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酷刑的根源与预防根治
（一）专制暴政是酷刑的主要根源
酷刑产生的土壤相当丰厚，有政治、法律、经济、文化、观念、历史、传统诸方面的原因。本文着重探讨政治和法律根源。
本质上言，酷刑是罪恶的专制独裁政治体制的必然产物。举凡专制独裁国度皆将其人民视同奴隶而不当人看待，因而国民没有人权，而统治集团则普遍丧失人性。共产极权专制暴政通过长期欺骗洗脑暴力恐怖威胁，众多国人变成道德堕落、自私自利、人性荡然无存，因而往往将酷刑发挥到极致。在所有极权专制独裁国家均普遍存在酷刑 ,反之在所有自由民主国家则属例外[1] 特别是在所有正宗老牌自由民主国家酷刑几近绝迹，尽管仍有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指控[2]。
专制暴政国家的共同特点在于滥用酷刑迫害政治犯、思想犯、言论犯、信仰犯，诸如伊拉克萨达姆专权期间据称全国有 500万政治犯其中100万人被处死、[3]智利前总统的军人专制政府同样杀政治犯如麻、[4]朝鲜金正日政权对政治犯动辄枪决、 [5]红色高棉波尔布特共产暴政残暴至极，在其当政短短几年内屠杀了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的200多万人、 [6]希特勒屠杀600万犹太人、斯大林枪杀近2000万政治异已、而中共专制暴政的政治恐怖令古今中外所有的专制暴政望尘莫及。例如，西班牙最残酷的宗教裁判所,共烧死一万人, 法国革命雅各宾专政,上断头台的共有一万七千人,而沙皇治下,十九世纪一百年处死政治犯只有几十人。中共专制暴政自1949年迄今屠杀、害死的国人高达七、八千万之众！ [7]其中被屠杀比例最大者是政治思想犯和信仰犯，可见毛泽东及中共专制暴政稳坐世界杀人恶魔冠军宝坐。虽然美国也存在酷刑，但如今决不存在政治犯、思想犯、信仰犯，仅在对付恐怖分子嫌疑人时例如911惨案发生后，美军也发生了以反恐为名对伊拉克人，极端伊斯兰教徒中的嫌疑人或俘虏的酷刑，依国际法即使是最严重的犯罪诸如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嫌疑人，也仍应享有无罪推定权，免受酷刑虐待。加拿大、德国、法国同样存在冤案 [8]，然而不仅数量极少，而且绝大多数仅在杀人抢劫强奸命案中出现，且冤案的产生大多与酷刑无关；更重要的是所有冤案均无一例外地随时面临国内媒体、公共人物及在野党的无情揭露批判抨击。因此，在自由民主宪政社会发生酷刑仅是例外，且受害人也容易获得公正独立审判并获得公平合理的巨额经济赔偿 [9]。正由于在专制暴政下既无独立司法，也没有独立公正媒体，既无结社自由，也没有政治言论思想信仰出版自由，因而，整个社会政治生态极不平衡，缺乏有效的制约力量；因此，酷刑大量发生公众却既不知情也无法关注，是故，酷刑是极权专制独裁政治体制的必然产品。
（二）酷刑的预防与根治
举凡行专制独裁国度，酷刑如影随形。而凡是自由民主宪政国度，几无酷刑生存的余地。既然酷刑与专制暴政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欲根治酷刑显然唯有彻底铲除专制暴政才有可能。但是专制暴政消失后，酷刑并不能自然随之消亡，原因在于专制独裁是酷刑产生的主要根源，但酷刑还有法律、经济、文化、观念、传统、习俗、人性、心理多种原因。因此，在铲除专制暴政的前提下，还必须辅之以相应法律规范及宗教文化方面的教育校正。正因为酷刑的客观存在，才有制定反酷刑法的必要。国际社会基于封建专制刑事制度的残酷野蛮，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法西斯野蛮粗暴践踏破坏基本人权，滥用酷刑，残酷屠杀人犯，促使人权国际保护意识加强，导致国际人权法包括禁止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原则的确立。
1948年12月1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5条庄严宣告：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这是确立禁止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原则最早的国际人权法律条款。《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966）第7条重申了上述原则并规定："特别是对任何人均不得未经其自由同意而施以医药或科学试验。"联合国大会1975年12月 9日通过的《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进一步详细地规定了禁止酷刑及不人道待遇原则的内容。向联合国大会1984牛12月10日通过并开放签署批准加入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在总结上述国际人权法律实施的经验，结合各国开展反对酷刑斗争的经验的基础上，使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原则更加具体化和具有可操作性，从而成为全球范围内更有效地开展反对酷刑斗争的行动指南。但这仅是原则性的规定，欲预防和根治酷刑，除了必须铲除酷刑产生的根源土壤外，最直接有效的措施则是制定公正有效的可操作的具体法律规范。
（三）预防酷刑行之有效的国际法律规范
依据各国反酷刑法律与司法实践经验，法律专家总结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反酷刑规则，并通过立法途径使之上升为对国际社会各国成员均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旨在充分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人权，特别是保障被告人被拘押人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具体言之主要有：迅速带至法官或司法官员面前听证的权利、无罪推定、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禁止强迫供述或强迫自证罪责、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沉默权、律师在场权及刑讯逼供指控举证责任倒置。
1、迅速带至法官或司法官员面前听证的权利 （The right to be brought promptly before a judge or judicial officer）。
