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6-03 14:27:22作者：牟传珩
还在孩提时代，我就被一桩今天看来难以启齿的往事，深深扭曲了人性，以至于刻骨铭心至今。
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正处于一个焚烧人性与文化的 “红色记忆”时代，到处燃烧着“阶级斗争”的激情火焰。那时我小学未毕业，便从“停课闹革命”到“复课闹革命”了。但当时意识形态到处都在制造“阶级敌人”，电影、报刊，甚至老师的教案里都潜伏着“美蒋特务”。学校的所谓复课，连英语都学“打倒帝、修、反”类的口号，而语文课干脆就赤裸裸地教学生当“儿童团”，拿红缨枪，说“不许动！”。那种“红色记忆”的强制灌输，对每一个中国少年心灵的毒害可谓是终生的。我想胡锦涛和温家宝也是这样的学校培养出的。
记得有一天放学后，我和几个同学无聊地闲游，在一条僻静的街巷，发现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男人。他手里拿着一盒扁装罐头，走几步便停下来，用石头敲打……我们这些“红色记忆”灌输出的一代少年，头脑里的那根“阶级斗争的弦”，霍然崩紧了。
有位同学说：“他手里拿的是发报机吧？”这话挑起了大家梦想过把子“儿童团”的瘾。我们几个一路跟踪、尾随他走过了好几条街道。他走进一条无人小巷里，躲在墙角上，开始用耳朵奇怪地敲打听那盒罐头。他的这一举动，似乎证实了那位同学的猜疑。当时，我们互递了个眼神儿，一拥而上，夺下那人的罐头，七手八脚地把他揪回了学校，向老师报“功”。但谁知老师听了我们的回报，看了看那中年男人，紧皱眉头，深深叹了口气后，便放那人走了。
老师显然有些尴尬，很是无奈地摇了摇头说：“你们小脑瓜里都塞满了什么？”。这时老师告诉我们，50年代那人正是该校的音乐老师，57年因多说了话被打成“右派”，妻子带着仅有两岁的女儿与他“划清了界线”，他因受到重大刺激，便精神失常了。老师当时虽不敢表示同情，但却很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他是精神失常者，而不是什么美蒋特务的理由。同学们听后极为沮丧，但在我的内心里却充满了自责，因我的父亲也是那时被打成右派的。
共产党本受孕于马列主义，天生就具有敌对意识，在历史上就是做为资本经济世界性扩张的反题，而从事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并通过夺取政权来改变经济自然发展规律的政党。
共产党的这种先天性，决定了它一定会借助于各种运动来激化阶级矛盾、制造革命物件。今天中共刻意强调的所谓“红色记忆”，就是不断的要制造出“敌人”，与其长期斗争的记忆，并且要通过“红色记忆”一代一代地“坚持”下去。在中共反右、文革的那个年代，中国的所有家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波及，生活在令人恐惧、痛苦的岁月里，随时都可能陷于个人命运的灾祸和家庭分崩离析的深渊里。文革时我家也被查抄，在市财政局工作的大哥最早被单位“群众专政”，而他的“罪名”竟是爱好养花、字画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天他被单位红卫兵押走，接着便被戴了大纸帽子，胸前挂着字画，身后拉着一地排车盆栽花，到处游街示众。如此荒唐的“群众专政”，惊坏了我们一家。那是我生平首次感受了“革命”对于人性的威胁，和红色政权给人们带来的恐惧。所以我当时因误抓了一个被迫害成精神病的右派深深自责，不仅来自于社会感受，更来自于家庭背景。幸运的是，我比同龄孩子更早地开始了对“红色记忆”的反思。
也是在那个年代，当中国十多岁的孩子梦想拿红樱枪，抓特务，当“儿童团”时，美国人比尔·盖茨也十多岁，却编写了电脑软体程式，但仅是为了玩三连棋。当他那时已经意识到电脑“将会改变我们和整个世界“时，而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却要勒紧腰带，发动“革命”。在国内，人整人，同室操戈，父子反目；在国际上，反对赫鲁雪夫的“和平共处论”，大谈特谈要“准备打仗”、“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甚至帮人打仗，“输出革命”。
当时，中共闭门锁国，“教导”百姓说：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放。但当民众发现自己还填不饱肚皮时，西方国家的多数人已进入了中产阶级；当发达国家的孩子们早已把电脑当成手中的宠物，藉以遨游于多种语言、文化、价值观的世界，驰骋于全球网路化的“资讯高速公路”之上，中国的“八、一式”父辈们，却还在借 “红色记忆”教他们的子孙们玩玩具枪，用柔嫩的童声学说“不许动”。中国的政治家、教授、将军、士兵及那些新老左派们，是否也反思过这简单、直观的事实背后所隐喻的深刻哲理？要知道未来的竞争是在全世界所有“八、九点钟的太阳”中进行的。“枪杆子里”诞生不了先进的社会制度；连年军费两位数的高增长，不是决定在当代文明秩序中进行国际竞争的积极性因素。
