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伪民歌　回归正统民族歌曲

笔者移居海外多年，和许多海外华人一样，虽然喝的是洋墨水，开口说的是洋话，但血脉深处埋下的中华五千年文化深厚的根却依旧延绵不断。这不仅体现在肠胃青睐地道的中国菜，也表现在双眼爱看中国传统的戏曲、舞蹈，双耳爱听中国传统音乐，但令人尴尬的是，无意间嘴中哼唱的歌曲却常常是中共篡改、嫁接后的伪民歌。

什么是“伪民歌”？“伪民歌”是中共盗用民歌的形式、曲调，改头换面加入党文化的内容，美其名曰“旧瓶装新酒”，“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例如人们熟悉的《东方红》，就是把脍炙人口的陕北爱情民歌《芝麻油》，换上新词而成，原本对情郎哥思念与恩爱之情被悄悄换成了对“伟大领袖”的感恩戴德。曾闹出版权官司的《十送红军》，其实曲调来自赣南民歌《送郎歌》，歌中的妻子送郎出远门，触景生情，一唱三叹，被篡改成了对红军的“无限深情”。这些民歌曲调一旦换上 “革命内容”以后，原来的歌曲就没人敢再唱、再传了（再唱就有“政治问题”、“立场问题”），一两代人之后，原歌几乎没人知道了；而这些党歌党曲鸠占鹊巢，反而堂皇的贴上“民族经典”的标签，使人无形之中觉的党文化就是民族文化。这本来是中共对民族文化的摧残，但在中共的词典里，这却成了对民族文化的 “继承和发扬”。

中共利用伪民歌灌输党文化有很大的隐蔽性。一方面，由于长期传唱于民间的民歌都往往经过了几代、乃至数十代人的锤炼而日益精炼、成熟，具有曲调优美、明畅、容易上口等特点，特别适合于广泛流传，这就使得中共利用其迅速推行党文化几乎没有什么阻力；另一方面，民歌大都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和地方百姓生活的苦乐息息相关，和民众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一旦被剽窃而成“革命歌曲”之后，这种亲和力很容易造成民众“对党的深厚感情” 的假相。这也是中共一贯采用的伪造民意的一种手段。笔者记得小时候在学校学唱了具有各民族风格的伪民歌后，竟天真地相信这些伪民歌是各民族百姓出于“对党的热爱”而自发创作的，自然而然地觉的全国各民族都发自内心的“热爱党”，连远在边陲的藏族也唱《北京的金山上》，蒙古族也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赫哲族唱《乌苏里江船歌》，不是么？

实际上，伪民歌的一大特点是，没有一首是民间自发创作、传唱的，而无一例外的是由“党的文艺工作者”剽窃民族音乐精髓，直接移植或进行所谓“再创作”后，又糅入了中共的私货。

前面提到的《乌苏里江船歌》就是“再创作”后再塞进私货的伪民歌例子。笔者曾经很喜欢哼唱这首歌。这首歌的旋律取材于赫哲族人“嫁令阔”中的民歌，那高亢、婉转、优美的旋律，一般人都会毫无保留的接受并喜爱它。这正是因为其旋律从民歌中盗取了精髓。表面看这是一首歌颂生活的“民歌”，其实党文化的私货非常隐晦的藏在后两段的歌词“紧摇桨来掌稳舵，双手赢得丰收年，”“赫哲人走上幸福路，人民的江山万万年。”最终目的是暗示“党领导人民走上了幸福路。”和今天的“主旋律”“和谐乐章”是一个意思。

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是一九六二年，当时中国人刚刚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死亡人口达四千万以上。虽然中共当时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当然今天中共也无法继续厚颜这么说了，而称之为“三年困难时期”），但是今天的学者察看历史资料，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间和其它正常年景类似，虽然许多地方有局部旱涝等灾害，这些自然灾害从全国整体平均而言，与常年相比并无显著增加。不过当时受灾面积、受灾人口却是空前的。这是因为灾难实际是由于中共搞大炼钢铁抽光了田里的劳力，各地浮夸成风、高额上交粮食造成百姓无口粮，大搞食堂，吃饭不要钱，最后连种子粮都吃掉了等等人为因素造成的。此时前苏联在意识形态上也与中共分道扬镳。中共危机四伏，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为了缓和内外矛盾，欺骗民众，中共急需要“党的文艺工作者”粉饰“社会主义”，营造“歌舞升平”的假相。“歌颂家乡、歌颂生活”的伪民歌《乌苏里江船歌》就在这种背景下出台了。当然词曲作者并不一定是有意替中共掩盖罪恶。实际这些“党的文艺工作者”本身也是浸泡在党文化中，天真地相信大饥荒源自“天灾”和“苏修封锁”，他们反过来又创作出党文化作品毒害他人，帮中共度过危机。

中共建政五十多年中，这类党文化附体民族文化的作品比比皆是，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今天大陆的各类中国民族歌曲 “经典排行榜”，就大量充斥这类作品。大批的伪民歌传唱后，中国人不知不觉中就开始把党文化当成了民族文化了。这也是很多中国人搞不清中共和中国的区别的原因之一。

民族振兴，需要深厚的民族文化作基础。新唐人举办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的参赛曲目之一类，就是正统的民族歌曲，此为正本清源，抛弃党文化伪民歌，回归正统民族歌曲的盛举，值得每个炎黄子孙关注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