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7-31 04:19:05作者：
德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提供无偿援助，在全世界排名第四，截止2006年7月，已经向中国大陆提供援助 7.74亿欧元。近日，不同党派的德国政要同时发言 要求政府取消对华发展援助，引起多方关注。本台记者就此专访了旅居德国的著名学者仲维光先生，他对此做了深入的分析。
停止对华发展援助的声音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德国政界出现。从2006年2月开始，不同党派的政要已经数次提出相似的提议，主要原因有三个，仲维光说（声音）：“一个是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而且在很多领域里和德国产生了相当程度的竞争；第二，中国在一些经济领域里的不守法促使德国的企业界和社会对此有了一些呼声；第三是中国的人权状况和社会状况始终没有任何改变，中国的环境问题对世界的威胁也在日夜加剧。中国在发展中没有显出更加遵守国际秩序。现在这个问题比较尖锐的提出来是由于德国公布了一个统计显示，在2008年，中国将会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这一点刺激了德国各方面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到桌面上来。”
仲维光认为要讨论是否继续对中国援助，首先要明确德国和西方对中国援助的目地(声音)：“第一点目地是为了世界的和平和环境，为了促进世界民众可以更加自由的生活；第二，是为了德国自身的利益，这是显然的，世界稳定和安全了，中国稳定了对德国自身也有利；也促进了德国贸易和中国经济的关系。第三是为了德国的企业和民众的利益。”
仲维光首先列举了成功达到援助目地的例子，前西德对东德的援助（声音）： “在七、八十年代缓和时期，西德对东德的援助和支持，大大的促进了东德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这一切造成了柏林墙的倒塌。实际上西德当时对于东德每一次援助，它都附带了一些原则性的条件，附加了一些限制，这些限制就促使东德在接受这些援助时，必须在社会的其它方面做出一定的让步和变化，每一次大型的援助东德都要放出一批异议人士，最典型的就是7月20号东德在纪念废除死刑20周年，死刑在统治者手里实际上是维护其统治的一个很有力的手段，他们可以随意的执行死刑来消灭他们所谓的敌人，利用死刑来恫吓社会。这个例子可以使我们看到，在整个七、八十年代，西德利用这种不断的对东德的这种援助，造成了东德社会的松动。”
仲维光认为德国十几年来对中国的援助没有达到援助要达到的目地，他列举了例子并分析了其表现（声音）：“在九十年代以后，德国和西方与中国接触的时候却相反，经济利益高于了他们对原则问题的认同，更多的采取的是一种绥靖政策，忘记和忽视了许多原则问题。德国和中国任何的一个合作项目里，他们的那种人权、自由和对世界环境问题忧虑的底线都十分模糊。这就造成了经济利益至上。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德国的前任总统在访问中国时，本来应该把一份中国政府关押的异议人士的名单当面交给中国政府并要求释放，但是德国总统在和中国领导人见面时竟然不敢当面交给他，而是在会见以后才交给他，这在德国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们忘记了这种模糊了底线的做法最后实际上危害的是德国人自己。他们没有像对东德的援助那样提出明确的限制和人权要求。由于中国在人权和法治上没有明确的界限，所以中国的厂商就可以随意的复制德国的产品。德国政府太注意政府之间的合作了，而没有把更多的眼光投向中国的深层和民间。例如在法律的这种沟通上，德国和中国政府一直有一个人权对话，但是这个人权对话到今天为止毫无成效，德国社会也看到，只是一个花瓶，他们又遵照了中国政府的所谓保密，不能够把它公开出来，在里面的他们又不敢提原则问题，所以整个的法律对话是浪费了德国纳税人的钱。”
造成以上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不清，仲维光分析了造成认识不清的原因以及带来的危害（声音）：“实际上他们对东欧共产党的认识非常清楚，但是到中国共产党这儿就产生了很多混乱。第一个原因是89年柏林墙的倒塌，共产党集团的崩溃使得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对世界的威胁减轻了，他们不再感到共产极权对他们自己构成威胁，所以一些政治家有意的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第二，德国这些对中国问题了解的所谓这些专家和汉学家，他们大部份是当年西方的左派，甚至就是毛份子，这些人和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思想上也有很强的共产主义的倾向。所以这些人血液深处可以说是西方的共产党。这个在西方的汉学界和中国问题专家中问题存在的非常严重；第三，德国和西方的媒体由于存在语言和文化的隔阂，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模糊的，很多西方媒体把注意力放在了中国上面，忘记了它后面的共产党；常常以中国是一个特殊文化和传统的国家、以中国独特性而掩饰了中共这种当代极权主义的共性，造成了一种中国共产党变了的假象。