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1-11 05:23:09作者：晓枫
俗话说“吹牛皮不犯罪”。在毛时代“吹牛皮”不但犯罪，有时还犯死罪。五十年前发生在茜子家的四川文坛“裴多芬俱乐部”就是“吹牛皮”吹出来的，结果在场的几位记者、作家、编辑、诗人，均未幸免。
一九五六年是个暖冬，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針”（即百花斉放，百家争鳴），使得沉闷多年的文艺界活跃起来，政治气候显得越来越宽松。在這“活跃”与“宽松”的气氛里，人们开始对历次政治运动有过的积怨不但可以发洩，还可以在适当场合予以表露。在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副部长李亚群先生亲自主持，省文联联续几次召开了“如何繁荣我省文学艺术創作”的座谈会，予会者发言的集中在“反对教条主义”上。认为解放的文学作品几乎是“公式化和概念化的东西，千篇一律没有个性没有新意，全是政治的宣传品，近似政策的图解”，根子在于“党管得过多过紧，違背了文学是人学這个根本规律，过多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紧箍咒”。大家一致主张“打破框框”，走出“条条欵欵”，让作家艺术家“自由自在創作”，不再作“政治的仆从”，“宣传的工具”。仅管這些言论极其溫和，可是当权者也难以接受，认为超出了“双百”范畴，一些御用文人立即反击，使座谈会不欢而散。
伺亱我去茜子（又名陈谦下同《草地》文学月刋编辑）家作客，上楼未进门就听得茜子莽声莽气地在說：“现在文艺界风气很不正，不论写什么先得讲党性、讲主题，再不就是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把艺术变成没盐没味的说教东西，妈的，連囯民党时代都不如，哪里还有点创作自由啊”在场的邱原（四川文联創作辅导部专业作家）接过话头道：“文学艺术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始于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活》，如果不打破這个框框，中国永远不会有創作自由和真正的文学作品。文学根本没有党性不党性的问题，文学是人学，它只有人性。党性强化教条，人性润育艺朮。《三国》《水浒》《红楼梦》是靠党性写出来的吗？是‘讲话’能解释得清楚的吗？再有，文联和作协本应是作家艺术家的群团组织，不是上下级关係，更不是埋葬思想自由的地方。而现在的作协、文联，是共产党的衙门，是整人和强制人改造思想的地方。思想不能改造的，是越改造越坏。思想是人类与生据来的东西，就像天赋人权一样。”我推门而入找个板凳自个坐下，彼此是老熟人老朋友，大家用不着回廻，继续侃侃而谈。茜子突然想起什从转头问我道：“晓枫，听说肃反你也被审查过是么？我就想不通，我和邱原被审查是骄傲自满，爱发牢骚，你可是工人啊！”我笑笑道：“可能是受方刚老师的牵連吧？”茜子说：“方刚可是个好人，根本与胡风没有关係，一个老实人，就這样活活被他们整死了，丢下个六岁女儿好惨啊！”
方刚是创作辅导部专业作家，是我步入文坛的引路人，１９５５年“机关肃反”疑为胡风集团分子，在“审查批斗”中服毒自杀，故牵涉到我，使我不明不白被机关禁闭三月。一提起“肃反”邱原便火冒三丈拉大声音说：“共产党做事从不讲法，连宪法也没用，毫无根据地怀疑人。一当你被怀疑，不须任何证据就可以关押你，批斗你，而且还不许你申辯，简直比法西斯还法西斯。我与茜子被搞了半年，流沙河还看管过我们。现在他觉悟了，向我们认了错，所以又才和好。”据我知茜子、邱原、流沙河，三人均是四川大学同学，先后参軍，后被识才的西戎发现，调入川西区軍管会文艺处，后转入省文联，用四川话叫“毛根朋友”，可是在“肃反”政治斗争中，互为仇敌。现虽和好灵魂上却留下拭不去的伤痛。
“说人人到，说神神到”，流沙河同遥攀（《草地》文学月刋编輯）笑嘻嘻进来了。“好热闹，真是客走旺家门啊！”遥攀穿着一身土里土气近似农民的衣服，不停地吸着手里香烟，一坐下冲着大家说：“正好，我准备筹办一本同仁刋物，名称叫《笑》想用笑来鞭挞社会上的丑恶，揭示生活中的黑黯。在位诸位都是发起人和撰稿人，不过暂没有稿费。”流沙河不轻易表露观点，对什么事都要权衡一翻利弊得失，他不冷不热淡淡地一笑道：“我估计省委宣传部不会批准。”茜子陡然站起身关上门窗，火冲冲地道：“管他批不批，办起来再说。沙河，我们在川大读书时，学校里那么多油印刋物要谁批过？共产党不是讲民主自由吗，今天我们民主一下，大不了再来个‘肃反’关老子三月半載！”邱原笑笑说：“亊情没那么容易了，胡风问题就已经搞錯，抓了那么多人，现在放不是关不是，听说有点难办。胡风有什么罪？不就是向中宣部公开写了一封三十万言的上书，‘我对文艺創作问题的意见’。既然是公开意见，又怎能说别人是反革命的黑纲领？毛主席不讲理，共产党也不讲理？”遥攀审慎地挿上一句：“听说，公布胡风那三批材料上的编者按，都是毛主席亲自写的，我看這个案翻不了。”
