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俞可平的双重身份。据说俞可平是胡锦涛的智囊、文胆。这就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俞可平的讲话代表了当今中共最高层的思想，俞可平提出中国民主发展的路线图，就表明中共当局已经决心走上民主转型之路。但是俞可平的正式身份只是一个学者，并不是政府发言人，所以谁要是拿着俞可平的讲话去要求中共当局兑现，中共当局完全可以不认帐。这就是俞可平这种身份的人对外讲话的妙处了：它既可以让西方世界对中共产生一厢情愿的善意期待，同时又可以使中共自己对此完全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二，俞可平大讲民主，可是他却不肯对民主作出明确的定义，尤其是不肯对民主从制度的层面或操作的层面给出明确的定义。俞可平讲到中共正在转型，由"永久的政党"向"执政党"转型。有人问这是否意味着中共会容许反对党，俞可平没有回答。按说这个问题本来简单得很，以俞可平的学术背景，他当然知道民主必然意味着容许反对党，那么，他为什么不肯老老实实地承认呢？这就叫揣着明白装糊涂。由此可见，如今的中共当局虽然对外大讲民主，但其实都是为了应付舆论，糊弄国际社会。实际上中共仍然在拒绝民主。这也说明，虽然中共顽固地拒绝民主，但是他们实在找不出任何摆得上台面的理由。俞可平既不肯回答"是"，又不敢回答"否"，只好装聋作哑。堂堂政治学博士，在民主政治ABC的问题上竟然当众交了白卷。让我们旁观者看了都替他难为情。
第三，俞可平提出中国民主的路线图，一是由基层民主到更高层的民主，二是由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三是由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可是他却没有给出我们一个时间表。这样，中共就可以一方面让人们以为它正在一步一步地推行民主，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在现阶段继续一党专政。因为没有时间表的硬性约束，所以他们可以任意拉长一党专政的时间。我们知道，民主本来就是用选票的方式争夺决策权，因此它主要是指最高权力，指国家一级的权力。当初国民党提出从训政到宪政的路线图，明确规定在六年之内完成从乡镇自治到国民大会的选举召开，还政于民，晚清的慈禧太后预备立宪，规定从筹办咨议局、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到国会上下议院选举也只用九年时间。而在中共这里，单单是一个村民选举就原地踏步了二十几年，至今还被俞可平津津乐道，真令人啼笑皆非。俞可平路线图的最大问题是把最高权力的民主化推到遥遥无期的未来。这好比一个欠债的人开出支票还债，但不在支票上写明可以兑现的日期，这实际上和赖帐有什么区别呢？
俞可平还提出，中国正在寻求"动态平衡"，以前是以"堵"(即堵截)为主、现在是以"泄"（宣泄）为主，会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并会举行听证会，有民意调查。不错，宣泄要比堵截好，但这和言论自由仍然有本质的差异。堵截也好，宣泄也好，那仍然是政府主导，仍然是政府控制言论。而言论自由的意义却在于它独立于权力之外。如今的中共，一方面承认媒体应该对政府加以监督，但另一方面它又坚持把媒体置于政府的领导之下，这等于是自己监督自己，岂不荒谬绝伦？
俞可平在被问到反对党的问题时无言以对，窘态毕露。想想看，若是胡锦涛、温家宝在侃侃而谈民主时被别人问到这个问题，想必只能是张口结舌，当场下不来台，那又该是何等的尴尬。如今的中共，既不能像过去那样宣称他们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主，也不能再发明出一种更新的制度理念和民主相抗衡，更不敢公开地表示对民主的敌视与反对，明明在坚持专制，又想让外界相信它也在追求民主，于是就编出了一套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说法来糊弄世人。这套说词是如此的脆弱，甚至经不起一句简单的发问。这就从反面提醒我们，在今日中国争取自由民主的一个突破口就是：迫使中共承认民主的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