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说的就是，畅所欲言，对人有利。同样，公民议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利于国家。中国古人鉴定明君，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样板；鉴定忠臣，则有 “武死战，文死谏”的标准。一个“听”字，一个“谏”字，都体现言论的珍贵，及其对国家安全的重要。
历代独裁者为一己之私，才奉行 “防民之口胜于防川。” 还有一个成语：杀人灭口。换一个说法：灭口，是为了杀人。要么是肉体上的屠杀，要么是精神上的谋杀。所有阻碍言论、封锁新闻的独裁者，奉行的，都是杀人政治。杀人政治，使这个国家沦为危险之邦，绝无安全可言。
就杀人而言，凡共产党当政的政权，都创下该国历史最高记录。其中，中国共产党更是高居榜首，屠杀中国民众数千万！足可证明，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人民的安全，也没有国家的安全。有的只是当权者的安全罢了。当然，当权者的这种安全也只是暂时的。当独裁者最终遭到历史审判和清算的时候，他们才会意识到，正是他们当初的所作所为，为他们凶险的结局埋下了伏笔。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头目，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都殷鉴不远。
言论自由，不仅保证了公民的说话权利，也保证了这个国家的公共安全。
民主意味着动乱吗？
恰恰相反。大量统计显示，经济成功和长治久安的国家，大多是民主国家；经济贫困和动乱不止的国家，大多是专制国家。政治民主，与经济成功和社会稳定，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政治民主，与经济成功和社会稳定，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另一项统计显示：区域性冲突和世界大战，往往由专制国家挑起。可见，民主政治，不仅有利于本国稳定，也有利于世界和平。
比较中国和印度，最能说明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实行多党民主制度，中国保持一党专制体制。
印度因而避免了那些发生在中国的种种惨祸：印度没有出现诸如中国“大跃进”似的胡搞瞎闹；印度没有发生诸如中国因经济崩溃而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印度没有上演诸如中国“文革”大规模破坏文化文物、摧毁经济教育、彼此羞辱仇杀的丑剧；印度没有酿出诸如中国“六四”般的大屠杀；印度没有发生诸如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信众的群体灭绝……
这一切都是因为，印度拥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及其所有对权力构成监督与制衡的社会机制。事实证明，正是这类透明的社会机制，能够有效缓解矛盾、化解冲突、平衡利益，从而保持社会稳定。
中国人素质差吗？
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在这个历史长河的大多数时期，无论在文化、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华民族智慧、勤劳、善良，坚韧，创造了独特而灿烂的东方文化，傲于世界。以这样巨大的创造力和文化影响力，中华民族不可能是一个劣等民族，中国人民的素质 也不可能低于任何其他民族。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执政，作恶多端，倒行逆施，每每与世界文明潮流背道而驰。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文物、环境等，为之遭受毁灭性破坏，中国与文明世界差距急剧拉大。与此同时，因为中共蓄意贬低纲常伦理，践踏传统美德，导致中国人道德水准严重滑坡。由此造成“中国人素质差”的错觉。而每当国内外有民主改革的呼声，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就暗示：中国人素质太差，不适合“搞民主”。
稳定能够压倒一切吗？
民主国家，新闻自由，信息高度曝光，所有不良现象和社会矛盾得以公开化、表面化，仅仅从视觉上感受，似乎“很乱”。然而，恰恰是这种曝光，这种由媒体呈现的“乱象”，使民怨得以宣泄，民意各获归宿，冲突得以避免。社会因而具有高度稳定性。
中共宣扬“稳定压倒一切”。它声言的“社会稳定”，其实是“政权稳定”。放眼中国社会，到处都是矛盾、冲突、与仇恨。贫富悬殊，仇富心态弥漫。更不用说，上访群众的冤屈，拆迁户的血泪，失地农民的愤怒，等等。人民抗争不断，烽烟四起。连中共当局自己的统计都显示：“群体性抗争事件”急剧上升，最近三年，就分别达到每年6万多起、7万多起、和8万多起。