屋里突然一遍沉默，大家心里像压了块石头，重重的沉沉的，不知如何回荅？稍停片刻，邱原十分认真和有信心地说：“不管哪个写的，亊实就是事实，真理就是真理，我敢肯定，四十年后胡风反革命一案定会翻过来。這是新中国的一个寃案，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寃案！是无产阶级专政体制造成的寃案，也是毛主席帝王作风所致。他老人家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茜子不仅附和邱原的观点，还作了新的补充：“对，毛主席就是个帝王，他自己写的《沁园春》就表白得十分清楚。什么‘一代天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朝，独断专横，指鹿为马，说高铙是反党集团就是反党集团，说胡风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遥攀扔去手中烟头说：“我认为党报上刊登的那些光明面全是假的，阴暗面才是今天社会的真实。领导无论作什么报告总是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的关係’。1955年肃反整錯了那么多好人，成绩还是主要的。共产党最大毛病是錯了不认错，耍霸道。因为他们手中有党权、军权、文权，还有警察、监獄，誰敢说个不字？所以今天的作家、记者、编辑，全都是傀儡，全都是工具。”
我静静地听着他们一針见血的对话，感到又新鲜又惊奇。新鲜，从来没有听说过；惊奇，似乎有点过头。当时我对毛泽东还很迷信，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全是下面执行政策人发生的偏差所致，“经是好的，只是念经的和尚念歪了”。我虽不完全赞同，却又不好出面阻止，听得邱原继续说： “听说共产党明年要开展整风运动，主要整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我认为官僚主义产生于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本身，教条主义来源于以俄为师的马列，宗派主义是党内利益的共同表现，都不是作风问题，是权力结构的不合理，比如领袖的终身制度，从地方到中央的一无化领导。终身制的领袖必然造成个人崇拜，一元化的领导必然专横。西方囯家为什么没有个人崇拜？因为总统不但是民选，还有任期，除此还有议会监督。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党专政的领袖终身制，自然会造成许许多多悲剧，匈牙利的悲剧就是个例子。那些上街的人，都是受历次政治运动迫害的人。我们解放后不断搞政治运动，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风，仅反胡风一案全囯就有几百万人挨斗争、受审查，谁心里不是一肚皮气？布达佩斯的知识分子上裴多芬俱乐部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在拉科西统治下的知识界一片荒凉，又不准自由讨论任何问题，逼得他们去那里，因为只有那里还有一小块民主自由。”
在一侧旁听的茜子老婆陈秉先不知道這些天下大亊，便仰面好奇地问他老公：“什么是裴多芬俱乐部？”茜子毫不思量脱口而出道：“我们家就是裴多芬俱乐部，如果中国也发生匈牙利亊件，我第一个举着旗子上街！”他的话有点语惊四座，大家愣住了。流沙河即忙岔开话题问我：“晓枫，听说你写了《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兩个续篇？”我点头承认。遥攀道：“我建议你把“肃反”如何整人的事情也写进去，這会更有代表性。写好后立即给我，争取发在第三期《草地》月刋上刊出。”我道：“别急，润润色再说。”流沙河虽然年岺小于茜子、邱原，在言谈举止上不那么冲动，此时他极为平静地说：“晓枫，你说得对，一篇好文章总是千改万改，我到同意文艺不过问政治的观点，一个作家写什么党不要去多管，文学就是文学，政治就是政治，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我认为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是我们国家当前最根本的问题。巴金、茅盾，解放前写了那么多好作品，现在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如果共产党再继续管文艺，领导文艺，到时中国只有口号，书架上没有作家的书了。”丘原喜形于色立刻表态道：“我同意沙河观点，文人应该自己管自已，全国作协、四川作协的领导，应实行民主选举，把党棍、打手赶出文坛。”