任何被捕或拘留的人均应迅速带至一位独立法官或法律授权的独立司法官员面前，以便由该法官或司法官员独立审查确认逮捕或拘留是否合法，是否有必要在审讯之前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确保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受到恰当对待，保障其基本人权，防止司法权力的烂用 [10] 。这里的[独立]是指法官不得与当事方有利害关系，而当事方则指被逮捕被拘禁者与公安机关。而中国司法不独立，法官几乎百分之百是中共党员,中共事实上撑控了中国的公、检、法、司一切司法部门 ,因此中共法院与公检实质是一家,有极为密切的利害关系。至于[迅速]依国际标准则指自某人被逮捕或拘禁之日起应迅速举行法官听证，一般认为应当在48小时内，国际人权委员会认为在被指控为杀人罪的情况下，超过一周即被认为不恰当 [11]。欧洲法院曾判决某人被拘禁4天另6小时后才举行听证违背了迅速听证的规定。 [12]中国不但完全缺乏这一法律程序，而且动辄将依宪法行使政治思想言论结社自由权的大量优秀青年秘密绑架，非法长期拘禁。例如，清水君、师涛、高智晟均是被秘密绑架后长期关押非法秘密审判后判重刑的。而郭飞雄被非法拘禁已超过九个月仍未公开审判 ,更不用说[迅速]在无利害关系的独立法官面前听证。
2、无罪推定（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任何被怀疑或者受到刑事控告的人，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确认为有罪之前，在法律上应假定其无罪 [13]。既然假定其无罪，其理所应当享有国人所应享有的人道待遇，其人格尊严不受任意侵犯。这是一项最重要的权利，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或不被强迫供述权及沉默权、律师在场权均源于无罪推定权。
中国直至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2条才首次规定，"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该法条被视为中国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的依据，但因为与无罪推定权密切相关的由其派生出的不被强迫供述及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沉默权、律师在场权等具体制度，中国立法者有意或是出于无知使得这些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缺位，因而实质上，中国的无罪推定原则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依《刑事诉讼法》第140条" 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及第162条第3款"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之规定，中国仅确立了疑罪从无规则。
[不得确定有罪]与[应假定其无罪] 大有玩弄文字游戏愚弄国人之虞。前者含义不明，不得确定有罪，不等于宣告其无罪，因为司法实践中嫌疑人被告人大多被直接当做罪犯，予其待遇既不人道也有辱人格；后者其实等于宣告嫌疑人在终审判决生效之前无罪，故应予之与普通公民享有同等法律保护与人格尊严。然而中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将被告人或嫌疑人视同罪犯，并不能享有公民依法享有的正当合法权利，也没有人格尊严。例如，嫌疑人出庭参加审判时被戴手铐脚索，停庭期间被关押在法院内的拘押室中，被理光头，穿着囚服，不能与亲属交谈，甚至不能与其辩护律师自由交流，在法庭上也不能与律师坐在一起；这些细节实质皆有违无罪推定原则 [14]。例如，我作为清水君的辩护律师，既无法与他在法庭上自由交流，甚至庭后也被禁止；而主审法官相对而言还是彬彬有礼的人。清水君不过是一个文彩出众的青年诗人作家学者，并非杀人放火强奸的暴徒，但他进入及带出法庭时皆被戴着手铐脚索！中共法庭之所以采用如此不人道有辱人格的方式对待他，似乎并非旨在当庭羞辱他，而是中共法庭长期普遍违法以致人们见怪不怪。
因为事实上有罪推定加之酷刑逼供，中国极可能是世界上冤假错案率最高的国度。2005 年4月13日，因"杀妻"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在狱中度过了11年的佘祥林，因 [被杀]的妻子重现，被湖北省京山县法院当庭宣判无罪。昆明的刑事警察杜培武杀妻案则因真凶落网才幸免于死，但他在昔日同事毫不留情的刑讯逼供下[承认]了一切杀妻与其情人的事实！据中组部知识分子办公室所编《知识分子手册》" 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词目解释，自1978年至1983年"十三大"平反知识分子冤假错案达680多万件。另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85年，全国共约300多万名干部曾遭受冤假错案之苦，数以千万计的干部、公民被株连！而依《司法手册第一集》文革期间全国被以反革命罪处死者36万余人！此外，《瞭望东方周报》报道："最近十年中，全国共发生有据可查的冤案（即改判无罪和直接宣判无罪）多达20万起……" 。尤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冤假错案与刑讯逼供密切相关，而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的冤案一是数量极少，二则几乎皆与酷刑无关，而主要是目击证人误认或证人作伪证陷害或由于法庭科枝失误及误供所致。有意思的是西方人的[误供]有不少是出于心理疾病，有些竟是基于强烈的出名欲望而承认自已从未犯过的罪行导致冤案发生；加拿大有一起典型案例则是由于低智商（IQ60）之故承认多达18起强奸案而坐冤狱六年，但随后的DHA测试排除其为犯罪人后，该傻小子竟获230万加元冤狱赔偿。体现了加拿大保护同情弱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人道情怀。