中国人口多，就不适合搞民主吗？
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都是人口多而稠密的，如印度、日本、德国、韩国、印尼、巴西，等等。仅以印度和中国对比：印度人口10亿，中国人口13亿；印度国土面积，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其人口稠密度远远大于中国。
印度人口众多而稠密，宗教流派林林总总，社会极为复杂，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多少矛盾与冲突都难以想像，也难以化解。虽然印度经济曾经发展稍慢，但社会相对和谐。正是在政治民主和社会和谐的基础上，今天的印度，经济开始起飞，前景不可估量。
二次大战前，严格说来，世界上以公开选举和新闻自由为主要标志的民主国家，只有两个：美国和英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民主国家发展到102个，占全球国家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在这些民主国家中，既有人口多的，也有人口少的。事实证明，人口多寡，从未构成是否适合“搞民主”的标准。
中国人民负担有多重？
众所周知，教育昂贵，医疗昂贵，住房昂贵，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而在这“三座大山”之上，还有更大的“大山”，其重量，超过“三座大山”的总和。那便是：中国人民被迫养活的中共庞大官僚集团。
当今中国官民比例，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1比26。
十多年前为1比40；
二十多年前为1比67。
目前的官民比例，比清末高出 35倍；比西汉高出306倍！
也就是说，被称为“封建剥削社会”的西汉，每8千个老百姓，才养活1个官；如今的“人民共和国”，每26个老百姓，就要养活 1个官。
谁是名副其实的“封建剥削社会”？一目了然。
官多如蚁，消费巨大。
每年，中共各级官员车马费就达到3000亿（超过中国教育和医疗经费总和）；招待费就达到2000亿；出国“培训考察”费就达到2500亿。官多如牛毛，丑闻满天。跑官、买官、卖官，明码实价，司空见惯，使中共官场腐败成为“绝症”。
“党领导一切”，“党指挥枪”，在这类口号下，中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党国”。上到中央，下到基层，所有机构，都重叠设置党政两套班子：除了省长，还有省委书记；除了法院院长，还有院党委书记；除了厂长，还有厂党委书记；除了师长，还有政委；除了连长，还有指导员……至于团委、团委书记、团支书，等等，更是多如群虱。
“九评共产党”指出：共产党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为害人类的邪教。
为什么中共官场腐败无可救药？
人人腐败，遍地贪官。这是当今中共官场特色。各省市或中基层官员的糜烂性腐败自不待言，根据中共审计局报告，所有49 个中央部委，“全都有问题”，足见中共官场腐败的大规模、大面积、和高规格。所谓“反腐”，愈反愈腐。国内因此流行一个比方：让中共大小官员排队，如果朝他们每人开一枪，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开一枪，肯定有漏网的。
有人说，即便民主国家，也还存在腐败，没错，但数量极少，比例极低。通常而言，在监督完善的民主国家，官场腐败率在5%以下；而在中共一党把持下的中国，官场腐败率却在95%以上。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2004年发布报告，中国清廉指数仅为3.4分，与叙利亚并列世界第71名，属于重度腐败国家。
中共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和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都不约而同道：“共产党迟早会玩完，咱们得准备一条后路。”这类“大实话”，也恰当反映了中共贪官的深层心态，准确解释了他们飞蛾扑火般“将腐败进行到底”的行为心理。
中国人富起来了吗？
常常听说“中国人富了”。诸如：几个沿海城市的人均收入，已经“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到境外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尤其在东南亚，中国人出手阔绰，“把日本人都比了下去”；在世界各地赌场，中国人成了主要客源……
中共当局声称：中国贫困人口仅剩2900万；然而，国际社会却认定：中国贫困人口至少还有2.1亿。国际贫困标准：每人每天生活费低于1美元；中国贫困标准：每人每天收入低于0.2美元。国际标准以消费支出测定，中国标准却以经济收入测定。以国际标准换算，中国贫困标准实为每人每天8美分。比国际标准相差 13倍！而且，中国贫困标准，二十多年不变，掩盖了大多数中国人的贫困真相。
