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论“罪己诏”，先得探究“诏”字涵义及其演变。《说文解字》对“诏”的解释很简单：告也，从言从召。东汉鸿儒郑玄为“诏”作注，也明确谓“诏，告也”。《管子》记载齐桓公探望卧病的管仲，还虚心征求管仲对日后政事的良谋：“仲父亦将何以诏寡人。”可见“诏”也可用于臣下对主上。但是，自秦始皇宣告“命为‘制’，令为‘诏’”之后，“诏”的话语权就变为皇帝的专利了。及至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大朝会正殿名为“奉天殿”（取《尚书》“惟辟奉天”之义），于皇帝所执大圭上刻有“奉天法祖”四字，对臣下的诰敕命中必称“奉天承运皇帝”，以显示君权的神圣和不可侵犯，其后相沿成为皇帝敕命中的套语。不过，像有的电视剧，太监手把文书，口称圣旨，必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云云，将这个套话用在唐宋甚至更早的皇帝诏书的开头，就违背历史真实了，盖彼时这个政治词语还未出世呢。
诏书作为皇帝下达的命令，堪称“最高指示”，绝对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过，其中有一类特殊文本可称帝王“自我批评”的“罪己诏”，其执行就全凭下诏者本身的自律和自觉了。不管能否得到认真执行，这“罪己诏”本身就是值得探讨的政治文化现象。本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天自省，合于古训；有过自责,也算常人修身应有之义。但是,帝王决非常人，而是“圣天子”，不惟“圣”，且高居天人之际，近乎“神”，“君权神授”。如此神圣的古代帝王，能自省其过，已殊非易事，若进而写成文告——《罪己诏》，颁示天下，就更加轰动舆情了。古代帝王能操起“自我批评”的武器，毕竟不乏引人思考乃至可资借鉴者。
帝王的诏书，在正史中着实是连篇累牍，而“罪己诏”却属稀有文本，有人查遍相关典籍，检索出“罪己诏”全部记录不过五十条，其中部分内容还属重复记载；当然，如果不拘泥于“罪己”二字，而将有明显自我批评内容的诏书和言论计算在内，则“罪己诏”之实数应当大于五十。论其起源，古人皆称从“禹、汤罪己”开始。据古籍记载：大禹登上帝位后，有一次看见犯罪之人，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左右问其故，禹曰：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首领，于是自省自责，主动承担领导责任。商灭夏后，汤布告天下，安抚民心，此即所谓《汤诰》。在此诰中，汤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过错。禹、汤罪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复经附会神化，遂成为后世皇帝效法的榜样，“罪己诏”也就成为他们笼络人心、救困危渡难关的一种应急术。
继禹、汤“罪己”实施自我批评的，是周成王和秦穆公。周成王平定管叔、蔡叔的叛乱之后，反思祸乱产生的原因并作诗自诫，以防再出现大灾祸。惩前毖后，“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诗句大意是：没人把我来牵扯，祸害拖累自己找）。他担心“家国多难不堪忍，又陷困境多烦恼”（《诗经·周颂·小毖》）。
秦穆公也是在自以为是、劳师远征惨遭败绩、付出数万将士的性命后，做深切自责的，《尚书·秦誓》记述了这位古代领导人的悔过之词，其文结语曰：“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秦穆公明确意识到一国之主与国家安危的关系：自己美德不足，国家就坏了啊!这样就保不住秦国的人民了，事情就搞糟了。国家有危险，是因为我用人不当；国家安宁，是因为我重用贤臣啊。
总览历代帝王“罪己诏”文本，可以看出，促使帝王罪己的，一为天灾，二为人祸，三为自省。
二
天灾，如水、旱、风、冻、地震、虫害、瘟疫等，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会发生。既为天灾，则非人力所能改变，即使科学技术发达如当代，人们可以预警、提防，尽量减少天灾所造成的损失，却无法对天公用命令式的语言说“不！”天灾，好像是造物主为聪明绝顶的人类设定的劫难，反反复复考验磨砺人的生存能力，更拷问着统治者的灵魂。受认识水平限制，古人把自然灾害和天象的变化同人间的祸福联系起来，认为那是“天谴”、“天戒”，所以每逢此时，常见天子引咎自责。虽然其禳灾的说辞并不科学，再往后且流于作秀，但早期帝王解民倒悬之情，却也颇为感人。