由于中国司法不独立，使无罪推定的规定形同虚设。中国法律规定的是法院独立审判而非法官独立审判，而法官则均受到本院党委、审判委员会、政法委、政府层层干预；举凡政治案、信仰案及法轮功案和重大敏感案件，大多在审前便已由中共上层定调交给法院指令听话的法官执行而已。亦即 [审者不判，审者不审]。更有甚者中共地方当局往往为一已之私指令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而此种办案方式必然十个案件办出十二个冤假错案。我曾亲自主办的两起特大案件极为典型。一是福建省华侨服装厂诉泉州海关不服违字第024号处罚决定及要求特大行政侵权损害赔偿案。该案中原告系归国华侨，因未满足海关官员的要求，被打击报复举报为走私，假进口许可证，等五个罪名将其逮捕拘禁两年后，以[少报到岸价格 ]为由令其补税两百万元另罚款四百万元，而此前由于海关的非法侵权行为业已造成该破产直接经济损失1300万元。我在阅卷时发现，该案实际上是泉州市政府组织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办出来的一起当年特大走私案，最终变成海关首个部分败诉的行政诉讼案 [15]。另一起则是杨志菁特大涉港合同诈骗案，当年福州市公安局受市政府指令采取先拘禁无辜人质,后找证据的倒置办案程序,不惜动用上百名警员忙了一整年, 耗资巨大,搞出个近两亿元[合同诈骗]惊天大案.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个别权势人物因渎职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为保自已的乌沙帽,在明知该案被告无罪的情况下 ,滥用国家专政工具人为地搞出个所谓亿元大案.[16]该案市政府指令一名副市长任组长由公安、检察、纪检联合办案。我认为这两起案件均为典型的冤假错案。
3、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略）
4、不被强迫供述或自证罪责权（The right not to be compelled to testify or confess guilt） [17]. 该规则禁止当局采用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肉体的还是精神心理的任何强制手段，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禁止有违被拘禁者作为人所与生俱来的尊严的权利的任何待遇。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无知的中共的所谓司法原则,直接与该国际法原则背道而驰. 因为指控罪责的举证责任归控方。控方负有证明犯罪的举证责任，若其所举证据存在合理怀疑则不能对嫌疑人定罪 [18]。
高智晟在经历中共专制暴政野蛮酷刑折磨600个小时后，被迫写下的 [公开声明] 是这方面中共违背国际法义务的典型例证。而郭飞雄同样因无法忍受中共下流无耻的酷刑，被强迫改变零口供策略，被迫[承认]一切刑讯人员指供，是又一起中共违反国际法的最佳例证。
5、排除非法证据规则。依国际法凡依酷刑或残忍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方式取得的口供必须从证据中排除[19]. 此规则是国际公认的规则[20] 。即便尚不构成上述情况的胁迫所取得的供述也应排除在证据之外[21]。
依美国证据法中"毒树之果" 理论[22]，不但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证据须排除，而且根据该证据所获得的线索而获取的证据也作为" 毒树之果"而被排除，体现出美国对执法人员取证权的严格限制和对人权保障的重视。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虽然规定了禁止以刑讯逼供的方式收集证据，但却有意不规定必须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尽管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61条及最高检察院《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均规定，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告人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3] ，但在司法实践中，即使是非法获得的证据，只要查证属实，依然被作为定案的根据。
6、沉默权 [24]（The right to silence） 。被告人在调查及审讯过程中的沉默权源于无罪推定及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和不被强迫供述权，即便在最严重的犯罪指控中诸如种族灭绝及战争罪，此种权利同样不可剥夺 [25]。
依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必须遵守下述程序：在进行任何讯问之前，必须清楚的告知被羁押人：1 、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讲的一切都可在法庭上用作对你不利的证据；2、你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讯问时有权要求律师在场；3、如果你没有钱委托律师，我们将为你指定一名律师。(e)在讯问之前或在讯问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表示想要保持沉默，讯问必须停止；如果他表示想要见律师，讯问必须停止，直到律师到来。 (f)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讯问并且取得了供述，那么要由政府来证明被告明知且理智地、明智地放弃了律师权。(g) 在被羁押讯问期间，犯罪嫌疑人回答了一些问题，但没放弃他的特权，他还可以在后来的讯问中主张保持沉默。(h)给予警告并且放弃权利，是被告人作出的有罪供述或无罪辩解具有可采性的先决条件。 ……"。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却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法定义务不仅使嫌疑人、被告人面对指控时无权保持沉默， 而且给了侦控人员强制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权力。因而使得第12条规定的无罪推定规则不仅成为虚设，而且成为欺骗国人和国际社会的恍子。
7、律师在场权 （the presence of an attorney during police interrogation a）。 在防止酷刑方面最关健的是在侦察、审讯过程中的律师在场权 [26]。该项权利包括：警察必须履行法定告知程序：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其任何陈述都将被当作呈堂证供，其有权请律师，每次讯问其有权要求律师在场；规定违反这些程序规定的强制后果。采用录音录像纪录审讯的时间地点全过程以供查核，律师有权查阅复制 [27] 。