农村人口依然高达7.5亿，构成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收入极低、负担极重。就在风景名胜黄山脚下，贫困户竟高达80%，每户家庭仅以5块钱就过一个年。农村子弟大批失学，并不时传出悲剧：考上大学前后，因交不起学费，或孩子卧轨，或母亲上吊，或父亲服毒。
进城打工的民工，工资微薄，且惨遭拖欠，无数民工为讨薪而走上绝路。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工人遭受最深重剥削，工资低，工时长，这恰恰是中国产品低廉的根本原因。拆迁户、上访群众等弱势群体被驱赶、被镇压的凄凉处境更是自不待言。
中共代表中国文化吗？
从中共诞生的第一天起，中共就以反中国文化自居，且对此毫不掩饰。明确提出“砸烂孔家店”，同时从德国和俄国，引进西方糟粕“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愚化和驾驭中国人民。1949年，中共建政，中华文化从此惨遭厄难。
中共通过血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后，立即开动全部国家机器，有系统、有计划、有目的地，全方位地和最大程度地，破坏和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中共竭尽疯狂，破坏了绝大多数古迹，毁灭了绝大多数文物，焚烧了无数珍贵书籍典籍。其罪行，远远超过古代暴君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孔庙，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之庙，历经数千年战火，都不曾毁灭。也就是说，即便是旧时代的旧军阀们，也懂得敬畏圣灵。然而，就在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在共产党上演的“文革”闹剧中，中共竟悍然砸毁了孔庙，等于砸毁了我们的祖宗牌位。中共践踏先贤、数典忘祖的倒行逆施，超过历史上任何暴君与军阀。
中共恶意贬低和诽谤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敬天畏神、重德行善、乐天知命、以民为本，等等。与此同时，中共建立了它自己的一套“党文化”，也就是暴力文化、谎言文化、欺骗文化、流氓文化、痞子文化。这一破一立，把中国人道德水准推落到历史最低点。
中国人站起来了吗？
看了“九评共产党”，就会发现，我们的很多概念都得重新审视。
中国人民首次站起来，是在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诞生。从那一天起，至少从形式上，中国废除了沿袭数千年的跪拜式，那种臣民对君王、百姓对官吏的跪拜礼。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人民首次站了起来。
1949年，中共竟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实际上，从此，中国人民重新跪了下去。因为，随后，中共掀起“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波接一波的极端政治运动，进而制造“六四”大屠杀、镇压法轮功等惊天惨剧，大规模迫害和屠杀中国人民。至少从精神上而言，中国人民又被逼重新跪了下去。
不仅精神上跪了下去，形式上也没有例外。
中共处决“良心”犯，必强迫其下跪。如果不从，就打断其膝盖骨（林昭）；为防高呼口号，甚至割断其喉咙（张志新）；甚至用竹签穿连其下颚与舌头（李九 莲）；甚至摘除其器官（钟海源）；甚至活体摘除其器官（法轮功学员）。
中国人跪下去了。最鲜明的写照，莫过于发生在2005年底的汕尾血案。世界主要媒体都刊登了一幅新闻照片：一批汕尾村民跪倒在一群荷枪实弹的中共武警脚下。
至为可悲的是，这些跪下去的村民，乞求的，竟不是“还我公道”或“惩办凶手”，而仅仅是乞求领回被中共武警枪杀的亲人尸首。足见中共专制的淫威，和部份中国民众深深的奴性。
中国共产党是卖国贼
说到“卖国贼”，首先有一个“卖”字，手上有货，才能言卖。卖国者，手上需有“国”。显然，卖国贼的角色，并非普通民众所能担当，只有那些掌握了一定国家权力和国家资源的人，才有可能“胜任”。当权者卖国，形式五花八门，从低级到高级，应有尽有。
有人以官商勾结，低价变卖国营企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是为卖国；有人为了谋取回扣，向外商廉价批发国家土地，是为卖国；有人与奸商合谋，垄断国家矿产资源开发权，从中牟取暴利，是为卖国；有人为了一己之私，拒绝民主改革，导致监督无效，腐败泛滥，贪官外逃，资金外逃，听任国家蒙受巨大损失，是为卖国。