成汤革命，灭夏建商。始建国，逢大旱，心急如焚的汤诚惶诚恐地向天帝祈祷求雨：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您的臣仆的善恶我也不敢隐瞒，这些您心里早就清清楚楚。我本人若有罪，就不要牵连天下万方；天下万方若有罪，都让我一个人来承担。（《论语·尧曰》）这位革命领袖真是爱民如子，感人至深。《论语》同篇还记载了周武王的名言“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这句话似乎成了后世帝王用以自责的套话。
汉文帝后元元年（前163）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欤？……将百官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欤？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汉宣帝本始四年（前70），夏四月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毁坏宗庙，朕甚惧焉。”
汉明帝永平八年（65）冬十月，日有食之。诏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职事，极言无讳。”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直言得失。帝览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颁示百官，诏曰：“群僚所言，皆朕之过。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人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永览前戒，悚然兢惧。”这位汉明帝在灾异面前广开言路，听取下级批评意见，进而引咎自责，十分难得。
汉明帝处理灾异很可借鉴，其对待祥瑞也很是清醒。所谓祥瑞，不过是借了某种自然现象，向最高统治者歌功颂德，属“就是好”之类的古代版政治高调，人主当然喜欢听。汉明帝则不然。永平六年（63）二月，王雒山出宝鼎，庐江太守献之。诏曰：“祥瑞之降，以应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兹？……先帝诏书，禁人上事言圣，而间者立奏颇多浮词，自今若有过称虚誉，尚书皆宜抑而不省，示不为谄子蚩也。”面对颂词赞语，他依然自省政教“多僻”，并明令抑制那种找由头唱赞歌的政风。仅凭此举，这位刘皇帝就无愧于他的谥号：明。
汉安帝永初三年（109）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壬辰，公卿诣阙谢。诏曰：“朕以幼冲，奉承洪业，不能宣流风化，而感逆阴阳，至令百姓饥荒，更相啖食。永怀悼叹，若附渊水。咎在朕助不逮。”面对大饥馑，皇帝第一个站出来承担领导责任，而不是推给“自然灾害”；并对受难者“永怀悼叹”，而不是心安理得，“太平天子”照当，欢舞照跳，赞歌照唱。
魏孝文帝面对天旱，“罪己”之举是绝食，方式独特，态度真诚，付诸行动。绝食三日后，群臣请求皇上进食，并报告说四周普降甘霖，独京城微少。孝文帝担心群臣假报好消息，骗他进食，乃曰：“将遣使视之，果如所言，即当进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为！当以身为万民塞咎耳！”天不雨，民受饥，我凭什么活着？不下雨他就要将绝食进行到底。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旱、蝗并至，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唐太宗时代，臣民呼“万岁”之外，是否天天都要祈祷皇上“永远健康”，不详；但万岁爷李世民为了百姓有饭吃，宁愿上天把一切灾难都降在他一人身上，却明文如上。爱民如此，令人叹服。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冬迄翌年春，持续大旱，帝乃“罪己”求雨，雨降，白居易写《贺雨》诗颂其事，其略曰：