依现行中国相关法规，不但源于无罪推定的律师在场权不存在，而且为律师办案故意人为设置了种种非理障碍，事实上否定了无罪推定权。例如：嫌疑人仅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若其被逮捕，律师可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律师可以了解罪名、会见并向其了解案情，公安有权决定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其聘请律师，律师会见嫌疑人均应经侦查机关批准[28]。公诉案件直至案件移送审查后才有权请辩护律师[29]。辩护律师仅在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后才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与嫌疑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仅在法院受理案件后，才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30]。
司法实践中，即便上述被严格限制的律师有限的权利也往往被公检法机关任意剥夺。首先，嫌疑人受酷刑往往是在公安侦察阶段大量发生，而此期中国律师根本无法介入，直到1996年后才有刑诉法第96条之所谓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权，但公安国安往往故意推拖甚至公然违法拒绝律师会见当事人；律师不但无法在审讯期间在场，反之，公安国安却可决定其是否在场监视监听；其次，律师会见权同样被从人数时间上严重限制，如必须两名律师包括律师助理才能会见，必须等四十八小时至五日才能会见，人为加大律师办案成本，我在办理郑恩宠、师涛、清水君案时均数次遇到人为故意推拖非法拒绝会见之情形；再次，通信权亦被非法任意剥夺限制，郑恩宠曾写给我数十封信我一封也未收到，清水君曾邮给我八封信我仅收到过两封，师涛连一封信也未收到而他不可能不给我写信；第四，律师调查权实质上被严重限制，因为等到法院受理案件后律师才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而此时离开庭日期往往仅剩下数日以致辩护律师受时间等客观条件制约，事实上很难做有效的调查取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以前，检察院依法必须将涉案所有证据材料移送法院，律师得查阅复制；但依现行刑诉法辩护律师仅能查阅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因此，控方往往故意隐瞒当事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在清水君[颠覆国家政权上诉案]中，江苏高院主审法官居然公然非法剥夺辩护律师复制案件证据材料！而一审中控方仅向法院移送十余篇指控清水君的文章，但在庭审中却连续抛出120余篇文章作为证据！
8、刑讯逼供案的举证责任应倒置 。犯罪嫌疑人一旦被刑事拘留或逮捕，则完全处于一种孤立无援和与外界隔离的状态，审讯又是在秘密、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的，一旦发生了刑讯逼供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控受到刑讯逼供，必须实行刑讯逼供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依反酷刑公约第13条和第16 条之规定，凡有此种指控即应迅速由公正权力机构或法官举行公正的审查。而且不得应嫌疑人举报加重处罚。
在我主办的政治案及刑事案中，我的当事人及相对人几乎都是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与处罚的受害者，但没有一例能成功地指控刑讯逼供。根源在于当他们受到刑讯逼供时没有任何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场，而酷刑责任人及警方自然不可能良心发现自证其罪。加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事人的旧伤表面愈合很难举证。因此，[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在刑讯逼供指控案中应当倒置，即应由被指控的警方举证证明其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未刑讯逼供，因此全程录音录相及律师在场权至关重要，且该录音录相不得剪接，否则应作出对被控方不利的证据。
四、结论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是古今中外各国均存在的恶劣现象；举凡专制独裁国度均普遍发生，且多发生于政治思想犯和信仰自由犯，而自由民主宪政国家特别是老牌正宗自由民主国家酷刑几近绝迹，即便个别酷刑也仅发生于恐怖嫌疑人、杀人抢劫强奸案，根本不存在对政治思想犯或信仰自由犯实施酷刑的可能，因为政治结社思想言论信仰自由受法律保障，也就不存在政治思想罪或信仰自由罪或组党罪，尽管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还时有发生。
凡是共产专制暴政国家无一例外地普遍存在残暴至极的酷刑，大量屠杀政治犯如中共专制暴政那样纵容放任酷刑大面积发生，且将酷刑发挥到极政，下流无耻到无以得加者绝无仅有。当今之世，法轮功所受到的酷刑最为惨烈，不但有案可查因中共上百种酷刑致死者高达 3054人，而且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遭有组织有计划的活体盗卖人体器官！
酷刑的主要根源在于罪恶的专制独裁政治体制，中共一党专政、司法不独立，新闻不自由，没有政治思想言论信仰出版结社自由，具体保障无罪推定原则的法律规定有意的缺位是中国普遍存在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及处罚的重要原因。中国现行法律虽然明定酷刑是犯罪行为，并规定将严格禁止、严厉处罚，但由于中共实行一党专政的罪恶政治制度，没有政治思想言论信仰出版结社自由。或是出于无知而在立法上缺乏行之有效的迅速在法官面前的听证、无罪推定、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不被强制供述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沉默权、律师在场权、刑讯逼供举证责任倒置等具体法律制度；或是出于故意在规定无罪推定、非法证据排除的同时，抽掉与无罪推定不可分割的不被强迫供述权、不被强制自证其罪权、沉默权、律师在场权，从而使得禁止酷刑的相关实体规定形同虚设，变成主要用于欺骗国际社会的法律谎言。
