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杀死了一个急性白血病的孩子

我采访过一个患急性白血病的男孩子，这么久了，我一直认为是我杀死了他。

他刚刚升入高三，马上就要参加高考。小时候，他母亲带着他改嫁，如今他生病了，他的继父要把房子卖了给他治病，但是钱还是不够。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生了什么病，他的妈妈一直对他说，医生说就是有点儿发炎，要慢慢调养。他还对他妈妈说，那你得把我书带过来，我还要看书准备考试呢。他转头对我说，他早就想好了去甚么大学，去看过好几次，等病好了考试过了就能去哪里上学了。

病房外，他妈妈对着我们泪流满面：医生告诉他们，这孩子治愈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家里实在没钱做手术，孩子的继父已经在联系人买自己家的房子，拿着钱给孩子治病。但是时间每拖一天，治愈的希望就少一天。求助媒体，已经是他们能想到的最后一个办法。

我当时还是个实习小记者，我几乎是一直带着眼泪写完稿子的，可是被主任枪毙了，说我写的太平淡，要改。改了，交上去，还是不行，继续改，终于主任满意了，但是还是发不了。前前后后几乎一个月。我中途也去看过他们，眼见着那孩子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

现在报纸看起来版面很多，但是广告更多，留给记者的空间很小，如果娱乐界发生个甚么事情，社会新闻的记者更是可怜。就在有限的社会新闻的版面里，还有等级之分，首席记者>正式记者>实习记者。也就是说，版面是优先安排给首席记者或者正式记者的，只要他们有稿子，就一定会登他们的，不管实习记者写的有多好，特别是实习记者自己写的。

终于，过年前一个时间，我的稿子发了，埋没在铺天盖地的广告和中年妇女吵架的新闻中，照片上的孩子，躺在病床上，或许他已经察觉到了甚么，我从照片上，看见了他的茫然和绝望。后来有个记者悄悄告诉我，排版的时候，本来要把这个照片作为头版图片的，但是临时找不到拍照片的记者，就放中间了。

我脸上不动声色，心底却透凉：对于报社来说，这只是一个稿子，只看你有没有新闻价值，有新闻价值了，又仅仅因为一个偶然的时间，上不了头版。但对于这孩子这个家庭来说，却是他们最后一个救命稻草。一旦上了头版，市民关注他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或许能救他的命。这就是媒体和读者之间巨大的反差，而我站在这反差中间，可能是我做的不好，我写的不好，我没有一开始就写的让主任满意，反而还给了这孩子一家一些缥缈的希望，最后却是更深的失望。

当过年之后，我再联系这家人的时候，他的妈妈很平静的告诉我，稿子她已经看见了，但是，孩子还是走了，她还是很谢谢我。听着她的话，我惭愧的无地自容，为我自己，也为媒体本身。的确，媒体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充当救助员的责任，但是在目前的情况，在百姓出了问题没有办法找相关部门解决的情况下，在媒体通过一系列所谓的贴近生活的救助性的报道之后，媒体开始上演了一出“当了鸡，还要立牌坊”的戏。在普通百姓中摆出贴心人救世主的神情，转过身去就和商家索要高额的广告费或者关系。

既然如此，我情愿呆在商业公司里面，起码在那里，做交易、拉关系，都是赤裸裸的，而不像媒体，偏偏还要摆出一副清高的姿态、

我的自责无法释怀，我觉得，这个孩子的死，我是要负责任的。我离开了报社，因为不想再做这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