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适逢“邓小平去世10周年”，或“邓小平‘南巡’”15周年”，按理，这两大标题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构成中共当局“隆重纪念”的理由。毕竟，邓小平曾经被中共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然而，中共方面，似乎并无多大动静，相关纪念活动，规格小，调子低，应付似的，显得可有可无。
仍然为邓小平唱颂歌的一方，调子往往是：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经济繁荣；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还不够，还要称之为“改革之父”。说穿了，这些颂歌，折射的，都是阿谀者的奴性人格。有些文盲个体户的说法，把这种奴性人格，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没有邓小平，俺哪开得上摩托？没有邓小平，俺哪娶得上媳妇？
有人说“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其实，邓小平改变的，只是毛泽东的党内路线。毛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镇压民众，迫害异己，连邓小平本人，都一度沦为受害者。一当邓大权在握，改变毛的极端路线，就毫不令人感到意外。尤其平反被毛打倒的党内高级干部，为邓徒增党内声望，收揽党内人心，何乐而不为？
这种手法，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前朝皇帝株杀大臣，后朝皇帝平反昭雪，一杀一抚，王室自然安稳。比如南宋时期，宋高宗枉杀岳飞，宋孝宗平反岳飞。宋孝宗为岳飞昭雪之日，宋高宗还在世，并且是“太上皇”，可见父子俩人的默契。
回到现代，毛邓二人，犹如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前者把坏事做绝，后者把好话说尽；一个制造极端，一个扭转极端，人心自然不难收拾。在政治上，邓小平与毛泽东，实则一脉相承。比如当年的“反右”运动，由毛泽东策划、邓小平主持，所以，当需要为“右派”“摘帽子”的时候，邓小平就只准“改正”，不准“平反”，声称“反右”的“大方向没有错”。
毛泽东之罪恶，远远超过斯大林。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为日后苏联民主巨变埋下伏笔；邓小平却包庇毛泽东，为更多的镇压和屠杀预留了空间。果然，邓小平主导的中国“六四”大屠杀，与戈尔巴乔夫引领的苏联民主演变，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形成倒退与进步、黑暗与光明的强烈对照。一出“六四”屠城，就足以抹煞邓小平的一生。邓临死，就只能吩咐，连骨灰都不留了，更莫提上八宝山。
至于经济建设，以轻视甚至破坏态度相对待的，古今中外统治者中，毕竟只有毛泽东一人。即便在中共党内，力主经济建设者，也早就大有人在，彭德怀、周恩来、林彪、刘少奇等，都属此列。其中，任何一个人，如能有机会在毛死后主政，都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绝非邓小平一人而已。
但在经济建设中，邓小平的人治陋习和独裁思维，却给中国社会留下无穷隐患。比如，邓自称“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临时拍脑袋”的典型人治手法，导致“一哄而上”，让中国社会白白错过本应由制度改革做起的有序过渡；又比如，邓要求“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在没有解决权力监督的前提下，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富起来的，自然就是中共权贵及其亲属，迄今，中国亿万富豪中，90%以上为高干子弟，就是明证。贫富分化，贫富悬殊，贫富仇恨，都是邓小平那一句话惹的祸。有的贪官入狱后，甚至用“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邓语录，对抗审讯，是滑稽还是讽刺？令人啼笑皆非。
人治与独裁为伴。这一点，连外国人都看明白了。一位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说穿了，邓小平挽救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共。甚至连中共都不是，而是中共机体顶端的“小圈子”。当中共得以暂时挽救和苟延之际，中国民众却濒于危殆。当中共崛起为经济和军事暴发户、而扬威国际之日，中国民众却承受起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的“新三座大山”（又何止“三座大山”！）。
每逢毛泽东诞辰或死亡忌日，中共方面都极尽淡化，年甚一年，规格远不如孙中山。如今，邓小平又成为另一个需要淡化的人物，纪念规格还不如胡耀邦。这多少应验了一句古话：“公道自在人心”。而可以断言的是，有朝一日，江泽民死亡，有没有纪念，抑或，是纪念还是鞭笞，都很难说。由此等现象观之，中共执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连中共自己，都没有信心。
还有一句古话：“知耻者近乎勇”。但愿当今中共高层，知耻而改，知耻而为。勿再重蹈毛邓江等人的暗淡结局。据说，两年多前，胡锦涛前往邓小平故居时，婉拒了种树纪念。而形成对照的是，九名政治局常委中，其他八人都先后在邓故居雕像前种树纪念。胡锦涛的“特立独行”，莫非另有乾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