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一早，胖跟班一早就来敲门。“科长呢？”我问。“已经在那边等着你了。”说着瞟了我一眼，那意思很明显：“我来还不够吗？”我没再说什么，随他上路。
路上我试探着问胖跟班，和科长一块儿干多久了。“不长，我也刚调到国安不久。”“看得出，你俩挺默契的。”我随口捧了他一句。没想到一句话打开了他的话匣子，让他滔滔不绝地神吹了一路。一开始还好，只说科长怎么能干，能开几种车，枪法准，有武功等等。吹到后来就不成话了，科长泡几个妞，因为泡妞而与帮派老大争风吃醋，最后怎样把帮派老大打得服服贴贴。这些话，如果写进007剧本里，绝对香艳动魄，但放到现实中，就整一个变成了黑吃黑警匪不分的真实写照。二十年前即使广州官场也不象今天这样情人成串，二奶成风，更何况我一直以为南宁的风气要比广州保守。胖跟班的话让我感到吃惊，我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女朋友多了，会不会影响不好？”胖跟班带着一副见过大世面的神情说：“你多少还有点书生气，干我们这一行的，只要上面交代的事儿办好了，其他的没人敢把我们怎么样的。”
胖跟班的话让我越来越觉得他已经开始把我当成了他们之间的一员，他似乎已经很有把握我会答应为他们工作了。我突然发现他和那位宝贝仁兄小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头脑中几乎没什么是非观念，领导的意思可以代替中央文件，而中央文件则是道德的底线。现而今的中央精神朝令夕改，是与非只是个时间问题，让领导高兴自然也就成了他们的处世原则和道德标准。在他们眼里，能给国安这种法外施法的机构工作是一种特权和身份的象征，是求都求不到的肥缺。这样的美差送到手上，岂有向外推的道理？以己推人，他们当然都认为我对这差事求之不得了。
胖跟班的话也说明另一个问题：科长向我讲的那些大道理全是欺世之谈。我不再说话，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要尽快离开这个黑窝。
我跟着胖跟班按时到了与上峰会面的高级酒店。出我意料的是，上峰的年龄比科长还小，看样子三十不到。小平头，戴眼镜，斯文而有活力。一问，刚从国外回来。怪不得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
然而非常可惜的是，上峰一开口，仍是出身良好和组织信任的老调调。我有点失望地望着那张受过良好教育的脸，觉得上峰讲话的神情很象一个大学一年级的政治辅导员，很难想象他确实在国外呆过。
上峰显然注意到了我心不在焉的神情，话题一转，开始极力渲染情报工作的丰富多采和冒险性，讲在海外有许多优秀的留学生为这项工作的挑战性所吸引，愿意为此献身，等等等等。上峰讲话时，科长和胖跟班都一脸谦虚地听着，这两个从没出过国的土包子，似乎非常羡慕上峰在国外传奇式的经历。
应该说，二十年后的今天回忆那场三对一的谈话，我最感谢的，是那位胖跟班。这个刚到国安不久的狂妄自大的家伙，在领着我去谈话的路上不经意间连吹带擂地为我画下科长和国安部的另外一副面孔，而那副面孔又与我眼前的这个谈话阵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上峰慷慨激昂的谈话以及科长和胖跟班亦步亦趋的点头赞同，都在那另一副面孔的背景衬托下变的如此苍白、滑稽和荒诞不经。我原来多多少少是带着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心情来的。我心里作了精密的计算，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一旦话不投机，底线在哪里。甚至一旦谈判破裂，需要动用哪些关系以确保留学计划不至流产，我都有了一个轮廓性的方案。但这时内心却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这帮东西除了唱高调，带高帽外加利益诱惑之外，没有其他更多的招了。他们只是在寻找有可能被他们所利用的人，如果我坚决不肯，他们并不希望给他们自己制造过多的麻烦。我这么多天以来战战兢兢四处躲避和不愿面对的虎山，其实并不存在。
不，应该说，这是一座存在于我内心深处的虎山，是一座因为长期生活在组织的淫威和洗脑之下而产生的由畏惧和惯于服从的心理所构成的虎山，一座阴暗的心理虎山。一座在阳光下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虎山。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眼前的三位国安仍在步步紧逼，但我的内心却已如释重负：这场谈话在我心里已经结束了。
后来，上峰万般无奈下又重提科长当初许过的经济资助，我还是用给科长的那个软钉子：“无功不受禄”把他顶了回去。
三天之后，我乘坐的航班从香港起飞，我真正踏上了自由之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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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看中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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