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惧岁成灾凶。遂下罪己诏，殷勤告万邦。帝曰予一人，继天承祖宗。忧勤不遑宁，夙夜心忡忡。顺人人心悦，先天天意从。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冲融。凝为油油云，散作习习风。昼夜三日雨，凄凄复濛濛。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人变愁为喜，岁易俭为丰。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蹈舞呼万岁，列贺明庭中。小臣诚愚陋，职忝金銮宫。稽首再三拜，一言献天聪。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
皇帝“罪己”祈雨，甘霖沛然而降，自是偶然巧合，白诗颂圣，免不了神化领导的牵强附会之词，不过，李皇帝的清醒和自我批评精神比较突出，也是确实的。也是元和三年，有官员主持盛修安国寺，奏立盛德碑，为皇上歌功颂德，宪宗令毁此碑。元和七年，唐宪宗轻信了庙堂官员御史关于淮浙水旱灾的不实汇报，对地方官的真实报灾表示怀疑。此事一经宰相李绛指出，他当即认错：“国以人为本，闻有灾当亟救之，岂可尚复疑之邪！朕适者不思，失言耳。”仅仅说错了几句话，也要自我检讨，委实不易。
唐文宗李昂，任最高核心八年尚未上尊号，经不住群臣三番五次地请求，准备正式接受“大和文武仁圣皇帝”尊号，恰在此时，偏偏有一个爱讲真话的官员薛季稜向皇上报忧说：关中一些地方民生凋敝。李皇帝由是慨叹道：关中地区算是丰年，老百姓生活尚且如此困苦；更何况江淮地区连年水灾，那里老百姓的日子就更苦了！我身为一国之君，未能救民于困苦之中，已经够难为情的了，哪里还敢再摆谱去崇尚那些花里胡哨的虚名呀！唐文宗不尚虚名，注重民生，勇于自责，屡辞尊号，也很难得。
宋理宗于嘉熙四年（1240）春正月庚辰下“罪己诏”曰：“朕德不类，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群生之和，变异频仍，咎证彰灼，夙夜祗惧，不遑宁康。乃正月辛未，有流星见于营室，太史占厥名曰彗，灾孰大焉。天道不远，谴告匪虚，万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痛自刻责，岂声利未远而谗谀乘间欤？举措未公而贤否杂进欤？赏罚失当而真伪无别欤？抑牧守非良而狱犴多兴欤？封人弛备而暴客肆志欤？道殣相望而流离无归欤？四方多警而朕不悟，郡黎有苦而朕不知，谪见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减常膳，以示侧身修行之意。”面对天谴，这位赵皇帝从六个方面自查自律，全面检讨自家执政水平，也不容易啊。
古代讲天人感应，号称“天子”的皇帝，面对天兆，自然要从自身来找原因。洎明朝以降，皇帝都自称是“奉天承运”，当然好运厄运都要一并承担了。据黄仁宇先生统计，西汉一代灾异频发，《汉书》记载皇帝颁布“罪己诏”多达三十三次（宣帝八次，元帝十三次，成帝十二次。鸣弓按：其实比此数还要多，如上文所引文帝“罪己诏”就未计入）。这样一再公开承认中枢领导无力，意图以精诚感动军民，确乎罕见。其实，皇帝不做自我批评，谁又有资格去追究他的责任呢？
帝王在处理灾异涉及高官时，如果他意识到“罪己”比惩处官员能获得更大的政治效益，自会“高姿态”选择前者。
曹魏黄初二年（221）六月，日食发生。日食在当今连小学生都可以解释的天象，古人却认为是上天对人的警告。负责官员将此事上报文帝曹丕，要求按旧例罢免太尉以避灾。当时太尉是老臣贾诩。这个贾诩，凭老谋深算帮曹丕赢得大位，而此时政局还未完全稳定，曹丕当然不能因一次日食就除掉股肱。所以当即下诏说：上天降下灾异，是警告天子的。天子委过于下级官员，这不是圣人的做法。文武官员们，大家小心尽职吧！以后凡有上天警告，绝不归罪你们。曹丕一纸“所有责任我来负”的“罪己诏”不仅保住了心腹谋臣贾诩，也为自己赢得了宽厚仁慈、善待功臣的美名。
五代后晋出帝开运元年（944）滑州河决，殃及附近五州。诏大发数道丁夫塞之。既塞，帝欲刻碑纪其事。中书舍人杨昭俭谏曰：“陛下刻石纪功，不若降哀痛之诏；染翰颂美，不若颁罪己之文。”帝善其言而止。战胜一次大洪灾，立块纪念碑，歌颂皇帝的英明领导，这个在当时看来是正常不过的创意，居然遭到中书舍人杨昭俭的反对，他甚至公然要皇上下“罪己诏”！想想也是，泽国一片，哀鸿遍地，你哪有心思高唱颂圣诗呢？身为最高，当哀痛斯民，下诏“罪己”才是。杨昭俭敢于直言固然不易，而晋出帝石重贵能接受如此刺耳的批评，在惯于丧事当喜事办的国度里，尤显难得。
宋真宗时，一次内宫火灾后，有言非天灾，请置狱劾火事，当坐死者百余人。宰相王旦请见，曰：“始失火时，陛下以罪己诏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归咎于人，何以示信？且火虽有迹，宁知非天谴邪？”由是当坐者皆免。皇上认为是天灾，并已经带头承担过领导责任的事，现在却要自食其言，兴狱罪人，此举关乎国家诚信，故王旦要面折廷争。
三
