习各种乐器、外语和其他高级技能，他们的个性有可能得到充分发展。只有有产者家庭才有条件满足人的充分发展需要，因此，诺贝尔奖获得者极少有出身赤贫家庭的。
一个人，即使只有几千元的私产，他也可以选择去旅游、还是参加某个学习班、或者是买一辆电动单车、或者买一台洗衣机；如果想买一台洗衣机，他可以在几千元的价格范围之内，选择是买“小天鹅”，还是买“海尔”牌...如果想去旅游，他也可以在几千元的价格范围之内作出选择：是去北京、还是去海南、或是去新疆，是坐火车，还是乘飞机...这就是自由。如果连这点钱都没有，那他还有什么想法呢？所以，英国有句谚语说：“没有财产，就没有自由”，这真是千真万确的大实话，因为如果没有财产，一个人即使享有人身自由，他（她）怎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呢？
在一个公有制或者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里，所有或大部分财产、资源为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由于社会大众共同参与对财产、资源的经营管理很难实行，所以公有制的财产和资源几乎都得由政府代管，这就造成政府的权力巨大，能够在私人领域对社会成员个人造成重大的影响。在一个公有制或者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里，由于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份额只能通过社会保障的形式来实现，这就必然造成低工资，低工资又造成个人缺乏选择的余地，只得在个人有关的诸多方面听命于政府或政府的延伸机构（公有制单位）：如居住地、住房分配、教育、工作分配、医疗等等。大陆上了年纪中国人容易从自己生活的沧桑变迁明白这个道理：
在毛泽东时代，个人一旦工作或住房分配的不好，又没有社会关系，就很难掉换，很可能落得一辈子痛苦。如果不服从政府的分配，就要冒丢掉公职的危险，而一旦没有了公职，在当时的体制外是很难生存的。现在则不一样，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有了一个私有制市民社会（尽管是畸形的），一个人只要没什么大病，在社会上谋一碗饭吃不是很难，因此，不服从政府的分配的代价已经没那么大了。个人对自己的住房不满意，可以选择另租别的房子，或者卖掉房子（如果住房是自己的私房），另外买一套...总之，今天个人在生活上已远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没有选择余地。这就是自由的进步。
政府的权力巨大，深入私人领域，一方面造就官员的腐败，另一方面必然导致社会成员个人自由的缺乏和个性的普遍压抑。这就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比有史以来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更无自由的根本原因。所有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甚至要比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这样的专制独裁社会更加扼杀人的个性和自由，原因就是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保留了私有制，而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彻底摧毁了私有制市民社会。
在一个私有制社会，私有财产的支持，使个人的自由发展和充分发展成为可能，即使是政治上的专制独裁，也不能完全地阻止个人在政治以外领域的自由发展和充分发展；而在一个公有制的社会，政府的触角全方位地伸向几乎一切私人领域，个人的压抑是全方位的。这个道理可以从中共国“改革开放”所引起的变化看出来： 1978年以前，中国个人的生活方式十分压抑，稍有标新立异就可能被批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或“流氓”、“牛鬼”；如今，只要“不搞政治”，个人怎样生活，中共既不管、也无力再管了。因为这个原因，一个私有制社会也比公有制社会更能培育出人才，迄今为止，中国的几乎具有所有的国际水准的大作家和科学家都是“解放”前产生的；作为同一个民族，拥有数量相当的人口、国土面积和资源，历史上西德与东德、现在的韩国与朝鲜，其人才济济与人才凋零的对比，足以让所有正直的观察者惊讶不已。
由以上可以窥见，马克思创造的共产理论，与他自己提倡的“人的解放”根本是水火不相容的，从这里也可以窥见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荒谬。一些维权人士，一方面高唱自由、民主、人权，另一方面却否定自由的根基--私有制，声称：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不错的，只是被列宁和中共歪曲地实践了...甚至一边倒的主张公有制，这种南辕北辙的错乱反映了这些人人文素养严重的局限性。