烟浓浓，雾蒙蒙，小楼春风祸重重。中国不少民谣深含哲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想不到這一亱的瞎侃，经一个“觉悟者”的告发，竟成为茜子为首组织“裴多芬俱乐反革命”的鉄证，先后两次判处徒刑二十年，致使邱原于１９６９年惨死在成都市大监的监獄，使我被“开除公职，强制劳教”引发二十三年的牢獄岁月，遥攀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后死于“文革”，只流沙河先生一人留在机关继续“革命”。看一看茜子１９８０年的两张“平反”判决书：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80）刑申字第165号
陈谦。原名黄狮威，男，四十九岁，四川省内江市人。原任四川省文联《草地》编辑部编辑。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成都市西城区第二人民法庭1957年度法庭刑二字第011号刑事判决书以反革命罪判处陈 谦徒刑五年。宣判后本人不服。提出上诉，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经本院1958年度刑上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心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现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陈 谦参加文艺界反革命集团，组织“裴多菲俱乐部”。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行不能成立。据此，本院依法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西城区第二人民法庭1957年度法庭刑二字第011号刑事判决书和本院1958年度刑上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
二、对陈 谦宣告无罪。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章）
一九八0年六月十四日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80）刑申字第055号
陈谦，原名黄狮威，男，四十九岁，四川省内江市人，家住本市西安路一巷十号，原系四川省磨床厂就业人员，现在阿坝监狱劳改。
刘汉鼎，男，三十六岁，陕西省汉中市人，家住本市西安路一巷八号，原系成都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临时工，现在芙蓉煤矿就业。
缪文裕，男，三十六岁，四川省灌县人，家住本市小南街一百七十五号，原系成都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临时工，现已刑满释放。
一九七二年二月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金牛区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成都市金牛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以（72）成金人保刑字第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邱漾（已自杀死亡）、陈谦等人犯叛国投敌罪，分别判处首犯陈谦徒刑十五年；刘汉鼎、缪文裕各徒刑八年，此外还认定张天秀、陈秉先、白翼、张雯、缪文华、肖维刚等人参与犯罪活动，但因罪行轻微，分别予以训斥和批评教育。判处后，陈谦、刘汉鼎、缪文裕等人不服，曾先后提出申诉。
