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奴隶童工事件曝光之后，全球媒体聚焦、全国民众声讨。我特别注意到，大多数评论者愤怒谴责黑砖窑的老板和地方的基层官员，许多人对中央政府的干预和最高领导人的批示表态“坚决支持”。比如，一位《南方周末》的时事评论员认为：“这是对于国家统一法制的彻底颠覆。”他甚至用“一场叛乱”来定义此次奴隶童工事件。他写道：“因为中央政府的强力干预，国家机器终于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解救开始了，调查开始了。既然是叛乱，就需要平叛，就需要动用国家暴力，对所有黑窑如秋风扫落叶予以彻底摧毁！对所有监工、对所有黑窑股东和老板，予以坚决镇压！”
类似的论点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也层出不穷。有学者甚至认为，此类丑闻的发生是因为地方政府权力过大，地方政府为所欲为且欺骗中央政府。他们指出，中央是好的，地方是坏的，中央只是暂时被蒙蔽了，一旦中央清醒过来，必然扭转乾坤，为老百姓报仇雪耻。
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一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路。在这一思路之下，甚至有人建议加强中央政府的集权能力，中央越强大，政令越畅通，正义越彰显。
我不同意这样一种舍本逐末、缘木求鱼的看法，也不同意这样一种小心翼翼、察言观色的批评策略。我认为，中央政府根本就不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受害者及其家属也不必对胡锦涛和温家宝感恩戴德。相反，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和中央集权的权力格局才是中国人权灾难的始作俑者。黑砖窑事件并不是一场叛乱，而是中央政府默许甚至鼓励的、中央与地方官僚联手对民众事实抢劫之后的政治分赃行为。中共的特务系统和内参报导堪称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报搜集机制，胡温不可能被地方官员蒙在鼓里。
我们不能依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施监督和惩罚，因为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的利益与老百姓的利益是对立的。那种希望国家机器动用暴力来“镇压”监工、黑窑股东和老板的呼吁，激情有余、理性不足，而且显示出某些中国知识分子法治观念的薄弱。中共的国家机器从来只会驱使坦克和全副武装的军队镇压民众的爱国民主运动，而不会开去捣毁成千上万的黑砖窑及黑煤窑。那些监工、黑窑股东和老板们理应接受法律的制裁，而非国家机器的暴力“镇压”。公共知识分子在进行社会批评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使用被“党文化”污染的“党语言”。
为受害者鼓与呼固然重要，但是对症下药更加重要。要切实保障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不能靠加强中央集权、不能靠最高统治者的良心发现、更不能相信温家宝的眼泪，而应当切实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实现新闻自由、结束一党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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