这种误会也是德国社会和民众对中共认识不清。他们甚至在中共 99年镇压法轮功以后，对于这种残暴的镇压在媒体上的揭露很不足，对法轮功的镇压其实表明了中共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所以对中国采取的这种援助从长远来说危害的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危害的还有他们自己。例如中国的环境问题一旦有一个大的爆发，全世界都会受到损害，比如中国社会道德衰败的问题，西方也都受到了影响和损害，都对经济以及其它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
德国和西方对中国所有的援助都会首先被中共用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和统治，对中国没有原则和底线的援助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声音）：“只要这种援助流入中国政府的钱包，中国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用这个钱来维持它的政权和统治，而不是用来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发展中国。这一点中共从不回避。因为中共从它一成立就讲，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中共近一百年的历史说明它一直都在维护它的权力。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处于危险时，它也是首先考虑发展自己而不是抗日。2000年以后中国这种大规模的环境破坏和道德沦丧。包括明年的奥运会，中国政府绝对不是为了要给中国社会带来进步，不是为了推进世界民主自由和世界各国民众之间的联系，它首要考虑的是中共的统治。在援助中国时，在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时，一定要清楚，中国政府拿这笔钱考虑的绝对不是双方的经济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我倒不是完全反对西方政府援助中国、进行经济合作，而是提出，西方政府一定要在每一个经济合作和援助上，明确的提出自己的底线和原则，西方各党派、媒体和民众要一起来监督自己的政府，看他怎么花纳税人的钱。如果政府不在这些原则的底线上做出明确的承诺和表示，那么对这种援助就应该坚决反对。”
以上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方亮采访报导。
停止对华发展援助的声音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德国政界出现。从2006年2月开始，不同党派的政要已经数次提出相似的提议，主要原因有三个，仲维光说（声音）：“一个是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而且在很多领域里和德国产生了相当程度的竞争；第二，中国在一些经济领域里的不守法促使德国的企业界和社会对此有了一些呼声；第三是中国的人权状况和社会状况始终没有任何改变，中国的环境问题对世界的威胁也在日夜加剧。中国在发展中没有显出更加遵守国际秩序。现在这个问题比较尖锐的提出来是由于德国公布了一个统计显示，在2008年，中国将会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这一点刺激了德国各方面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到桌面上来。”
仲维光认为要讨论是否继续对中国援助，首先要明确德国和西方对中国援助的目地(声音)：“第一点目地是为了世界的和平和环境，为了促进世界民众可以更加自由的生活；第二，是为了德国自身的利益，这是显然的，世界稳定和安全了，中国稳定了对德国自身也有利；也促进了德国贸易和中国经济的关系。第三是为了德国的企业和民众的利益。”
仲维光首先列举了成功达到援助目地的例子，前西德对东德的援助（声音）： “在七、八十年代缓和时期，西德对东德的援助和支持，大大的促进了东德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这一切造成了柏林墙的倒塌。实际上西德当时对于东德每一次援助，它都附带了一些原则性的条件，附加了一些限制，这些限制就促使东德在接受这些援助时，必须在社会的其它方面做出一定的让步和变化，每一次大型的援助东德都要放出一批异议人士，最典型的就是7月20号东德在纪念废除死刑20周年，死刑在统治者手里实际上是维护其统治的一个很有力的手段，他们可以随意的执行死刑来消灭他们所谓的敌人，利用死刑来恫吓社会。这个例子可以使我们看到，在整个七、八十年代，西德利用这种不断的对东德的这种援助，造成了东德社会的松动。”