现经我院复查审理，原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属不当。据此，本院依法判决如下。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金牛区公安机关军事管管制小组，成都市金牛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72）成金人保刑字第4号刑事判决书；
二、对陈 谦、邱 漾、刘汉鼎、缪文裕及张天秀、陈秉先、白、翼、张 雯、缪文华、肖维刚宣告无罪。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章）
一九八0年六月五日
挚友茜子于２００６年５月病逝于成都，留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长诗集、诗集、戏剧集，等逾二百万字，大型组诗《大地篇》之《风》，蜚声海外华人诗坛。现借用几句作为本文结尾：“挺直你的脊骨万扬，请迊住我的无形，我是一脉透明的波，我无声，我是一支亘古的歌，我无重量，我就是我，冥冥中，一缕浩然逰荡的魂魄……”
一九五六年是个暖冬，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針”（即百花斉放，百家争鳴），使得沉闷多年的文艺界活跃起来，政治气候显得越来越宽松。在這“活跃”与“宽松”的气氛里，人们开始对历次政治运动有过的积怨不但可以发洩，还可以在适当场合予以表露。在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副部长李亚群先生亲自主持，省文联联续几次召开了“如何繁荣我省文学艺术創作”的座谈会，予会者发言的集中在“反对教条主义”上。认为解放的文学作品几乎是“公式化和概念化的东西，千篇一律没有个性没有新意，全是政治的宣传品，近似政策的图解”，根子在于“党管得过多过紧，違背了文学是人学這个根本规律，过多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紧箍咒”。大家一致主张“打破框框”，走出“条条欵欵”，让作家艺术家“自由自在創作”，不再作“政治的仆从”，“宣传的工具”。仅管這些言论极其溫和，可是当权者也难以接受，认为超出了“双百”范畴，一些御用文人立即反击，使座谈会不欢而散。
伺亱我去茜子（又名陈谦下同《草地》文学月刋编辑）家作客，上楼未进门就听得茜子莽声莽气地在說：“现在文艺界风气很不正，不论写什么先得讲党性、讲主题，再不就是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把艺术变成没盐没味的说教东西，妈的，連囯民党时代都不如，哪里还有点创作自由啊”在场的邱原（四川文联創作辅导部专业作家）接过话头道：“文学艺术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始于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活》，如果不打破這个框框，中国永远不会有創作自由和真正的文学作品。文学根本没有党性不党性的问题，文学是人学，它只有人性。党性强化教条，人性润育艺朮。《三国》《水浒》《红楼梦》是靠党性写出来的吗？是‘讲话’能解释得清楚的吗？再有，文联和作协本应是作家艺术家的群团组织，不是上下级关係，更不是埋葬思想自由的地方。而现在的作协、文联，是共产党的衙门，是整人和强制人改造思想的地方。思想不能改造的，是越改造越坏。思想是人类与生据来的东西，就像天赋人权一样。”我推门而入找个板凳自个坐下，彼此是老熟人老朋友，大家用不着回廻，继续侃侃而谈。茜子突然想起什从转头问我道：“晓枫，听说肃反你也被审查过是么？我就想不通，我和邱原被审查是骄傲自满，爱发牢骚，你可是工人啊！”我笑笑道：“可能是受方刚老师的牵連吧？”茜子说：“方刚可是个好人，根本与胡风没有关係，一个老实人，就這样活活被他们整死了，丢下个六岁女儿好惨啊！”
方刚是创作辅导部专业作家，是我步入文坛的引路人，１９５５年“机关肃反”疑为胡风集团分子，在“审查批斗”中服毒自杀，故牵涉到我，使我不明不白被机关禁闭三月。一提起“肃反”邱原便火冒三丈拉大声音说：“共产党做事从不讲法，连宪法也没用，毫无根据地怀疑人。一当你被怀疑，不须任何证据就可以关押你，批斗你，而且还不许你申辯，简直比法西斯还法西斯。我与茜子被搞了半年，流沙河还看管过我们。现在他觉悟了，向我们认了错，所以又才和好。”据我知茜子、邱原、流沙河，三人均是四川大学同学，先后参軍，后被识才的西戎发现，调入川西区軍管会文艺处，后转入省文联，用四川话叫“毛根朋友”，可是在“肃反”政治斗争中，互为仇敌。现虽和好灵魂上却留下拭不去的伤痛。