除了一些维权人士以外，当今中国的弱势群体中的不少民众，甚至是一些深受其害的民众，都没有认识到强迫拆迁、强迫征地等中共暴政基础，恰恰是公有制——土地公有制（国有制、集体所有制），正是“土地公有制”为中共政府强迫拆迁、强迫征地等暴行提供了（恶）法理依据！正是“土地公有制”为中共政府垄断土地资源提供了（恶）法理依据！正由于中共政府对土地的垄断，官僚阶层得以有机会炒高地皮、牟取暴利，导致房地产开发成本飞速飙升，这就是中国房地产业严重泡沫化，房价超英赶美，大多数中国人越来越买不起房的根本原因！
许多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恶劣现状，就把中国的问题归罪于私有化，认为私有化只对富人有利、只保护富人，是对穷人的侵害。因而这是偏颇的认识，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来）推行的私有化是权贵私有化，在中共权贵、官僚攫取绝大部分经济成果的同时，并没有进行以保障私产、人权为目标的宪政民主改革，因此这种私有化是统治者掠夺被统治者的私有化、是没有法理基础、又缺乏法律保障的私有化，当今“改革开放”的中国并非只对富人有利、只保护富人，而是只对有权有势者有利、只保护有权有势者，在政治上无权的富人，同样权利不得保障：象牟其中这样的富豪，同样可以被罗织罪名，一夜之间变成阶下囚，巨额财产被抄没，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即使有权有势的官僚，一旦失去权力，其人权和私产同样得不到保障，远者如陈希同、陈克杰，近者如王怀忠、郑岫瘐、陈良宇...可见，真正造成穷人受侵害的，不是私有化，而是私有化不够完备、不够彻底——在私有化的同时，并没有进行以保障私产、人权为目标的政治民主化改革。这种不完备、不彻底，没有宪政保障的私有化，不仅使得弱势群体权益受尽侵害，也使得官僚特权阶层一旦失去权力，人权也毫无保障可言。
综上所述，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私有制，就没有自由赖以存在的基础，这样的社会即使有民主，也是不能保障人权的民主、容易受当权者操控的民主，而不是“自由的”民主（即自由民主，或宪政民主），这样的公有制的民主，很容易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而多数人的暴政又容易变为寡头独裁。这个道理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至今仍有不少反对中共暴政的人误认为可以在公有制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基础上实现自由民主，这些人闭着眼睛不察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的事实：没有一个公有制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能够在保留原来公有制框架的基础上实现宪政民主，就连最为左派称道的南斯拉夫的企业所有制＋社会民主义民主模式都失败了，前苏、东国家在建设宪政民主的同时，都不得不进行大刀阔斧的私有化转轨，“补资本主义的课”。
如果说，民主墙时期，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认识还有国际大环境的限制的话（前苏联、东欧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尚存，而且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民主”相比“民主集中制”也很吸引人，而且，许多资料和档案尚未解密），那么今天种种局限性已经荡然无存，马克思主义实践罪恶及理论错谬，已经象一座云雾消散后的死火山，全方位而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直待中国人去审视、查找。当前中国，虽然政治理性之水被搅浑，新老左倒退复辟势力沉渣泛起，但是整个国际形势远比八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更有利于自由民主，只要民运、异议、维权人士转变观念，重视对民众的自由民主的基础理念的启蒙工作，就一定能够挫败复辟倒退势力；对民众的自由民主的基础理念的启蒙工作最好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同时进行，因为私产与自由正确观念的树立，最能够凸现反私产的马克思主义骨子里的反自由、反文明、反人类邪恶本质。理论一旦倒塌，实践将不能持久，如果民运、异议、维权人士能够把马列毛理论的错误和他们自身命运的关系通俗明白地晓喻中国民众，形成社会共识，中共政权会顷刻土崩瓦解，新老左派也将不攻自破。
曾节明
星期四 20〇七年9月3日傍晚(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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