中共专制暴政酷刑大面积发生的主要原因与西方自由民主宪政国家之目击证人误证，证人作伪证，法庭科学失误及错供大不相同，主因是中共长期欺骗愚民洗脑加暴力恐怖威胁，使得众多国人道德堕落人性丧失，加之立法旨在欺骗公众及国际社会，故表面上规定严禁酷刑实质上不但使相关规定缺位而且故意设置种种障碍。
中共专制暴政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待遇，不但普遍实施于杀人抢劫强奸罪犯，而且大面积实施于政治思想言论信仰结社犯，且所有的真相皆被人为掩盖，即便最终证实系冤假错案，受害人还须历经千辛万苦求爷告奶的上访申诉，方可能获得微不足道的荒唐至极的可怜补偿；而西方自由民主宪政国家酷刑极罕见，且仅涉及恐怖嫌疑人种族灭绝罪及战争罪嫌疑人，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待遇虽时有所闻，当代绝无对政治思想信仰结社犯实施的例证，同时若证实系冤案，受害人皆能获得公平合理的高额经济赔偿，新闻媒体皆及时报导披露
综上所述，欲根除酷刑，必须首先铲除中共专制暴政，而欲预防酷刑则必须采纳国际通行的且被各国司法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上述具体八项法律制度，唯其如此，普遍存在的酷刑才能被有效制止预防和根治，中国的政治司法体制才能走上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光明之路，中国的法律才能真正走上现代文明之途。
2007年6月24日第69个绝食维权抗暴日于加拿大
注释：
[1] 《WRONGFUL CONVICTIONS IN THECRIMINAL JUSTICE SYSTEM》加拿大冤案的主因是法庭科学，毛发微波测式， DNA检测失误及证人失误，伪证和错误证供所致，因酷刑导至的冤案极罕见。
[2] 依《 Prohibition of Torture and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under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Article 3)》报导的欧洲联盟法院审理的134 个涉及酷刑及残酷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尊严的案件，后起民主国的投诉案件比例远远高于老牌自由民主国。
[3]《巴格达西郊发现秘密墓地埋葬政治犯共达993 名 》2003年04月22日03时28分据法新社21日报道 http://news.tom.com；《萨达姆执政期间有 100万政治犯被处决》 http://chinese.irib.ir/news/03-05-18/2003051807.htm
[4] 《智利前总统罪行再度曝光 400政治犯抛尸太平洋》 http://army.tom.com 2003年11月25日
[5] 《北韩劳动营政治犯遭极不人道虐待》2007年 5月22日《看中国报道》
[6] 《写情书竟被打死 红色高棉监狱暴行骇人听闻》http://www.chinamonitor.org/world/asia/hongsegaomianjianyu.htm知识越多，头脑就越复杂，坏主意也越多，就需要改造；改造不好的，就要消灭，简单到消灭肉体。举凡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僧侣、少数民族，统统在杀戮之列。 柬埔寨遂成为"战火屠城"。4年时间，全国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二百多万)被处死。而当时的柬埔寨只有500万人,从1975年暮春至 1978年底，波尔 布特执政仅三年又八个月，就使柬国人民"非正常死亡"了三分之一，据说，年轻的行刑者为革命节省子弹，干脆用锄头铲断囚徒的脑袋。
[7] 金钟《毛泽东的杀人嗜好》http://www.siwei.org.cn/bbs/Topic.aspx?BoardID=5&TopicID=2033 [苏联歷史学者、作家从国安资料中,惊人地发现,在一九三六至三九年的大清洗中,至少五十万人被处决,莫斯科有时一天就枪毙上千人。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被害人数, 估计达一千五百万,斯大林死时,仍有一千二百万人关在劳改营。斯大林杀掉的包括党政军的大量高干,包括中央委员、元帅和数百名将校军官……]
[8] 《欧洲也出过不少冤案 法律体系仍有漏洞》 http://www.cnicw.gov.cn/info_disp.php?id=2363
德国导致冤案的主因是第一，目击者的失误。80%的DNA鉴定表明，在确定无罪的案件中，判决错误的原因（至少部分原因）在于目击者辨认的失误。目击者往往会被心理、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第二，警察或检察官不负责任。在推翻已生效的判决中，63%的误判原因在此。 1970年以来，德国基层法院和上诉法院因为检察官的不当行为而在审判中减轻被告的责任，诸如推翻判决或减轻刑罚的总共有上千起案件。第三，错误的或强迫供认，以及不适当的讯问。这经常涉及到诱供性讯问。在翻案的62起案件中，25%为错误供认。此外，使用不恰当的知情人或告密者，导 致线索不正确；律师辩护不力；法院审判水平比较低，出现错误几率大；对抗式诉讼模式等也是导致出现错判的因素。
美国对1988年以前的205 件冤案调查结论是：目击证人失误占一半，另一半是证人作伪证、刑事司法官员的过失、纯错误和强迫供证。（A survey of 205 wrongful convi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or to 1988, for instance, concluded that eyewitness misidentification was responsible for just over half of them, followed in roughly equal proportions by witness perjury, negligence on the part of criminal justice officials, "pure error" and coerced confessions） .
