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7-21 22:20:29作者：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日前透露，东四八条拆迁项目已被叫停。然而，有关该项目论证专家王世仁涉嫌为家族谋利的指责并没有因此而暂停。
东四八条胡同始建于元代。大凡是老北京，没有不关心那一带传统四合院的命运的。北京市已经把传统民居拆得差不多了，但是按照中央政府的精神，对于东四一带民居，应当是不搞大拆大建，也不以所谓仿古手段来加以“保护”。
至于东四八条的地皮8年前就被卖给开发商一事，当地居民一直被蒙在鼓里。东四八条拆迁计划一度获得通过，其中出力最多的，要算“北京旧城风貌保护与危房改造专家顾问小组”里挂着“文保专家”头衔的王世仁。
居民说，王世仁力主拆迁，原因很简单：此人的女儿和女婿是干仿古建筑设计一行的。《北京青年报》相关报导说：“老爹主拆，女儿管盖”。更有人说，王世仁“比黄世仁还坏”，话也许说的刻薄了点，但却反映了人们的愤怒。据说，王世仁是有名的“拆迁派”，而且他的主张往往在专家小组占上风。
原网络杂志《大参考》主编、评论家李洪宽表示，有关王世仁涉嫌通过项目论证为家族谋利的指责，使他想起当今相当普遍的以权谋私现象---
李洪宽：“这种事情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不管是利用专家的权力还是政府的权力为自己的亲友谋取利益，也可以让不相关的人做，但他们必须行贿。避嫌机制实际上是可以绕过去的。不是亲戚朋友，是别人介绍的，通过行贿避嫌就绕过去了。中国的避嫌机制设计的有一定道理，但执行起来也困难，因为整个社会的道德已经崩溃了。没办法有效运作，所以避嫌机制也不会起作用。这种事情在中国是极其普遍的。”
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朱永德也表示，王世仁其人其事都不孤立，当今中国职业人士的道德水准有普遍下滑趋势---
朱永德：“我觉得今天是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的一个非常恶劣的时期。今天的这个社会是向钱看齐的社会，大家都在物质生活的引诱之下、在转变当中。今天在大学教书的教授也要去想办法搞钱，大学的房子要租出去成旅馆，收学生怎么样走后门、收高费用。医生也是这样，我很多朋友不敢到中国去旅行，就是因为怕生病，生病怎么办？
中国当前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念没有了，而西方的价值观念也没有。这个问题西方也有，但没那么普遍。就是要用法律制裁，但是现在中国法律跟不上，什么法律条文都有，就是执行不起来，这是一个转型时期。尤其新闻媒体的自由一定要增加才行。媒体在21世纪非常重要，不然法律顾不到的东西太多了。”
评论家李洪宽表示，北京市当初成立10人专家小组、在旧城改造方面尊重专家意见是好的，但是如今专家的组成相当复杂，论证程序也不简单---
李洪宽：“实际上这么大的一个政权，国家机器，维持运作的都是一些很有知识的人。那就涉及到用谁的问题，比如当时论证三峡工程的时候到底用黄万里还是别人？黄万里是反对三峡的，他是公认的清华大学水利专家。可是李鹏他们不用他，用另外的专家。那个专家就说三峡大坝应该修。
旧城改造也一样，保护文物，保护古建筑也有不同的专家。不同专家不同意见是非常正常的。共产党的机制怎么用？现在涉及到的不仅是专家意见，背后还有利益驱动，涉及到钱，谁掌握了权就直接意味着利润。这就复杂了，不是用专家不用专家的问题，而是利益谁分享的问题了。”
朱永德教授说，应当看到，旧城的保护与城市的建设往往是一个难以平衡的关系---
朱永德：“今天像北京这么一个老城，从元朝到现在五，六百年的历史，中国是老国家，北京是老城，为了奥运去翻新，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老旧的问题。一定要有平衡，怎样达到这个平衡点，是非常难的。不能为了一个小房子，凿路就要绕一个大圈子，从艺术和建筑的眼光配合的合适还好，否则很难按照怎样的原则判断其重要性，哪个地方重要哪个不重要？这完全是一个相对的价值观念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要一个绝对标准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根本是一个难题。”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表示，东四八条拆迁项目未来如何还在讨论当中。不用说，人们对此将拭目以待。