天灾诚然是天公给帝王出的测试题，而人祸，则绝对是帝王们的“自作孽”，包括因了天灾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激起的饥民造反，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悍将叛乱，奸臣谋大位，皇族窝里斗，乃至于所谓“外患”等等，其乱根祸源几乎都可追溯到帝王身上。比较而言，天灾不可抗拒，人祸却可以防范。防范之法说来简单：时刻保持警惕，留心苗头，杜于始萌；紧盯患源，防于未然。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道理谁都明白，但是，实际行动起来，却往往任皇权若野马脱缰，恣意妄为，权力的自信过剩症必致拒谏饰非，一次又一次失去改过的机会，终于大祸酿成，大错铸成。大祸临头，帝业动摇，甚至危及帝王头颅时，帝王也会“罪己”，“骂”自己混蛋的。
糊涂指数低的帝王，不会等到一塌糊涂之时才“罪己”，而是保持某种自省，自我检讨于大祸酿成之前。而糊涂指数偏高的帝王，多是在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国家岌岌可危之时才颁诏“罪己”的。
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即位后穷兵黩武，又好神仙方士，大造宫室，挥霍无度,致使民力枯竭，寇盗并起，天下板荡。晚年，巫蛊狱兴，卫皇后和太子刘据俱死于此，株连甚广。不久，即察知太子无辜，乃建“思子宫”，以实际行动自责悔过，时在征和三年（前90）；明年，当群臣之面自责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还追悔曾屡受方士仙人欺骗往事，说：“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这位汉天子几十年的“学费”总算没白缴，终于悟出了健康之道。随后，他又驳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的奏请，决定“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乃者贰师败（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惨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令百姓养马即可免除徭役），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他“深陈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扰劳天下”，决心“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汉武帝执政半个世纪后，回首前尘，自悟其非，其自我批评的理性和自我否定的勇气，终究还是值得称道的。
唐天宝十五年（756），盛世天子唐玄宗在狼狈逃亡途中，曾几次和着眼泪“罪己”，因为情况紧急，也来不及摆谱颁诏称敕，就是直接与百姓士兵面对面，当众认错，做自我批评。先是，一位勇于讲真话的草民代表郭从谨对皇上说了一席大实话：皇上昏昧，不听忠言，视反贼若宝贝，近臣阿谀，用假话讨得皇上欢心，今日之祸，完全是朝廷自食苦果。假如不是糟到今天这地步，草民哪能和您老人家当面讲实话呀！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认：“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处死杨国忠、杨贵妃后，随行军士声言要离开。唐玄宗以彩绫赏赐士兵，并亲自说服动员，公开承认自家老糊涂，用人失误，致有今日，“朕甚愧之”。言及动情处，禁不住泪洒襟怀。也许，这是帝王自我批评文本中最朴实最真诚的，没有虚词套话，只有沉痛自责。
唐代在危难时刻发过“罪己诏”文本的，是唐德宗。此君即位不久，就先后有几个节度使反叛。建中四年（783），长安失守，德宗仓皇逃亡，被叛军一路追杀至奉天城（今陕西乾县）。次年春，他痛定思痛，颁《罪己大赦诏》，曰：
立政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致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民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起都邑，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靦面，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赖天地降祐，人祇协谋，将相竭诚，爪牙宣力，群盗斯屏，皇维载张。将弘远图，必布新令。朕晨兴夕惕，惟省前非……
