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孙文广教授(中)与高智晟律师(左)、杨宽兴(右)等在山东临沂声援陈光诚
今年是中共反右运动50周年。当年这场运动的受害者近日纷纷联名或单独上书，要求中共为当年所谓的“右派”彻底平反，并对受害者赔偿物质和精神损失。
有些签名上书者被当地党委或公安找去训话，但都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说，“每个个案都在说明一点，老人们觉醒了。经过多少年的锤炼，一旦觉醒，没有恐惧，老一代知识分子也希望为中国和后代子孙尽一点余晖。”
1957年6月，中共使用“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等手段，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并保证“言者无罪”，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方针，结果将55万名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并株连家属。中共当局至今未对这场震惊中外的反右运动进行彻底平反，只在1979年作了个案改正的低调处理，且维持“反右还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结论。
史若平：很多老人上书索赔
原山东大学校报和出版社编辑、81岁高龄的史若平去年就曾发起签名活动，要求中共当局平反右派大冤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这次签名活动影响较为广泛，至今已有1500多人签名支持。
史若平1月31日晚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最近很多曾被打成右派的老人们向中央上书，要求赔偿损失，全国各地都有，也有很多人给我来信来电，支持索赔的行动。
他表示，“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官方公布的数字是55万，实际上至少有上百万，镇压规模相当大，迫害手段极其残酷，持续时间长达22年，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发展。但是，中共至今未对这么一场浩劫承认过错误，他们还是坚持说，‘反右是必要的，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而已’。这非常荒谬，轻描淡写的“扩大化”三个字是无法抹掉这血泪斑斑的历史的。因此我们要求当局赔偿。”
史若平已著书《寒冷的夏天》，收录了很多57年被打成右派的著名的知识分子写的文章，但因当局阻挠，一直未能正式出版。他准备自费印刷后散发。
史若平：希望借此唤醒更多的人
史若平表示，自去年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等上书后，至今未收到任何答覆。
“中共很难接受索赔的要求，因为这涉及到它们的根本体制问题。这场灾难主要是中共专制主义独裁制度造成的。”
他说，“虽然我们也不幻想他们真的能给予赔偿，但还是要作这项努力，因为我们感到一种责任感，希望借此还原历史真相，唤醒更多的人。”
孙文广：清算历史浩劫的制度根源
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当局不但不承认反右运动的错误，给蒙冤受难的右派彻底平反，而且企图把它从历史上“蒸发”，这是大家都不能接受的，这么一场巨难不能就这么过去。
“索赔的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在道义上谴责当权者，还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以清白和公道。另一方面，也展现一段真实的历史，鼓励更多的中国民众在各个方面争取自己的权利，不断推动中国自由化、民主化的进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他说，“签名的人都是70、80岁的老人，这些人要求索赔，都不是从个人得失来考虑，而是为了要追求真理和道义，也让年轻一代知道57年的知识分子争取自由民主的遭遇，同时也为了清算历史浩劫的制度根源，为后代子孙的幸福生活创造一个基础。”
邵正祥：将历史事实昭示天下
云南昆明78岁的邵正祥曾任中国电力工业部北京水电设计院测量队长、昆明水电设计院测量队长，1957年6月20日他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了被删改过的文章，仗义执言为储安平辩护，因而被打成右派，被投入劳教并监禁了21年。
邵正祥对大纪元表示，反右运动迄今50年，60岁以下的人，对那场灾难已茫然不知，但对我们仍是一场噩梦。风华正茂的青年，完全葬送了一生中最宝贵的黄金时期。受害者中，近30-40%的人，怀着彻底落实政策的期盼，在贫病中含恨离开了人世，目前幸存的已气息奄奄，朝不保夕……
他说，“我们相信这个巨大的冤案决不会被人为拖延、淡化、冷却而使之自行消亡，我们要将历史事实昭示天下。”
孙文广：反右是红色恐怖运动
孙文广说，反右运动是中共建政后对知识分子最大的一次打击，是制造恐惧的一次红色恐怖运动。当时被打击的都是有思想、有气节的、敢于提批评意见、崇尚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之后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不讲话了，这也为后来的大跃进等灾难埋下祸根。
孙文广曾见证了一些著名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的悲惨遭遇。其中包括原山东大学副校长、一级教授、著名文学家陆侃如，他因提出“大学要办好，需要废除党委领导制”而被当局打成右派。
孙文广的老师、物理系一级教授束星北是当时全国拔尖的物理教授，曾在美国和德国都做过研究。他曾写过一首诗讽刺共产党的诗：“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谁要山下走，不准把头抬”，因此被打成右派遭到迫害。
孙文广：一旦觉醒，没有恐惧
据孙文广介绍，由于中央下令，几乎所有签名的人都被当地党委找去训话，但每一个人都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坚持签名是正确的。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找孙文广谈话时称，“有话在国内讲，怎么到外面去签名呢？”孙文广对他说，我也非常想在国内讲，但没有渠道啊……
史若平透露，这次的签名活动震惊了中央，中央下令，各地都通过党组织找大家谈话。他们问我，“为什么要搞签名？为什么要在海外平台弄？”我回答说，为了表示不是我个人的意见。
邵正祥签名后，昆明市公安局的三个领导通过他们单位的党委办公室主任、退休办的负责人找他问话。邵正祥将他所有的文章和签名都带去，与警察理论。
孙文广说，“每个个案都在说明一点，老人们觉醒了。经过多少年的锤炼，一旦觉醒，没有恐惧，老一代知识分子也希望为中国和后代子孙尽一点余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