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的蓝澡爆发引发生态灾难，渔民们对成群的死鱼束手无策。
江苏太湖的生态危机发生十多天后，终于有官员受到惩处。无锡市纪委、市监察局通报，宜兴市五位官员在对企业违法排污上“工作不到位”或“监管失责”，分别受到行政记过、记大过、行政撤职的处分，其中最高级的是镇长，最低级的是环保局监察大队下辖一个中队副队长。虽然只是芝麻绿豆小官，部份国内传媒却称之为“太湖环保风暴”！
对这样的“环保风暴”，总理温家宝当然不满意，他在国务院的“太湖水污染防治座谈会”上作出批示：“太湖水污染治理工作开展多年，但未能从根本解决问题。太湖水污染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但要根本解决问题，必须先找到这次生态灾难的“元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次灾难绝非那五位受惩处的官员能够搞出来的，谅他们也没有这份能耐，他们只是替死鬼而已。
究竟谁是太湖生态灾难的元凶？是无锡市的市委书记，还是江苏省的省委书记呢？
的确，我们很容易落入这样的问责窠臼，而中共的政治体制也是以这种方式问责的。每次出现重大人为灾害，都是一层一层的把责任往下推，先是省政府推到市，市又推到县，而县就把责任再卸到乡镇。在这个 “责任路线图”中，所经之处，总会有一、两个官员被问责，而损失愈大，被问责的官员也就愈高级。
以吉林化工厂大爆炸引发的松花江生态大灾难为例，最终受牵连而被解职的是当时的环保局长解振华；四川开县的井喷事故，造成二百四十三人死亡，最后有六名钻探公司的基层职员被判刑，而最高问责官员就是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伏枥，解振华和马富才又重出江河，分别出任发改委副主任和新成立的能源办副主任。
因此，若要追究下去，无锡市委书记，甚至江苏省分管环保问题副省长，也难逃责任。但是，这种走过场式的所谓“惩罚”，对于解决太湖的污染，又有什么用处呢？即使有更高层的官员被问责，但只要他们朝中有人，也就是有强硬后台，他们就很快可以平调，甚至重新获得重用，再步步高升！要真正问责，甚至找到中国环境污染问题治本之道，那么，就请中央政治局先拿自己开刀，从问责自己开始！！
太湖污染，早在九十年代初已露出端倪，过去十年，国家投入逾百亿元人民币去整治太湖，但蓝藻危机还是无法避免。为什么？因为国家把白花花的老百姓血汗钱扔向太湖，天真的以为这样就可以漂白太湖的黑水！太湖水黑，但又怎比得上太湖边的中共官场呀！？这一百亿“水瓜打狗”，有去无回，不是落到贪官手中，就是被用来招商引资，打造一项项“政绩工程”。
太湖的北边是无锡，东边是苏州。过去十多年，太湖周边地区有所谓“苏南经验”，也就是先全力发展乡镇企业，然后大量引入外资，令太湖流域变成官见官爱的 “经济奇迹”！太湖边上的苏州，不就是因为经济年年高速增长，令中共官场出现所谓“苏州现象”，前后三任的市委书记都坐上擢升的火箭，成为部级干部。但是，在苏南和苏州的经济奇迹背后，不就是太湖付出了高昂代价吗？那些“踩着”太湖污水升迁的官员，当年又何曾意识到，这种粗放的发展模式，将对环境造成不可弥补的破坏呢？更重要的是，苏南地区官员的短视行为，反而得到中央高度赞赏，否则，三任的苏州市委书记又怎能年年三级跳般升职呢？
因此，太湖的生态危机，最终应该问责的，正是大力提拔苏南地区干部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政治局！但是，能惩处他们吗？不能！！即使专责环保问题的副总理问责下台，对太湖的治本也是于事无补。要彻底解决太湖，甚或全国各地的环保问题，或者令问题不再恶化，唯一可行的就是：一、新闻自由，让传媒独立的行使监督之责；二、准许成立独立的非政府组织，让他们成为老百姓监察环境污染的守护神。当然，如果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民意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对整治污染确有事半功倍之效！但这些构想有落实的一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