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正处于一个焚烧人性与文化的 “红色记忆”时代，到处燃烧着“阶级斗争”的激情火焰。那时我小学未毕业，便从“停课闹革命”到“复课闹革命”了。但当时意识形态到处都在制造“阶级敌人”，电影、报刊，甚至老师的教案里都潜伏着“美蒋特务”。学校的所谓复课，连英语都学“打倒帝、修、反”类的口号，而语文课干脆就赤裸裸地教学生当“儿童团”，拿红缨枪，说“不许动！”。那种“红色记忆”的强制灌输，对每一个中国少年心灵的毒害可谓是终生的。我想胡锦涛和温家宝也是这样的学校培养出的。
记得有一天放学后，我和几个同学无聊地闲游，在一条僻静的街巷，发现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男人。他手里拿着一盒扁装罐头，走几步便停下来，用石头敲打……我们这些“红色记忆”灌输出的一代少年，头脑里的那根“阶级斗争的弦”，霍然崩紧了。
有位同学说：“他手里拿的是发报机吧？”这话挑起了大家梦想过把子“儿童团”的瘾。我们几个一路跟踪、尾随他走过了好几条街道。他走进一条无人小巷里，躲在墙角上，开始用耳朵奇怪地敲打听那盒罐头。他的这一举动，似乎证实了那位同学的猜疑。当时，我们互递了个眼神儿，一拥而上，夺下那人的罐头，七手八脚地把他揪回了学校，向老师报“功”。但谁知老师听了我们的回报，看了看那中年男人，紧皱眉头，深深叹了口气后，便放那人走了。
老师显然有些尴尬，很是无奈地摇了摇头说：“你们小脑瓜里都塞满了什么？”。这时老师告诉我们，50年代那人正是该校的音乐老师，57年因多说了话被打成“右派”，妻子带着仅有两岁的女儿与他“划清了界线”，他因受到重大刺激，便精神失常了。老师当时虽不敢表示同情，但却很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他是精神失常者，而不是什么美蒋特务的理由。同学们听后极为沮丧，但在我的内心里却充满了自责，因我的父亲也是那时被打成右派的。
共产党本受孕于马列主义，天生就具有敌对意识，在历史上就是做为资本经济世界性扩张的反题，而从事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并通过夺取政权来改变经济自然发展规律的政党。
共产党的这种先天性，决定了它一定会借助于各种运动来激化阶级矛盾、制造革命物件。今天中共刻意强调的所谓“红色记忆”，就是不断的要制造出“敌人”，与其长期斗争的记忆，并且要通过“红色记忆”一代一代地“坚持”下去。在中共反右、文革的那个年代，中国的所有家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波及，生活在令人恐惧、痛苦的岁月里，随时都可能陷于个人命运的灾祸和家庭分崩离析的深渊里。文革时我家也被查抄，在市财政局工作的大哥最早被单位“群众专政”，而他的“罪名”竟是爱好养花、字画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天他被单位红卫兵押走，接着便被戴了大纸帽子，胸前挂着字画，身后拉着一地排车盆栽花，到处游街示众。如此荒唐的“群众专政”，惊坏了我们一家。那是我生平首次感受了“革命”对于人性的威胁，和红色政权给人们带来的恐惧。所以我当时因误抓了一个被迫害成精神病的右派深深自责，不仅来自于社会感受，更来自于家庭背景。幸运的是，我比同龄孩子更早地开始了对“红色记忆”的反思。
也是在那个年代，当中国十多岁的孩子梦想拿红樱枪，抓特务，当“儿童团”时，美国人比尔·盖茨也十多岁，却编写了电脑软体程式，但仅是为了玩三连棋。当他那时已经意识到电脑“将会改变我们和整个世界“时，而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却要勒紧腰带，发动“革命”。在国内，人整人，同室操戈，父子反目；在国际上，反对赫鲁雪夫的“和平共处论”，大谈特谈要“准备打仗”、“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甚至帮人打仗，“输出革命”。
当时，中共闭门锁国，“教导”百姓说：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放。但当民众发现自己还填不饱肚皮时，西方国家的多数人已进入了中产阶级；当发达国家的孩子们早已把电脑当成手中的宠物，藉以遨游于多种语言、文化、价值观的世界，驰骋于全球网路化的“资讯高速公路”之上，中国的“八、一式”父辈们，却还在借 “红色记忆”教他们的子孙们玩玩具枪，用柔嫩的童声学说“不许动”。中国的政治家、教授、将军、士兵及那些新老左派们，是否也反思过这简单、直观的事实背后所隐喻的深刻哲理？要知道未来的竞争是在全世界所有“八、九点钟的太阳”中进行的。“枪杆子里”诞生不了先进的社会制度；连年军费两位数的高增长，不是决定在当代文明秩序中进行国际竞争的积极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