加拿大冤案主因是明显的谄害或调查者的伪证、不确定或错误的法庭科学，构成了过去20 年中几乎所有的冤案。很大部分源于法庭科学，特别是毛发显微镜检测失误，此外检控方的过失亦有所增加。（Explicit framing or perjury by investigators made the list, and questionable or mistaken forensic science -- which has emerged in the last 20 years as a key factor in nearly all Canadian cases of wrongful convictions）.
[9] 加拿大著名冤案赔偿情况：（1）David Milgaard 因强奸杀人冤案于1970年至1992年坐牢23年，后经DNA证据排除，宣布无罪；1999年名叫 Larry Fisher的真凶落网，D avid 获Saskatchewan政府赔偿 1000万加元；（2）一名叫Simon Marshall 的弱智者，1997年被指控犯有 15起强奸罪，他认罪服刑6年后释放，随后又被指控犯有三起强奸罪再次被捕，他亦认罪，并被媒体戏称做the Ste-Foy Rapist ，但最终经DNA检测证明其完全无辜。因此2006年12月，Quebec 政府赔偿了24岁的SIMON230万加元；（3）Thomas Sophonow 因杀人冤案于1981 年被三次审判并坐牢四年，上诉法院1985年判其无罪，2000年6月8日，警方依DNA证据宣告系错案，2001 年获赔260万加元；（4）Donald Marshall 1971年因杀人罪被冤判无期，1983年上诉法院改判其无罪，后政府赔偿他25万加元另加每月的养老金。
中国著名冤假错案的赔偿情况：（1）安微王忠志反革命 50年冤案，1957年因拒绝村书记嫁女好意被被直接送到看守所关禁闭，理由是其不服从指挥，这一关便是12 年，随后被当作反革命罪判刑6年，后加刑4年。经2000多次申诉于50年后的2007年1月获平反现索赔 86万元；（2）湖北佘祥林因杀妻冤案坐牢11年获赔46万元，其中限制人身自由金255894.47元 (4009天×63.83 元/天)；无名女尸安葬费1100元，家庭生活困难补助20万元。（据《现代金报》9月1日）；（ 3）云南武威王柏元、袁秀英母子抢枪杀人冤案被分别判死刑和9年徒期，15年后获25万元赔偿；（4）湖南省湘乡市东郊乡石江村农民王威发1972 年被屈打成招的抢劫、强奸罪冤案30年后得以平反昭雪，仅获33000元补偿；（5）2001年陕西咸阳发生荒唐的"处女嫖娼案"，法院判决被告泾阳县公安局事后向惨遭蹂躏的少女麻旦旦支付赔偿金 74．66元！ （6）河南人肖世斌因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1981年改判无罪时已坐牢十年，为讨赔偿上访二十六年迄今未获分文赔偿一直在京上访。前几年已患直肠癌，开刀手术治疗后，癌症已经转移，由于经济困难钱，无法再作治疗；（7 ）1997年黑龙江宋德文[强奸杀人]冤案坐牢七年迄今分文未获赔；黑龙江哈尔滨铁路工人史延生因"抢劫杀人"被判死缓，其母等3 人被判包庇罪，一家七口共被羁押5101天，获赔6000余元！（8）2004年11月份，半月谈披露了河南三门峡市高铁钢"杀人喂狗冤案 "，三门峡市湖滨公安分局刑警对高铁钢连续逼供16个昼夜，湖滨区检察院在违法的批捕书上签上：批准逮捕高铁钢证据不足，暂时批捕。局长谭鲁生编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心理测试专家武伯欣教授认定高铁钢有杀人嫌疑的结论。由此，高铁钢作为"杀人喂狗"嫌疑犯被无辜关押 677天。事后，公安局和检察院分别按超期羁押日均55. 93元赔偿标准给高铁钢国家赔偿，再无下文；（9）2005年9月安徽学生张虎张峰焦华王浩等四名学生因杀人冤案受 安徽省巢湖市警方100天刑讯逼供致精神崩溃全部招供，2006年1月23 日真相大白，协议中不提刑讯逼供每人获赔6万元。
由上述案件可见加拿大的冤案赔偿标准是按中产阶级平均年收入的十倍赔偿冤案受害者（ 1034—1800加元/天。中国冤案国家赔偿之可怜可叹同样可悲全球且荒唐至极！其赔偿标准与城市下层最低收入标准同等（5元人民币/天），不赔精神损害和其他实际损失；且越是无权无势越老实者，越得不到分文赔偿。由此亦可见中共特色的所谓社会主义是什么货色。因为中共窃国盗政上千万贪官污吏早已掏空了国库，且如今每 26个国人必须养活一位如蝗虫般的中共党政干部，加之专制暴政人为制造无数冤假错案。使得国库根本不堪重负当然无能力按公平合理的标准赔偿。详见郭国汀《中共政权是吸血鬼暴政！》
[10] Anyone arrested or detained must be brought promptly before a judge or other officer authorized by law to exercise judicial power. [Article 9(3) of the ICCPR, Article 10(1) of the Declaration on Disappearance, Paragraph 2(C) of the African Commission Resolution, Article 7(5) of the American Convention, Article XI of the Inter- American Convention on Disappearance, Article 5(3)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Article 59(2) of the ICC Statute, Principle 11(1) of the Body of Principles.]
