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黄祸与红祸(２)

我到了加州，只觉得晴空万里，可当一位女友领我去老人公寓看她父亲时，老人家告诉我，他到了加州后，才体会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和“莺歌燕舞”。我记得这都是中共的宣传用语，但在中共的天下，年近七十的老人家作为医生虽然不敢不拥护共产党，但还是因讲了几句真话而被打成“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坐了三年牢！他是到了美国才真正地尝到了解放的滋味，才深感被中共欺骗了，因而十分反共，大赞《九评共产党》。

在“解放区的天”下，我还结识了一系列的同代人，他们多和我一样都是八十年代，在中共被迫打开国门后争先恐后地到美国留学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生人。他们也象我一样在尝到了自由的甜头后，就不愿再接受中共的极权统治，即使难忘故土家园，也要想方设法地留在美国，其中之一还因此嫁给一个美国人，因为签证要到期了。

而他们多半在获得了居留权后，都帮忙把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办到了美国，毕竟美国是移民国家。因此美国的华人越来越多，不用学英文，就能过日子。而这也让美国华人不易认识和清除中共的“党文化”，其中有个女同胞最令我惊讶。

我和她是在女友们借我在美之机搞的一个聚会上相撞的。三个女人就可唱一台戏，那天坐了一桌（八个），可想而知有多热闹。我参加的各种聚会不少，但在德国多半都是只我一个华人，象这样清一色的华人、清一色的中年知识女性是这次到美国后才经历。

八个女人围坐在一张摆满食物的餐桌上七嘴八舌地畅所欲言，无话不谈，包括黄色笑话，这也应该算是黄祸的一种表现。但我不反对别人讲黄色笑话，毕竟这是我能躲得开的，而红祸则不然，我想躲都无处可躲，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反红（共），于是成了反共作家。

而在海外，反共是一种常态，只不过一般人不象我这么旗帜鲜明。那天在坐的八人中就一个知道共产党不好，却还在为共产党评功摆好，虽然她自称信犹太教，要知道真正的犹太教徒无一不反共，因为任何宗教的真教徒都相信神的存在，而共产党否认神的存在，所以真教徒必然反共。当我谈到中共让我们几乎失去了受正统文化熏陶的机会时，她表示，她九岁就在父亲的教导下学《论语》，我说这只能表明《论语》的巨大吸引力和她父亲有胆识，毕竟这正是文革十年！而那位领我去看她父亲的女友则告知，她父亲在文革最激烈的时候还曾把她的名字改成了彤彤，因为她的原名有可能被人说成是在宣扬“慈悲为怀”的佛家思想，而“彤彤”则与中共的红色宣传步调一致。

八人中就这个自称九岁学《论语》的同胞表示不能理解我反共，希望我要“中庸”。我回答曰，她既然从小学《论语》，就应该知道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我没读过《论语》，但我明白自古正邪不两立，毕竟我读过寓言《东郭先生》。

这位同胞虽然生活在美国，但她居然似乎不知道美国（民主国家）和大陆（极权国家）的区别，还说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在美国贫富悬殊也很大……难道她不知道在美国再穷的人都可以有尊严地活着，而在大陆再富的人，比如刘晓庆，都可能忽然被抓进监狱，在人权遭到践踏的时候，也失去万贯家财，就更别说象力虹这样的独立思想者了。

我虽然竭力想把我“六四”后上下求索得来的思想成果与大家分享，但她既然要固执己见，我能怎样呢？她还反问我诸如“没有了中共，中国怎么办？”之类的问题，我只能发楞，因为中共成立不到一百年，而中国的历史有上下五千年，中共夺权后造成七、八千万同胞死于非命，中共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都残暴……而她居然会提这样的问题！在坐的女友见我不能对答如流，要么助我一把，要么笑我没口才，我则回答说，我只想让人明白我的观点和看法就行了，并不想去说服谁，毕竟我只是一名作家，而不是政客。

深夜，由开着英国车（Bentley）的女友送回住地后，主人问及我的经历，我在讲述过程中终于明白了为何中共现在允许自称四岁学《论语》的于丹在中共的宣传重镇中央电视台讲授她的《〈论语〉心得》，因为她更不可能读懂《论语》，只会象这位女同胞一样借口“中庸”，劝老百姓不要奋起反抗红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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