半个多世纪前，日军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有人大搞武装割据，盘踞一方，消极抗日或假装抗日，甚至与日寇、汪伪、满伪集团暗相勾结，互通情报，彼此配合，遥相呼应，共同削弱和颠覆浴血抗战的国民政府，更是铁板钉钉的卖国行径。
近代，俄国强占中国大片领土，中国历朝历代当权者都不予承认，当今当权者却以一个接一个的“友好条约”，签字予以承认，划定为“永久边界”；日军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然而，事后，当权者竟主动放弃对日索赔，非但如此，还肆意阻扰民间对日索赔；更有甚者，当权者打压“保钓”人士，使我国神圣领土钓鱼岛落入日本的“实际占有”和“有效控制”之下……
所有这些，都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共当权者及其大小官吏的所作所为。结论不言而喻：中国共产党，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
谁是最大的反华势力？
反华，即反中华、反中华民族、反中国人民。说到“反华势力”，确切而言，就是损害中国、损害中华民族、损害中国人民的势力。历史上，沙俄曾侵吞中国大片国土，称得上“反华势力”；日本军国主义曾侵略中国，屠戮中国人民，称得上“反华势力”。这些，都是外贼。与此同时，还有内贼、家贼。
俗话道：家贼难防。实际上，家贼还难于识别。因为，家贼善于伪装，当他们干着损害、侮辱、屠杀中国人民的坏事的时候，却常常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帜、喊着堂而皇之的口号。诸如“革命”、 “为人民服务”、“为人类解放”，等等。
历史上，中华民族曾遭遇无数外寇与内奸、无数外贼和家贼，即“反华势力”。如果比较压迫、损害、侮辱中国人的程度，尤其屠杀中国人的数量，没有任何一种势力，堪与中国共产党相比。
数千万人被饿死，数千万人被屠杀或迫害致死，总计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这种旷古未有的惨剧，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杰作”。即便把历史上所有反华势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暴行和罪行加在一起，也不及共产党一家。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以其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深重罪行、欠下的累累血债，铁证如山地，成为最大的反华势力。
诡诈的是，凡是批评和反对中共的，都被中共污为“反华势力”。实际上，中共口中的“反华势力”，不过是“反共势力”。外部的反共势力，不利于中共，却有利于中国人民，实为“亲华势力”；内部的反共势力，反对中共独裁，捍卫民众权利，实为“爱国势力”。
况且，大量内幕被中共宣传机器严密遮盖。如果全面曝光，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动乱之中，极不稳定。 遍地干柴，随时可能燃起烈火。
民主国家，人手一张选票，定期选举。人民掂量自身利益，寻找自身利益代言人，官员被换来换去，看上去，政权很不稳定，然而，社会稳定；在专制国家，人民被剥夺选举权利，当权者乾坤独断，把持既得利益，看上去，政权稳定，但社会极不稳定。
政权稳定，不可能压倒一切。比如，它压不倒因官场腐败而酝酿的民怨；它压不倒因极权迫害而引发的民愤；它压不倒因渴望自由而汇集的民心。一句话，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
中国人口多，是难以发展的理由吗？
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人口多，并非不利经济发展；人口少，反而可能限制经济发展。比如，当年的西德与东德（人口：前者为后者3.5倍），如今的南韩与北韩（人口：前者为后者2.5倍），经济差距悬殊，不仅在于西德和南韩的制度优越，也在于他们的人口优势。美国与加拿大（人口：前者为后者 10倍），香港与澳门（人口：前者为后者15倍）等，在同等的环境条件下，反而都因人口多寡，形成经济强弱的对比。世界经济的前三甲，都不是人口稀少之国：美国人口密度适中，日本和德国则均属人口稠密（稠密度超过中国）。
在中国，东部比较发达，西部相对落后，形成东西部差距，其实也源于人口的差距。东部人口多而稠密，西部人口少而稀薄（四川省例外，故为西部最发达的身份）。西藏人口极少和极稀薄，也是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所有这些，都证明，人口多，并非不利于经济发展。以人口多作为“难以发展”和“慢慢来”的理由，是无能的或腐败的当权者推卸责任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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