[11] In a death penalty case, the Committee ruled that a delay of one week from the time of arrest before the detainee was brought before a judge was incompatible with Article 9(3) of the ICCPR.
[12] The European Court has ruled that detaining a person for four days and six hours before bringing him before a judge was not prompt access.
[13]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right to fair trial is the right of every person charged with a criminal offence to be presumed innocent until and unless proved guilty according to law after a fair trial.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be presumed innocent, and treated as innocent, until and unless they are convicted according to law in the course of proceedings which meet at least the minimum prescribed requirements of fairness. [Article 11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Article 14(2) of the ICCPR, Principle 36(1) of the Body of Principles, Article 7(1)(b) of the African Charter, Paragraph 2(D) of the African Commission Resolution, Article XXVI of the American Declaration, Article 8(2) of the American Convention, Article 6(2)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Article 21(3) of the Yugoslavia Statute, Rwanda Statute 20(3), Article 66 of the ICC Statute; see also Rule 84(2) of the Standard Minimum Rules, Rule 91 of the European Prison Rules.]
[14] Such attributes could include holding the accused in a cell within the courtroom, requiring the accused to wear handcuffs, shackles or prison uniform in the courtroom, or taking the accused to trial with a shaven head in countries where convicted prisoners have their heads shaved.
[15] 郭国汀《海关行政处罚、行政侵权案代理词》 http://www.boxun.com/hero/guoguoting/362_1.shtml
[16] 郭国汀《涉港"亿元"合同诈骗案之辩护词》
http://www.boxun.com/hero/guoguoting/203_1.shtml
[17] Prohibition against coerced confessions.No one who is charged with a criminal offence may be compelled to confess guilt or testify against themselves. This prohibition is in line with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which places the burden of proof on the prosecution, and with the prohibi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Article 14(3)(g) of the ICCPR, Article 8(2)(g) of the American Convention, Principle 21(2) of the Body of Principles, Article 21(4)(g) of the Yugoslavia Statute, Rwanda Statute 20(4)(g), Article 55(1)(a) of the ICC Statute.] See Chapter 16, The right not to be compelled to testify or confess guilt.
[18] Article 66(3) of the ICC Statute provides: "in order to convict the accused, the Court must be convinced of the guilt of the accused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Although the standard of proof is not expressly specified in other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has stated "[b]y reason of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the burden of proof of the charge is on the prosecution and the accused has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No guilt can be presumed until the charge has been proved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19] Statements obtained as a result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must be excluded from evidence, except at trials of alleged torturers. [Article 15 of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rticle 12 of the Declaration against Torture.]
[20] Relevant Standards Guideline 16 of the Guidelines on the Role of Prosecutors:
"When prosecutors come into possession of evidence against suspects that they know or believe on reasonable grounds was obtained through recourse to unlawful methods, which constitute a grave violation of the suspect's human rights, especially involving torture o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or other abuses of human rights, they shall refuse to use such evidence against anyone other than those who used such methods, or inform the Court accordingly, and shall take all necessary steps to ensure that those responsible for using such methods are brought to justice."
Article 12 of the Declaration against Torture:
"Any statement which is established to have been made as a result of torture or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may not be invoked as evidence against the person concerned or against any other person in any proceedings."
Article 15 of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Each State Party shall ensure that any statement which is established to have been made as a result of torture shall not be invoked as evidence in any proceedings, except against a person accused of torture as evidence that the statement was made."
