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家帮。(网络图片)
|
在中国,刚结束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除了讨论国有银行改革、加大金融对外开放、农村金融发展等六项议题外,同时传出了一项重要的消息:据称,没有出席会议的常务副总理黄菊,已将分管全国金融工作的权力,交给总理温家宝。黄菊若然真的突然交出权力,形同自断双臂,实在耐人寻味,除非因为政治原因或已经失势,否则最高决策层成员,绝少突然交出权力。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中央决定,黄菊“健康持续出现问题,已不能再勉强,正式停止工作,并交出金融领域的最高领导大权”,由温家宝直接主持金融工作,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从旁协助。报道又说,中央最高层之前已经决定,中央一般性会议,黄菊可以不出席;黄菊分管的事务,如身体许可,要出席或作出决定。他今次并没出席他分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显示他的身体或许己经“不许可”他出席。
据称,黄菊患的是胰脏癌,病情反覆,去年一月十六日开始从公众视线消失,连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也缺席,直至六月初才再度公开露面,与其他政治局常委一起出席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联合大会的开幕式。之后时隐时现,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则是两个月前的十一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接见到访的澳洲银行董事会新主席古德,而今年一月五日召开的中央企业领导人会议,黄菊也作出批示,显示他当时仍然是分管国企及金融工作的最高领导人。难道两个星期之间,黄菊的病情急转直下至这么不堪的地步,非要大权旁落不可?
在中共政治文化中,权力转移是非常敏感的事,在正常情况下,很少出现中途被迫交权的情况,而健康问题,更绝少会令一个政治局常委交出权力的原因。最高领导层的成员,即使还有一口气,也会保住职权,为自己的派别保住一点血脉,即使因为健康出现问题而被出权力,也只会交给自己属意的人选。周恩来病重、毛泽东病重期间,仍然死活不放权、不退位,以身边人传话的方式遥控全国事务;从第十一届开始,每届都有政治局委员在任上去世,包括十一届的苏振华、十二届的廖承志、十三届的胡耀邦、十四届谭绍文、十五届谢非,他们病重时仍是有职有权的政治局委员(政治上早已失势的胡耀邦除外)。
因此,在中共历史上,被夺权、架空的政治局常委,大多是政治上犯了错误,又或已经失势,被对手乘虚而入。一九九三年,李鹏对邓小平的南巡“旨意”阳奉阴违,称病不视事,惹怒“老邓”,于是他掌管全国经济的大权被迫交给朱镕基;一九九九年,声望如日方中的朱镕基访问美国,原以为十拿九稳的“中国入世协议”,却因克林顿变卦,要空手返国,在党内受到批评,谁知祸不单行,刚返抵国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就遭美军战机炸毁,朱镕基又被指媚美而受到抨击,江泽民乘机夺走他金融及国企的最高领导权。
由此观之,黄菊手中的金融工作领导权被夺,与他的健康是否恶化无关,很可能是因为他犯了政治错误,又或已经失势所致。那么,过去两个星期,中共内部发生了什么与黄菊有关的大事,令人联想到他犯了错误或失势呢?
一月八日,也就是黄菊以分管金融及国企的最高领导人身份,作出批示后的第三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七次全体会议,会上通报了陈良宇案调查进度,指陈的违法违纪问题,远比去年九月公布的严重。近几日,周正毅再度落网,并有五十多名涉及陈良宇案的上海官员因涉案而被罢免。黄菊突然被削权,是否因为涉及陈良宇的证据已然确凿,以交出权力来交换免被进一步究责呢?
此外,中国国内的《财经》杂志近日揭露了一宗举国震惊的国有资产流失案,超大型国企、资产总值超过七百三十八亿元的山东鲁能集团,被人以转制之名,在连串非常复杂的股权交易后,落入北京两家私人企业手上,代价只是三十七亿元,而这笔惊天交易的背后,涉及两名太子党。类似的国有资产流失,保守估计每年多达一千亿元;自二OO二年起,涉及银行的亿元贪污大案,仅被揭发的,每年都有十多宗,且愈来愈严重。这些领域的问题,黄菊作为最高负责人,绝对是责无旁贷!
当然,如果黄菊底气足、有足够的实力,即使要负上政治责任,也未必需要交出权力。现在胡、温能够“乘病而入”,显示他的后台“老板”江泽民,已经无力保他了,甚至要弃车保帅了!看来,黄菊真的成为明日黄花了,而江派离崩溃之日相信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