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没有家乡的人，父亲是南方人，母亲是北方人，自己在北京和广州两个城市长大。南方人认为我是北方人，北方人却一口咬定我是个南方 人，因此每当别人问到家乡和籍贯的时候，总要花费许多口舌来解释。后来在香港居住了很长时间，虽然也被人叫做大陆人，但我仍然隐隐的把这个城市当成了自己 的故乡。
香港北角有一位蔡伯，原来是中国某著名大学的数学教授，八十年代移居香港之后，靠收集酒楼垃圾为生，每月收入只有六千港元。从商成功的子女劝蔡伯回大陆生活，但蔡伯坚决不肯，他告诉我，只有在香港，才有那种完全自由的感觉。我自诩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有自由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
七十年代末在中国读大学的时候，一帮同学在听了一个美国外教讲外边世界后非常感叹，认为中国人最大的不幸是被封在黑房子里，我补充说，更大的不幸，是在这个黑房子的小窗边。
我读中学的同学中许多人有所谓的港澳关系，因此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从香港偷带进来的杂志报纸，所以有这样的感叹。后来在香港居住，真正享受自由的暇意，那和听说的感觉截然不同，我把她当成故乡。
然而今年七一之前，香港警方在抵港的飞机上，要求不炼法轮功的人举手，然后强力管制不举手的乘客，这个消息让我感到无比的沉重，而竟有难以呼吸的感受。我估计这又是中国大陆警方出的主意，因为法轮功学员不说谎话，不会有人假称普通乘客而混入港境。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镇压当中，有关当局早就熟悉了这种“利用真诚”的勾当，没想到竟然被引入了香港。利用人类善良和真诚本性来行镇压的政府，只不过是一个充满恶意的低能者。
我曾经回北京，儿时居住的胡同离鼓楼不远，早被拆毁，变成了一座相当古怪的庞然大物，而空气中充满了紧张的沙尘腥味，已不是我记忆中的家乡。在广州，旧居附近的老榕树不见了踪影，街边的白兰花仍然开放，但却不再在夜晚发出沁入心扉的芬芳，只有龇牙咧嘴的混凝土们高耸入云。
九七年之后离开了香港，很多次午夜梦回，常常质疑自己当初的决定。然而今天暗暗庆幸，天知道，这是一个充满了悲哀的庆幸。
我知道，所有的中国人都一样，早已经没有了心灵的故乡。马列的武断和共产党的暴力已经摧毁了所有中国的文明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心灵的流浪者，在文化的旷野中到处漂泊。
这一次，我的故乡再次沦陷。没有自由的香港，我不能把她当作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