Article 69(7) of the ICC Statute:
Evidence obtained by means of a violation of this Statute or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human rights shall not be admissible if:
a) The violation casts substantial doubt on the reliability of the evidence; or
b) The admission of the evidence would be antithetical to and would seriously damage the integrity of the proceedings.
[21]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has expanded the prohibition on the use of evidence obtained under duress by stating that "the law must prohibit the use of admissibility in judicial proceedings of statements or confessions obtained through torture or other prohibited treatment". (42) The Committee has stated that: "[t]he law should require that evidence provided by...any...form of compulsion is wholly unacceptable". (43) The Committee has also stated that "[c]onfessions obtained under duress should be systematically excluded from judicial proceedings...".
[22] "毒树之果"之"毒树"是指采取非法方式收集的刑事证据，以该非法证据为线索进而获得的其他证据系"毒树"的"果实"。树有毒，果实必定有毒。毒树之果规则源于 1920年西尔弗索恩·伦巴公司诉美国案：联邦特工人员以违法手段扣留了被告所有的一些书籍和记录，被告随后获得法院批准归还书籍和记录的命令。特工人员在归还之前，对其进行了拍照。在审判中，控方根据这些照片要求法院对先前扣押的书籍和记录签发传票。最高法院认为，以非法搜查获得的信息为依据而签发的传票是无效的，因而否定了以传票获得的证据。该案建立了此种规则：排除适用违宪搜查所 "污染"的证据，及其"污染"延伸至通过以非法搜查得来的信息为基础所获得的其他证据，即由非法证据所衍生的第二手证据亦排除。美国最高法院1939年在纳多恩诉美国案的裁决意见中首次使用 "毒树之果"概念。该案中，被告被指控有欺骗国内税收署的行为。控方的主要证据是通过非法的电话窃听记录下的被告与他人的谈话。最高法院两次推翻了原审判法院的有罪判决，指出：一旦警察的初始行为的违法性得到确认，被告就应该有机会"证明针对其指控的实质部分是毒树之果" 。196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Wong Sun v. U.S案中以5：4的微弱多数正式确立了"毒树之果"规则，后来这一规则被不断完善，逐渐成了 "毒树之果"理论，其源于证据排除法则，既"美国联邦政府机构违反 美国宪法规定所取得的证据材料，在审判中不具有证明力 "，但这样的法则如果仅限于违法直接取得的证据，还不足以达到吓阻警察违法取证的目的，所以，这个违法取得的证据为毒树，而基于该证据再以合法手段间接取得的证据为毒果，该衍生证据（毒果）也不得使用。这样毒树之果原则的覆盖面得到扩大，在阻止政府机构违法方面， 这一原则也起到了切实的作用。毒树之果规则在价值取向上强调对公民个人自由的维护。其排除证据的范围很广，不仅要求排除非法证据， 而且要求将以非法证据为手段获取的其他证据也予以排除，虽然有利于遏制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但会导致将大量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真相的证据排除在外，损害刑事诉讼对犯罪的打击和控制功能。美国基于其公民对政府权力的天然恐惧而选择了对人权的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但据称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对毒树之果都不予排除。参见赵永红《 "毒树之果"规则》http://www.bjyfy.gov.cn/webnews/20061008/20061008085647140.html
[23] 1998年9月8日起施行的 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 1998〕23号] 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1999年1月18日生效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第265条：
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
侦查机关未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可以依法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
[24] The right to silence is incorporated into many national legal systems. Although it is not expressly guaranteed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reaties, it has been deemed to be implicit in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and is set out as a right in the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and Rwanda and the ICC Statute. Rule 42(A) of the Yugoslavia Rules expressly sets out the right to silence. It provides that "[a] suspect who is to be questioned by the Prosecutor shall have the following rights, of which he shall be informed by the Prosecutor prior to questioning, in a language he speaks and understands:... (iii)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d to be cautioned that any statement he makes shall be recorded and may be used in evidence." Rule 42(A) of the Rwanda Rules is identical. Article 55(2)(b) of the ICC Statute provides that where a suspect is about to be questioned by the ICC Prosecutor or by national authorities, the suspect must be informed of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without such silence being a consideration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guilt or innocence".
[25] The right of an accused to silence, even when suspected of the worst possible crimes such as genocide, other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war crimes, is expressly recognized in the Rule 42(A)(iii) of the Yugoslavia Rules, Rwanda Rules 42(A)(iii) and Article 55(2)(b) of the ICC Statute.
[26] The 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independence of judges and lawyers has stated that "it is desirable to have the presence of an attorney during police interrogation as an important safeguard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the accused. The absence of legal counsel gives rise to the potential for abuse..."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considers that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rights not to be compelled to confess guilt and to freedom from torture, a person should be interrogated only in the presence of their lawyer and a judge."
[27] The Yugoslavia and Rwanda Rules require video or audio recordings of interrogations. [Rule 43 of the Yugoslavia Rules, Rwanda Rules 43.]
[28]《刑事诉讼法》第96条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29] 《刑事诉讼法》第33条 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30] 《刑事诉讼法》第36条 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
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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