应该说，唐德宗的“罪己诏”是检查全面，认识深刻，态度诚恳，整改有力。于历数自己的罪过后，特别明令：中外书奏不得再使用“圣神文武”的尊号。试想，把国家拖到濒临崩溃的边缘，再听臣民称颂“英明伟大”，即使别人不掩口而笑，自家首先就脸红了。唐德宗毕竟还有羞耻之心，而不是脸皮厚、高帽戴不够的那类。此外，除旧布新的整改措施还有：大赦天下；改元“兴元”；停征部分杂税等。
此诏文字真挚动人,很有感召力，颁后，“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民心军心为之大振,不久，动乱即告平息。
再说个因选美而自责的事。选美，似是帝王理所应当的特权享受。晋武帝曾明令全国选美，有蔽匿者以不敬论，采择未毕，权禁天下婚嫁。皇帝老倌正在选美，百姓人等谁也不能结婚，如此诏令简直混蛋透顶、霸道之极，迹近兽道，然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要尽享天下美色，谁也奈何不得。唐武宗会昌三年（843），敕监军在扬州选美女。监军要节度使杜悰参与其事，杜答“不敢预闻”，予以抵制。监军告了御状，左右请皇上下令节度使选美。上曰：“敕藩方选倡女入宫，岂圣天子所为！杜悰不徇监军意，得大臣体，真宰相也。朕甚愧之！”选美，绝对是皇帝在制造“人祸”，唐武宗由大臣的抵制省出此举不妥，自谴“甚愧”，并立即命令监军停止选美，用实际行动表示悔过。
北宋末年，宋徽宗也发过“罪己诏”。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金兵大举进犯，兵临城下，东京危急。值此关头，惊慌失措的徽宗听从大臣的建议：“宜先下罪己诏,更革各种弊政,使人心悦,天意回。”诏书则罗列了自己的罪过：“言路蔽塞,谄谀日闻,佞幸专权,贪官得志。”“赋税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灾异迭见而朕不寤，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追思己过,悔之何及！”随后,匆匆传皇位给太子赵桓，是为钦宗,他自己则当起了太上皇。怎奈国家病入膏肓，赵佶的“自我批评”和“换人”药方，未能使摇摇欲坠的宋王朝起死回生，其太上皇美梦迅速化作屈辱的楚囚泪了。《宋史》探究宋徽宗失国之由，是“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拿一句流行话说，宋徽宗实在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明朝的亡国之君思宗朱由检，在位十七年，“罪己诏”没有少下。明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下“罪己诏”，其自曝官场腐恶内幕可谓彻底：
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便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崇祯皇帝也不怕内部人士说他是给自家脸上“抹黑”，更不怕“敌对势力”用来攻击我大明的制度设计，而是口无遮拦，将官场丑事暴露得那么痛快，那么淋漓尽致，整个一部御制“官场腐败大揭底”！
及流贼犯皇陵，帝素服召对廷臣。陈子壮进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诏，激发忠义。”帝纳之。崇祯帝面对天灾人祸，除了下“罪己诏”，也不时玩点减膳、撤乐的花样。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皇家究竟是超级巨富，国库恁多积蓄，如能早拿来助赈、助饷，尽可少下两次“罪己诏”，或许还可避免上演煤山悲情一幕呢。崇祯自缢前的遗诏算是最后一次“罪己”：
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
朱皇帝纵然怎样刚愎自用，君臣互误，身死国灭，但他的这篇遗诏究竟是感人的，他毕竟还有羞耻之情，自责之意；他毕竟还有爱民之心，宁愿以一人碎尸来保护百姓。人之将亡，其言也善啊。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逃亡途中，慈禧太后既感到政局已失控，又迫于内外压力，她当即决定和八国谈判求和，并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出“罪己诏”。一方面要向列强说明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另一方面又要向民众解释政府委曲求全的原因。她既要做到两面讨好，又要推卸自己的责任，虽然是光绪帝的名义，可洋洋洒洒的几千言，仅有一句是光绪自己的意思：就算是剿灭了义和团，恐怕也是没有用的，中国可能还有千千万万个义和团。最终是慈禧如愿保全了自己，代价则是割让了领土，赔了白银，所谓折财消灾。