仲维光认为德国十几年来对中国的援助没有达到援助要达到的目地，他列举了例子并分析了其表现（声音）：“在九十年代以后，德国和西方与中国接触的时候却相反，经济利益高于了他们对原则问题的认同，更多的采取的是一种绥靖政策，忘记和忽视了许多原则问题。德国和中国任何的一个合作项目里，他们的那种人权、自由和对世界环境问题忧虑的底线都十分模糊。这就造成了经济利益至上。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德国的前任总统在访问中国时，本来应该把一份中国政府关押的异议人士的名单当面交给中国政府并要求释放，但是德国总统在和中国领导人见面时竟然不敢当面交给他，而是在会见以后才交给他，这在德国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们忘记了这种模糊了底线的做法最后实际上危害的是德国人自己。他们没有像对东德的援助那样提出明确的限制和人权要求。由于中国在人权和法治上没有明确的界限，所以中国的厂商就可以随意的复制德国的产品。德国政府太注意政府之间的合作了，而没有把更多的眼光投向中国的深层和民间。例如在法律的这种沟通上，德国和中国政府一直有一个人权对话，但是这个人权对话到今天为止毫无成效，德国社会也看到，只是一个花瓶，他们又遵照了中国政府的所谓保密，不能够把它公开出来，在里面的他们又不敢提原则问题，所以整个的法律对话是浪费了德国纳税人的钱。”
造成以上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不清，仲维光分析了造成认识不清的原因以及带来的危害（声音）：“实际上他们对东欧共产党的认识非常清楚，但是到中国共产党这儿就产生了很多混乱。第一个原因是89年柏林墙的倒塌，共产党集团的崩溃使得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对世界的威胁减轻了，他们不再感到共产极权对他们自己构成威胁，所以一些政治家有意的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第二，德国这些对中国问题了解的所谓这些专家和汉学家，他们大部份是当年西方的左派，甚至就是毛份子，这些人和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思想上也有很强的共产主义的倾向。所以这些人血液深处可以说是西方的共产党。这个在西方的汉学界和中国问题专家中问题存在的非常严重；第三，德国和西方的媒体由于存在语言和文化的隔阂，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模糊的，很多西方媒体把注意力放在了中国上面，忘记了它后面的共产党；常常以中国是一个特殊文化和传统的国家、以中国独特性而掩饰了中共这种当代极权主义的共性，造成了一种中国共产党变了的假象。这种误会也是德国社会和民众对中共认识不清。他们甚至在中共 99年镇压法轮功以后，对于这种残暴的镇压在媒体上的揭露很不足，对法轮功的镇压其实表明了中共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所以对中国采取的这种援助从长远来说危害的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危害的还有他们自己。例如中国的环境问题一旦有一个大的爆发，全世界都会受到损害，比如中国社会道德衰败的问题，西方也都受到了影响和损害，都对经济以及其它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
德国和西方对中国所有的援助都会首先被中共用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和统治，对中国没有原则和底线的援助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声音）：“只要这种援助流入中国政府的钱包，中国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用这个钱来维持它的政权和统治，而不是用来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发展中国。这一点中共从不回避。因为中共从它一成立就讲，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中共近一百年的历史说明它一直都在维护它的权力。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处于危险时，它也是首先考虑发展自己而不是抗日。2000年以后中国这种大规模的环境破坏和道德沦丧。包括明年的奥运会，中国政府绝对不是为了要给中国社会带来进步，不是为了推进世界民主自由和世界各国民众之间的联系，它首要考虑的是中共的统治。在援助中国时，在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时，一定要清楚，中国政府拿这笔钱考虑的绝对不是双方的经济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我倒不是完全反对西方政府援助中国、进行经济合作，而是提出，西方政府一定要在每一个经济合作和援助上，明确的提出自己的底线和原则，西方各党派、媒体和民众要一起来监督自己的政府，看他怎么花纳税人的钱。如果政府不在这些原则的底线上做出明确的承诺和表示，那么对这种援助就应该坚决反对。”
以上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方亮采访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