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8-10 00:14:49作者：娄宏伟
风雨相思（十七）生离死别
在七处的时候，给王姐和杨姐多复述一些师父的讲法是我的头等大事。因为主要的心思都用在回忆师父讲法上面了，对饮食起居这些方面都没有太在意。现在回忆起来，那一个月好像每天的伙食都是一样的：一天两顿饭，中午馒头，晚上窝头，菜一直是“水煮土豆”。对菜是什么味道没有一点印象，只记得经常可以看见土豆皮上的泥。被关押的人如果自己有钱，还可以定一些食品，如方便面、奶粉、糖什么的，当然价格高的离谱。
八月十九日是我的生日，号里的人张罗着要为我做一个生日蛋糕。我很好奇，在看守所这样的环境下很难想像还有生日蛋糕可以吃。她们把头天晚上省下的几个窝头用手掰碎，再碾成细粉状，然后掺上奶粉和白糖使劲揉。那窝头面遇见糖竟然变的稀软，和上奶粉后，捏成蛋糕形状。放一会儿，蛋糕的软硬就刚好合适了。看着这个精心制作的蛋糕，我感慨万分。在外面不知吃过多少个生日蛋糕了，各种名牌糕饼店定制的各种口味的，但这样的蛋糕还是平生第一次吃到。蛋糕的味道还真是不错，她们看见我爱吃，也都高兴的很。
一天王姐被管教叫去谈话，谈了很久，回来后没说什么，但却明显的疏远了我，不再和我单独说话。我想一定是管教威胁了她什么她才会这样，但我知道她心里还是对我好，因为她几乎默默的帮我做了我所有的事，缝被罩，钉扣子，甚至洗衣服。缝被罩，钉扣子这样的事在外面可能稀松平常，可在牢房里因为没有针线，成了一件大工程。线是从不穿的旧衣服上拆下来的；没有针，只好用牙膏皮的尖在要缝的衣服上轻轻扎出一个小洞，再把线从洞里穿过去，这就算一针。所以哪怕盯一个扣子都要很久。
杨姐是个烈性女子，什么也不怕，每天继续跟我学背《洪吟》，倒也没人敢管她。杨姐睡觉前背，在值日的间隙背，在吃饭时也念念有词，一个月之后她几乎能背下《洪吟》中的七十二首诗了。渐渐的，她从死亡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灰白的脸色也一天比一天红润。
一个月的时间过的很快，我知道刑事拘留的最长时间是一个月，一个月后或者会放人或者会批捕，然后走司法程序。因为我觉得自己被批捕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写的那些信要作为判刑依据的话，可能谁都会觉得很可笑。所以快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已经在做一些出去的准备了，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分给还要继续呆在里面的人。可事实证明我低估了共产党的邪恶程度。
我和学习号一起值班时，她看见我很乐观的样子，就告诉我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还不解，她表示：“让你写保证不炼了你不写，他们能放你吗？”我说：“判刑是司法程序，跟写不写保证有什么关系？”她看了我一会儿，笑了笑说：“你真单纯。希望你早日修成圆满。”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提了出去。见到那两个预审，他们面无表情，问我：“这一段时间过的好吗？”我说：“看守所能好到哪去？你们应该赶紧放我出去，我没犯罪，不该呆在这儿。”其中一个怪怪的看了我一眼，从一个信封里拿出一张纸，对我大声宣读：娄宏伟被判处劳动教养一年。我的脑子“嗡”的响了一下，一年？我的工作还没交接呢！所有的同事、同学、朋友也没打招呼，还有我们年迈的父母如何接受这个事实？我问：“东伟呢？”他竟然十分沉重的回答：“也是一年劳教。”我摇摇头：“你们太狠了！就因为写信就判我们俩一年？”
预审没回答我，问：“你想提起行政复议吗？”我说：“当然，你们的判决完全是不合理的。”他有气无力的说：“那你回去跟管教说一声，说你要写行政复议书，让她给你拿纸笔。”我被送回监室，同屋的人知道我被判了一年劳教也都很气愤，但又安慰我：“哎，从七处出去的人一年劳教是最轻的了。”
但我还是感到很委屈，泣血上书，诚心建议，换来的却是劳教！残酷的现实让我不敢相信！我觉得眼泪已经含满了眼眶，就到厕所里去洗把脸，因为我不愿她们看到我流泪。刚洗完脸，王姐和杨姐就同时走了进来。她们俩抱住我，同时开始哭了起来。我刚忍住的泪 像决了堤的河水，一发不可收拾，三个人哭成一团。谁都知道，这一走便是生离死别，这一辈子再相见的机会太渺茫了！她们俩一人一边，紧紧握着我的手，告诉我：“妹妹放心，我们一定好好修炼，做一个好人。”
我听了这话，心里升起欣慰，有缘人总算得到了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哪怕我再委屈，也算值了。同屋的人为了不惹麻烦，原本不让我们三个在一起时间太长。但那一晚没人干涉我们，我们一起背了很久的《论语》和《洪吟》。
第二天一早，就通知我收拾东西送劳教所。我问：“我还要行政复议呢，怎么就开始执行了？”管教说：“到下面一样可以写。”然后又自己轻轻嘟囔了一句：“根本没用，复议什么呵！”
出了楼，我竟然见到了东伟！他被剃了很短的头发，跟往日英俊潇洒的样子相差很大。他被一个男警带着，和我同时要被送劳教所。我们俩互相看着，一时哽咽说不出话来。走近些后，他急忙问我：“你没受委屈吧？”我心想，这样被关在监狱里不就是天大的委屈吗？可我知道他问的号里是不是有人打我、欺负我，因为中国的监狱里犯人打犯人是众所周知的事，我摇摇头：“没有。”他松了口气，告诉我：“我也没挨打，他们还是挺佩服法轮功的。但据说到了下面就不一样了，你要多照顾好自己呵。”