这次皇帝“罪己”，倒是极大刺伤了爱国士子心，黃遵宪《读七月廿十五日行在所发罪己诏书泣赋》，谓“读诏人人泣数行，脍躬不德股肱良。三年久已祈群望，此罪明知在万方”云云，都要为皇帝鸣不平了。
四
不是慑于天灾人祸，能够主动自省、严格自律的帝王，实在是寥若晨星，稀有得很。上古的禹、汤等圣君以降，也就汉文帝、唐太宗几人而已。汉文帝执政十四年后，尽管天下承平，他犹不安地自律，“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难怪他能开创文景盛世，看他头脑多清醒，品德多谦逊。这篇诏书特别对照先王，自查自律：“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后己，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祝厘，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飨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也。今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一篇诏书，两次言“自愧”，掌权既久，他不以坐稳了龙位而欣欣然；而以不若圣哲先王的“先民后己”而愧疚，进而明令，今后不准为皇帝独唱赞歌，称颂“万寿无疆”之类。
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难得的开明皇帝，能自觉地以国家法律约束自己，一旦发觉自己的做法违背了法律，还能认真进行自我检讨。
有一个叫党仁弘的大将，做广州都督时，贪污了大量的钱财。这件事被告发后，主管司法的大理寺将其依法判处死刑，可是唐太宗以往很重视党仁弘，认为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舍不得杀，于是便下了一道圣旨，取消大理寺的判决，改为撤销职务、流放边疆的处分。
处理之后，唐太宗心里很不安，感到自己出于个人感情，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做得很不应该。于是他把大臣们召来，心情沉重地向大臣检讨说：“国家的法律，皇帝应该带头执行，而不能出于私念，不受法律制约，失信于民。我袒护党仁弘，实在是以私心乱国法啊。”
于是，唐太宗写了一道“罪己诏”检讨说：“我在处理党仁弘这件事上，有三大过错：一是知人不明，错用了党仁弘；二是以私乱法，包庇了党仁弘；三是奖罚不明，处理得不公正。”唐太宗向大臣宣读后，并下令将此诏向全国公布。唐太宗严于自省，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也为臣民们树立了榜样，从而促进了社会稳定。有“小太宗”之称的唐宣宗，亦曾以感情因素干扰京兆尹韦澳执法，经指出，即当面向韦澳认错，谓“殊以为愧”。
在古代帝王中，罪己次数最多的要数清世祖顺治皇帝了。这位少年天子亲政后，自然灾害频繁，“水旱累见，地震屡闻”，“冬雷春雪，陨石雨土”。他把这一切自然灾害及异常天象都归罪于自己“不德”，上干天咎，故不断自我反省,屡屡下诏“罪己”。临终之际,又留下了一道罪己遗诏,全面地列举了自己的十四条罪状：没将国家治理好，老百姓没能过上安生日子，罪一；未能替母亲养老送终，罪二；父亲死时自己年幼，未能替父亲服三年之丧，罪三；未与祖父、父亲的子孙们常叙叔侄、兄弟之情，罪四；亲近汉族文士，疏远满族武将，罪五；对人要求过高，不能舍其短而用其长，埋没了人才，罪六；姑息养奸，明知有些大臣庸劣不称职，却不能及时罢斥，罪七；国用浩繁，兵饷不足，只知让群臣商议减少俸禄，却不裁撤宫中费用，厚己而薄人，益上而损下，罪八；营建宫室，极尽精巧，却不体恤百姓之艰辛，罪九；董鄂妃逝世，丧葬过于排场，罪十；不以明朝灭亡为戒，仍然任用宦官，致使其营私舞弊，罪十一；贪图安逸，接见群臣稀疏，致使上下情谊滞塞，罪十二；自恃聪明，不虚心纳谏，致使臣下沉默不言，罪十三；自知有错，却不能及时改正，致使过错越积越多，罪十四。亲政仅仅十年、二十四岁早逝的顺治检讨自己短暂一生，在盖棺论定式的“自我鉴定”中,能进行如此彻底的自我批判，触及灵魂，实属亘古第一人。