东四八条胡同始建于元代。大凡是老北京，没有不关心那一带传统四合院的命运的。北京市已经把传统民居拆得差不多了，但是按照中央政府的精神，对于东四一带民居，应当是不搞大拆大建，也不以所谓仿古手段来加以“保护”。
至于东四八条的地皮8年前就被卖给开发商一事，当地居民一直被蒙在鼓里。东四八条拆迁计划一度获得通过，其中出力最多的，要算“北京旧城风貌保护与危房改造专家顾问小组”里挂着“文保专家”头衔的王世仁。
居民说，王世仁力主拆迁，原因很简单：此人的女儿和女婿是干仿古建筑设计一行的。《北京青年报》相关报导说：“老爹主拆，女儿管盖”。更有人说，王世仁“比黄世仁还坏”，话也许说的刻薄了点，但却反映了人们的愤怒。据说，王世仁是有名的“拆迁派”，而且他的主张往往在专家小组占上风。
原网络杂志《大参考》主编、评论家李洪宽表示，有关王世仁涉嫌通过项目论证为家族谋利的指责，使他想起当今相当普遍的以权谋私现象---
李洪宽：“这种事情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不管是利用专家的权力还是政府的权力为自己的亲友谋取利益，也可以让不相关的人做，但他们必须行贿。避嫌机制实际上是可以绕过去的。不是亲戚朋友，是别人介绍的，通过行贿避嫌就绕过去了。中国的避嫌机制设计的有一定道理，但执行起来也困难，因为整个社会的道德已经崩溃了。没办法有效运作，所以避嫌机制也不会起作用。这种事情在中国是极其普遍的。”
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朱永德也表示，王世仁其人其事都不孤立，当今中国职业人士的道德水准有普遍下滑趋势---
朱永德：“我觉得今天是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的一个非常恶劣的时期。今天的这个社会是向钱看齐的社会，大家都在物质生活的引诱之下、在转变当中。今天在大学教书的教授也要去想办法搞钱，大学的房子要租出去成旅馆，收学生怎么样走后门、收高费用。医生也是这样，我很多朋友不敢到中国去旅行，就是因为怕生病，生病怎么办？
中国当前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念没有了，而西方的价值观念也没有。这个问题西方也有，但没那么普遍。就是要用法律制裁，但是现在中国法律跟不上，什么法律条文都有，就是执行不起来，这是一个转型时期。尤其新闻媒体的自由一定要增加才行。媒体在21世纪非常重要，不然法律顾不到的东西太多了。”
评论家李洪宽表示，北京市当初成立10人专家小组、在旧城改造方面尊重专家意见是好的，但是如今专家的组成相当复杂，论证程序也不简单---
李洪宽：“实际上这么大的一个政权，国家机器，维持运作的都是一些很有知识的人。那就涉及到用谁的问题，比如当时论证三峡工程的时候到底用黄万里还是别人？黄万里是反对三峡的，他是公认的清华大学水利专家。可是李鹏他们不用他，用另外的专家。那个专家就说三峡大坝应该修。
旧城改造也一样，保护文物，保护古建筑也有不同的专家。不同专家不同意见是非常正常的。共产党的机制怎么用？现在涉及到的不仅是专家意见，背后还有利益驱动，涉及到钱，谁掌握了权就直接意味着利润。这就复杂了，不是用专家不用专家的问题，而是利益谁分享的问题了。”
朱永德教授说，应当看到，旧城的保护与城市的建设往往是一个难以平衡的关系---
朱永德：“今天像北京这么一个老城，从元朝到现在五，六百年的历史，中国是老国家，北京是老城，为了奥运去翻新，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老旧的问题。一定要有平衡，怎样达到这个平衡点，是非常难的。不能为了一个小房子，凿路就要绕一个大圈子，从艺术和建筑的眼光配合的合适还好，否则很难按照怎样的原则判断其重要性，哪个地方重要哪个不重要？这完全是一个相对的价值观念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要一个绝对标准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根本是一个难题。”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表示，东四八条拆迁项目未来如何还在讨论当中。不用说，人们对此将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