我们俩被带上一辆警车，并排坐着，我的右手和东伟的左手被拷在同一副手铐里。我们俩把另外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互相传递着安慰和鼓励的信息。一个月没见，又是分别身处牢狱，似乎有千言万语，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我泪眼婆娑，他却还和我开了个玩笑，想让我好过一点，却更令我哭笑不得。
短暂的相聚转瞬即过，车子很快开到了处于北京南郊的劳教人员调遣处。一男一女两个警察把我们俩从七处人的手里接了过来。我意识到可能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能在一起了，心里突然升起一阵酸楚，我禁不住扭过头看东伟，他也正在看我，眼神中是说不出的怜爱和伤感。相识后，我们俩有过多少次深情的对望，而这样令人心碎的对望却是第一次。整个调遣处在几秒钟的时间内一片寂静，周围的一切仿佛根本不存在，只有我们俩恋恋不舍的互相凝视着。
突然，女警冲我大喝一声：“看什么看！低头！”然后一根电棍死死的压在了我后脑杓上，直到下巴挨到胸前。
这时我想起托尔斯泰的话：只有经得起别离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爱情。但转而又想，我又不是为了爱情进来的，只因讲真话，这是人为制造的生离死别呵！我自己将裴多菲的那世人皆知的名句改了一个词，心里默念着：
Life is dear,
Love is dearer.
Both can be given up for truth.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真理故，
两者皆可抛。）
(今年三十八岁的卜东伟是总部设在旧金山的美国亚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因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从家中抓捕。后被非法判处劳动教养两年半，现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已经整一年。卜东伟的妻子娄宏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丈夫被抓后，娄宏伟多方呼吁营救，现已得到欧盟、国际大赦等机构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多国议员的声援和帮助。)
(待续)
在七处的时候，给王姐和杨姐多复述一些师父的讲法是我的头等大事。因为主要的心思都用在回忆师父讲法上面了，对饮食起居这些方面都没有太在意。现在回忆起来，那一个月好像每天的伙食都是一样的：一天两顿饭，中午馒头，晚上窝头，菜一直是“水煮土豆”。对菜是什么味道没有一点印象，只记得经常可以看见土豆皮上的泥。被关押的人如果自己有钱，还可以定一些食品，如方便面、奶粉、糖什么的，当然价格高的离谱。
八月十九日是我的生日，号里的人张罗着要为我做一个生日蛋糕。我很好奇，在看守所这样的环境下很难想像还有生日蛋糕可以吃。她们把头天晚上省下的几个窝头用手掰碎，再碾成细粉状，然后掺上奶粉和白糖使劲揉。那窝头面遇见糖竟然变的稀软，和上奶粉后，捏成蛋糕形状。放一会儿，蛋糕的软硬就刚好合适了。看着这个精心制作的蛋糕，我感慨万分。在外面不知吃过多少个生日蛋糕了，各种名牌糕饼店定制的各种口味的，但这样的蛋糕还是平生第一次吃到。蛋糕的味道还真是不错，她们看见我爱吃，也都高兴的很。
在外面不知吃过多少个生日蛋糕了，但看守所里这窝头蛋糕还是第一次吃到
一天王姐被管教叫去谈话，谈了很久，回来后没说什么，但却明显的疏远了我，不再和我单独说话。我想一定是管教威胁了她什么她才会这样，但我知道她心里还是对我好，因为她几乎默默的帮我做了我所有的事，缝被罩，钉扣子，甚至洗衣服。缝被罩，钉扣子这样的事在外面可能稀松平常，可在牢房里因为没有针线，成了一件大工程。线是从不穿的旧衣服上拆下来的；没有针，只好用牙膏皮的尖在要缝的衣服上轻轻扎出一个小洞，再把线从洞里穿过去，这就算一针。所以哪怕盯一个扣子都要很久。
杨姐是个烈性女子，什么也不怕，每天继续跟我学背《洪吟》，倒也没人敢管她。杨姐睡觉前背，在值日的间隙背，在吃饭时也念念有词，一个月之后她几乎能背下《洪吟》中的七十二首诗了。渐渐的，她从死亡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灰白的脸色也一天比一天红润。
一个月的时间过的很快，我知道刑事拘留的最长时间是一个月，一个月后或者会放人或者会批捕，然后走司法程序。因为我觉得自己被批捕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写的那些信要作为判刑依据的话，可能谁都会觉得很可笑。所以快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已经在做一些出去的准备了，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分给还要继续呆在里面的人。可事实证明我低估了共产党的邪恶程度。
