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中国爆发过一次持续时间很长的“经济疲软”，对它治理整顿的余温尚存，据中国执政党介绍，又出现了“经济软着陆”；好不容易熬进“新政”，却又被迫“拉动内需”，那一“拉”，据北大教授宋国青计算，中国人民“遭劫”7000到10000亿元。
不料“拉动”疗法仅管了一年多，从去年底开始，随着生活物品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度攀升，表明中国又一次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的经济危机以全面通货膨胀为主要特征。
通货膨胀表现为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但是通货膨胀本身是不均匀的，一些商品特别是生活品的价格会持续上涨；一些商品主要是奢侈品的价格则可能下跌。自去年下半年开始，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的粮食、蔬菜、水果等价格直线上升，猪肉价格甚至涨得惊动中央，老百姓因此还知道了一个社会主义秘密名词——国家储备肉。普通人家无不感到“物价”带给他们的压力，对此，大多数老百姓只能通过降低生活水平的办法渡过危机，这其中减少非生活必须品的支出自然而然地成为必然选择。这也是近来黄金首饰等市场一直“疲软”的原因。
尽管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适度的通货膨胀有利于提高就业，但今天的人们已越来越认同：通货膨胀的真正受益者，只是政府和执政者，它们可以利用这东西有效地消除自己的财政赤字，而于人民，实质就是一种变相掠夺。也因此，欧盟和美国都严格限制政府实行通货膨胀的比率，并把物价稳定作为重要执政目标之一。
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自30年代以来再没出现过萧条，也就是没有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危机”。为什么“新政”仅三年时间就先后两次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称为“经济危机”的症状呢？
这可能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白壁上的微瘕。苏联最后一代领袖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中一不经意就出现的或冷或热的“经济病”分析说：原因已经清晰可见——社会在集权体制的束缚下几近窒息，它注定要为意识形态服务，注定要承受庞大官僚队伍的重负，已经精疲力尽。
这些年来，执政为民的各级领导总是一个接一个地为他们的子民推出“民心工程”、“德政工程”、“一把手工程”，不知疲倦。对此，亚当·斯密说，专制国家的政府，往往乐意经营壮丽堂皇的工程，因为这些大动作对领导而言，可以“壮观瞻，邀声誉”，但“实际上的效用，是受到漠视的。”无独有偶，哈耶克也说，二战前德国和意大利的那些壮丽的公路，看上去是非凡的卓越成就，实际则是资源被误用的证明。
从真理到谬误只不过一步之遥，亿万人的福利和幸福不能由少数人哪怕是英明领袖来确定。因为事实总是走向人们良好愿望的反面。哈耶克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初就有着非常的预感：不少威权主义政府也是蛮能干的，它们的成就并不逊色于当世；但当他们回望自己为人民建设的设定目标时，看到的将是一些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另一些人陷入了贫困。
美国总统小布什顺利连任的理由可能有千万个，但有一个我怀疑才是硬道理：小布什为了连任，为美国人民端出了一道10年内减税1．6万亿美元的大餐。回看中国政府，在近年来税收以高达两位数比例增长的情况下，还一再拟征物业税等新的税种，“财政收入”从中央到地方，也都宣传为领导的赫赫“政绩”。
一定时期内人民的“收入”总是有限度的，当“大头”被政府抽走后，人民不陷入经济困难反倒不正常。常识告诉我们，经济困境也必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对此，国产理论家却振振有词地告诫中国人民：“人均GDP1000至3000美元是社会矛盾多发期”。
政策的透明是一种文明和进步，政府需要把它的实际状况告诉自己的人民。舆论，不管是主弦律还是次弦律，都不可能铸成持久不坏的枷锁。“社会矛盾多发期”的事实真像，或者经济危机都不可怕，人民是可以和政府共渡难关的，只要不处心积虑地蒙蔽人民。洛克说，对于统治者的失败、一些错误和人类弱点所造成的一切过失，人民都会加以容忍，不致反抗和口出怨言的。
人民不害怕错误，但害怕一再回到老的错误上去。政府通过国家公权力，“拉动”甚至“拉空”最广大人民的口袋，偶尔一次两次，人民可以权当它是“新一代领导人”必须支付的执政成本，但是老掏空人民的口袋，去实现“本届政府”、亚洲还有世界它国的“和谐”，却要求自己国内的人民保持“稳定”——难哪！(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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