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4-27 05:01:06作者：
最近两年以来，胡温新政的提法不绝于耳，对异议人士、法轮功学员、家庭基督教会成员以及遍布社会的上访民众的强力镇压却不绝于眼。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政府的这种表现，也可以说是一种“末日综合症”的表现，任何极权体制到了后期，都有类似的症状。
许多历史研究者，常常对比中国和欧洲的区别，其中一个常令人疑惑的问题是，历史上中国多改朝换代，而欧洲的“国家”却比较稳定。统一的中国规模往往比欧洲大得多，而管理模式也非常不同。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情况是，王朝早期官吏数目小，皇权权威大，社会阶层简单，而上下交往频繁；但到了末期，官吏数目庞大，机构非常复杂，社会阶层分化严重，上下阻隔非常明显。
但最明显的情况是，中国王朝末期皇权虽在，但却已经大大被削弱。在许多朝代末期，与其说是皇帝专制，不如说是官僚体制专制，皇帝的意旨被逐层转变削减，最后难以执行下去，以至头脑和肢体不协，体神分离。
事实上，这正是目前中国最显著的特征，用大陆民间的话讲“政令难出中南海”。以目前中国的现状，与其说是中共政治局在控制体制，不如说是整个中共官僚体制在控制政治局，任何所谓“新政”的实施都必须经过整个官僚体系的认同。
毛泽东在掀起“文化大革命”之前，面对当时的官僚体系有很强的无力感，他自称要打倒官僚主义，我们认为他说的是真心话，只不过毛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而对人性的弱点估计过低。
胡温可能真心地想要为普通国人带来真实的好处，但我们不认为他们有魄力和有能力突破现存官僚体制的制约，这是我们不能对他们的“新政”持有幻想的原因。
现代中国的混乱不仅仅是共产党造成的，但共产党无疑要负上主要的责任。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整体社会基本价值观混乱，在物权法的争论中，这种混乱表现得极为突出。实际上针对任何一个大的社会问题，中国人都可以抬出多种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理论来进行争论，讨论的原则相差万里，而朝向的目标也南辕北辙。
中共自己不停蹂躏自己订立的宪法和其他法律，不停地转变自己的立场和各种原则，使得这个国家已缺少了全社会讨论重大问题的共同的逻辑出发点。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中共所说所为不足为之信，故而难以与之谋。在缺乏基本信任的前提下，所有的“对话”都无法进行。
末世可以嘎然结束，也可以苟延颇长时间。问题是，当已经闻到了暴风雨味道的时候，还要在地上游荡吗？其实答案并不复杂
许多历史研究者，常常对比中国和欧洲的区别，其中一个常令人疑惑的问题是，历史上中国多改朝换代，而欧洲的“国家”却比较稳定。统一的中国规模往往比欧洲大得多，而管理模式也非常不同。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情况是，王朝早期官吏数目小，皇权权威大，社会阶层简单，而上下交往频繁；但到了末期，官吏数目庞大，机构非常复杂，社会阶层分化严重，上下阻隔非常明显。
但最明显的情况是，中国王朝末期皇权虽在，但却已经大大被削弱。在许多朝代末期，与其说是皇帝专制，不如说是官僚体制专制，皇帝的意旨被逐层转变削减，最后难以执行下去，以至头脑和肢体不协，体神分离。
事实上，这正是目前中国最显著的特征，用大陆民间的话讲“政令难出中南海”。以目前中国的现状，与其说是中共政治局在控制体制，不如说是整个中共官僚体制在控制政治局，任何所谓“新政”的实施都必须经过整个官僚体系的认同。
毛泽东在掀起“文化大革命”之前，面对当时的官僚体系有很强的无力感，他自称要打倒官僚主义，我们认为他说的是真心话，只不过毛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而对人性的弱点估计过低。
胡温可能真心地想要为普通国人带来真实的好处，但我们不认为他们有魄力和有能力突破现存官僚体制的制约，这是我们不能对他们的“新政”持有幻想的原因。
现代中国的混乱不仅仅是共产党造成的，但共产党无疑要负上主要的责任。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整体社会基本价值观混乱，在物权法的争论中，这种混乱表现得极为突出。实际上针对任何一个大的社会问题，中国人都可以抬出多种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理论来进行争论，讨论的原则相差万里，而朝向的目标也南辕北辙。
中共自己不停蹂躏自己订立的宪法和其他法律，不停地转变自己的立场和各种原则，使得这个国家已缺少了全社会讨论重大问题的共同的逻辑出发点。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中共所说所为不足为之信，故而难以与之谋。在缺乏基本信任的前提下，所有的“对话”都无法进行。
末世可以嘎然结束，也可以苟延颇长时间。问题是，当已经闻到了暴风雨味道的时候，还要在地上游荡吗？其实答案并不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