我和学习号一起值班时，她看见我很乐观的样子，就告诉我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还不解，她表示：“让你写保证不炼了你不写，他们能放你吗？”我说：“判刑是司法程序，跟写不写保证有什么关系？”她看了我一会儿，笑了笑说：“你真单纯。希望你早日修成圆满。”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提了出去。见到那两个预审，他们面无表情，问我：“这一段时间过的好吗？”我说：“看守所能好到哪去？你们应该赶紧放我出去，我没犯罪，不该呆在这儿。”其中一个怪怪的看了我一眼，从一个信封里拿出一张纸，对我大声宣读：娄宏伟被判处劳动教养一年。我的脑子“嗡”的响了一下，一年？我的工作还没交接呢！所有的同事、同学、朋友也没打招呼，还有我们年迈的父母如何接受这个事实？我问：“东伟呢？”他竟然十分沉重的回答：“也是一年劳教。”我摇摇头：“你们太狠了！就因为写信就判我们俩一年？”
预审没回答我，问：“你想提起行政复议吗？”我说：“当然，你们的判决完全是不合理的。”他有气无力的说：“那你回去跟管教说一声，说你要写行政复议书，让她给你拿纸笔。”我被送回监室，同屋的人知道我被判了一年劳教也都很气愤，但又安慰我：“哎，从七处出去的人一年劳教是最轻的了。”
但我还是感到很委屈，泣血上书，诚心建议，换来的却是劳教！残酷的现实让我不敢相信！我觉得眼泪已经含满了眼眶，就到厕所里去洗把脸，因为我不愿她们看到我流泪。刚洗完脸，王姐和杨姐就同时走了进来。她们俩抱住我，同时开始哭了起来。我刚忍住的泪 像决了堤的河水，一发不可收拾，三个人哭成一团。谁都知道，这一走便是生离死别，这一辈子再相见的机会太渺茫了！她们俩一人一边，紧紧握着我的手，告诉我：“妹妹放心，我们一定好好修炼，做一个好人。”
谁都知道，这一走便是生离死别，这一辈子再相见的机会太渺茫了
我听了这话，心里升起欣慰，有缘人总算得到了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哪怕我再委屈，也算值了。同屋的人为了不惹麻烦，原本不让我们三个在一起时间太长。但那一晚没人干涉我们，我们一起背了很久的《论语》和《洪吟》。
第二天一早，就通知我收拾东西送劳教所。我问：“我还要行政复议呢，怎么就开始执行了？”管教说：“到下面一样可以写。”然后又自己轻轻嘟囔了一句：“根本没用，复议什么呵！”
出了楼，我竟然见到了东伟！他被剃了很短的头发，跟往日英俊潇洒的样子相差很大。他被一个男警带着，和我同时要被送劳教所。我们俩互相看着，一时哽咽说不出话来。走近些后，他急忙问我：“你没受委屈吧？”我心想，这样被关在监狱里不就是天大的委屈吗？可我知道他问的号里是不是有人打我、欺负我，因为中国的监狱里犯人打犯人是众所周知的事，我摇摇头：“没有。”他松了口气，告诉我：“我也没挨打，他们还是挺佩服法轮功的。但据说到了下面就不一样了，你要多照顾好自己呵。”
我们俩被带上一辆警车，并排坐着，我的右手和东伟的左手被拷在同一副手铐里。我们俩把另外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互相传递着安慰和鼓励的信息。一个月没见，又是分别身处牢狱，似乎有千言万语，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我泪眼婆娑，他却还和我开了个玩笑，想让我好过一点，却更令我哭笑不得。
短暂的相聚转瞬即过，车子很快开到了处于北京南郊的劳教人员调遣处。一男一女两个警察把我们俩从七处人的手里接了过来。我意识到可能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能在一起了，心里突然升起一阵酸楚，我禁不住扭过头看东伟，他也正在看我，眼神中是说不出的怜爱和伤感。相识后，我们俩有过多少次深情的对望，而这样令人心碎的对望却是第一次。整个调遣处在几秒钟的时间内一片寂静，周围的一切仿佛根本不存在，只有我们俩恋恋不舍的互相凝视着。
突然，女警冲我大喝一声：“看什么看！低头！”然后一根电棍死死的压在了我后脑杓上，直到下巴挨到胸前。
这时我想起托尔斯泰的话：只有经得起别离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爱情。但转而又想，我又不是为了爱情进来的，只因讲真话，这是人为制造的生离死别呵！我自己将裴多菲的那世人皆知的名句改了一个词，心里默念着：
Life is dear,
Love is dearer.
Both can be given up for truth.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真理故，
两者皆可抛。）
(今年三十八岁的卜东伟是总部设在旧金山的美国亚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因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从家中抓捕。后被非法判处劳动教养两年半，现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已经整一年。卜东伟的妻子娄宏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丈夫被抓后，娄宏伟多方呼吁营救，现已得到欧盟、国际大赦等机构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多国议员的声援和帮助。)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