主动清醒“罪己”的，如上所述，少而又少，不少情况下，是臣民请求最高颁“罪己诏”的。明武宗朝，曾自号“安贫子”的御史朱裳，顶皇上的亲信钱宁牟盐利之求于前，辩前御史王相冤狱于后。待玩主皇帝朱厚照从宣府胡闹归来，朱裳径请皇上下“罪己诏”，新庶政，以结人心。结果皇帝老倌不听。另一位御史陈察，因为武宗将亲征朱宸濠叛乱，请无行，而亟下“罪己诏”，竟招来“夺俸一年”的处罚——十二个月的工算是白打了。
所谓“罪己”诏书，真正出自皇帝之手称为“诏记”的其实极少，大多为有关阁臣代笔，以玺为信。唐德宗那篇有名的《大赦罪己诏》，是政论大手笔陆贽的杰作；宋徽宗痛骂自己的文字，则出宇文虚中之手。
“罪己诏”毕竟不同于一般诏书，草好了，皇帝赏你；出事了，唯你是问。因为起草“罪己诏”而受益的，明代有许彬。正统末，许彬累迁太常少卿，兼翰林待诏，提督四夷馆。太上皇明英宗结束俘虏生涯即将返还，遣彬至宣府奉迎。被敌方从俘虏营放出来，毕竟不光彩，老官也得找个台阶下，于是太上皇命许彬书“罪己诏”及谕群臣敕，遣祭土木阵亡官军，由此受到太上皇的赏识。英宗复辟后，更是委以重任。
因代笔“罪己诏”惹来祸患的，张钧算一个。皇统九年（1149），雷电震坏寝殿，有火入上寝，金熙宗命翰林学士张钧代拟“罪己诏”，其中有历代帝皇在“罪己诏”中常用的套话“顾兹寡昧，眇予小子”。金熙宗听信大臣谗言：“此汉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他立即将张钧残酷处死。
五
帝王的“罪己诏”，折射着我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的某些特点。国家危难,帝王“罪己”,借此消除民怨。“罪己诏”诚然有欺骗性的一面，但确也包含着帝王对自身过错的反省，其中不乏真诚的忏悔。
《左传》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里揭示的不仅仅是古代帝王的个人行为,而是一条政权兴亡的规律：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人皆可为禹、汤；反之，自以为全知全能，一贯正确，拒谏饰非，闻过则怒，到头来只能像桀、纣身败名裂。
“君子以恐惧修省。”自省，本是修身的重要守则和方法，即使别人的批评，也要通过“自我批评”才能起作用。所以，古人倡导“吾日三省吾身”。这还是对一般士子而言。像最高执政，号称“日理万机”，所理事越多，出错的概率就越大，缘此，彼辈每日来个六省、十二省亦不为过，万不可把自己视为终极真理的拥趸者或最高真理的化身，老是自我感觉良好。倒是需要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惕励和清醒。
当然，对大权在握的人来说，仅靠个人修养和道德自省那是远远不够的。权力本身就是自信的发酵剂、自大的膨胀剂，最高权力则更甚，在缺乏现代民主习染的东方专制国家尤然。为此，就要运用刚性的法制来严格规范权力运作的全过程，使其不因个人好恶而离规，也不因个人考虑不周而失范。现代政治权力运作规程断然否认了所谓“天生圣人”；它倒是预先设定，任何一个手操国柄的最高统治者，处理政务随时都有发昏出错的可能，其人性中的“恶之花”在权力的沃土中随时都可能疯长怒放，所以就要设置种种严密的制度来加以约束限制，正如现任美国总统布什所言，把掌权者驯服“关在笼子里”。这样做了，掌权者只能小心翼翼，循规蹈矩，反倒大大减少了犯事后“关进笼子里”，再任他哭天扯泪、“斗私批资”、说些“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放松了思想改造，致使党性淡薄，私欲膨胀”的官话套话。如是“罪己”，纵然字字带泪句句锥心，也于事无补，于国于民无益，一切皆成“已然”。而民主政治运行的要义，恰恰是要将“罪己”前移至“未然”，不让一个人因为发昏胡闹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伤害。集体（譬如议会）也可能出错，但那是属于“认识水平”问题，而非权力失范；一经发现，即不难纠正，而不会像集权体制内，出错了，权势者再找出十条错误的理由为一个错误辩解，更不会也压根不敢气昂昂甩出一句“就这么的了！”砸向社会。
要而言之，执掌重权的人要随时准备“罪己”，这不仅仅是道德修养的问题，更为规范权力运作不可或缺；是凭良心发现事后“罪己”，还是靠制度强令其事前“罪己”（准确说是防“罪”），则是集权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分野。现代民主政治运作中，政府行为出了事，最高当权者想不“罪己”都不行，法律没有赋予这项豁免权，议会通不过，人民不答应：我们掏钱雇你来服务，服务不好，你不检讨谁检讨？态度不好，请阁下走人，我们另选听话的来干，仆人多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