“说人人到，说神神到”，流沙河同遥攀（《草地》文学月刋编輯）笑嘻嘻进来了。“好热闹，真是客走旺家门啊！”遥攀穿着一身土里土气近似农民的衣服，不停地吸着手里香烟，一坐下冲着大家说：“正好，我准备筹办一本同仁刋物，名称叫《笑》想用笑来鞭挞社会上的丑恶，揭示生活中的黑黯。在位诸位都是发起人和撰稿人，不过暂没有稿费。”流沙河不轻易表露观点，对什么事都要权衡一翻利弊得失，他不冷不热淡淡地一笑道：“我估计省委宣传部不会批准。”茜子陡然站起身关上门窗，火冲冲地道：“管他批不批，办起来再说。沙河，我们在川大读书时，学校里那么多油印刋物要谁批过？共产党不是讲民主自由吗，今天我们民主一下，大不了再来个‘肃反’关老子三月半載！”邱原笑笑说：“亊情没那么容易了，胡风问题就已经搞錯，抓了那么多人，现在放不是关不是，听说有点难办。胡风有什么罪？不就是向中宣部公开写了一封三十万言的上书，‘我对文艺創作问题的意见’。既然是公开意见，又怎能说别人是反革命的黑纲领？毛主席不讲理，共产党也不讲理？”遥攀审慎地挿上一句：“听说，公布胡风那三批材料上的编者按，都是毛主席亲自写的，我看這个案翻不了。”
屋里突然一遍沉默，大家心里像压了块石头，重重的沉沉的，不知如何回荅？稍停片刻，邱原十分认真和有信心地说：“不管哪个写的，亊实就是事实，真理就是真理，我敢肯定，四十年后胡风反革命一案定会翻过来。這是新中国的一个寃案，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寃案！是无产阶级专政体制造成的寃案，也是毛主席帝王作风所致。他老人家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茜子不仅附和邱原的观点，还作了新的补充：“对，毛主席就是个帝王，他自己写的《沁园春》就表白得十分清楚。什么‘一代天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朝，独断专横，指鹿为马，说高铙是反党集团就是反党集团，说胡风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遥攀扔去手中烟头说：“我认为党报上刊登的那些光明面全是假的，阴暗面才是今天社会的真实。领导无论作什么报告总是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的关係’。1955年肃反整錯了那么多好人，成绩还是主要的。共产党最大毛病是錯了不认错，耍霸道。因为他们手中有党权、军权、文权，还有警察、监獄，誰敢说个不字？所以今天的作家、记者、编辑，全都是傀儡，全都是工具。”
我静静地听着他们一針见血的对话，感到又新鲜又惊奇。新鲜，从来没有听说过；惊奇，似乎有点过头。当时我对毛泽东还很迷信，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全是下面执行政策人发生的偏差所致，“经是好的，只是念经的和尚念歪了”。我虽不完全赞同，却又不好出面阻止，听得邱原继续说： “听说共产党明年要开展整风运动，主要整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我认为官僚主义产生于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本身，教条主义来源于以俄为师的马列，宗派主义是党内利益的共同表现，都不是作风问题，是权力结构的不合理，比如领袖的终身制度，从地方到中央的一无化领导。终身制的领袖必然造成个人崇拜，一元化的领导必然专横。西方囯家为什么没有个人崇拜？因为总统不但是民选，还有任期，除此还有议会监督。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党专政的领袖终身制，自然会造成许许多多悲剧，匈牙利的悲剧就是个例子。那些上街的人，都是受历次政治运动迫害的人。我们解放后不断搞政治运动，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风，仅反胡风一案全囯就有几百万人挨斗争、受审查，谁心里不是一肚皮气？布达佩斯的知识分子上裴多芬俱乐部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在拉科西统治下的知识界一片荒凉，又不准自由讨论任何问题，逼得他们去那里，因为只有那里还有一小块民主自由。”
在一侧旁听的茜子老婆陈秉先不知道這些天下大亊，便仰面好奇地问他老公：“什么是裴多芬俱乐部？”茜子毫不思量脱口而出道：“我们家就是裴多芬俱乐部，如果中国也发生匈牙利亊件，我第一个举着旗子上街！”他的话有点语惊四座，大家愣住了。流沙河即忙岔开话题问我：“晓枫，听说你写了《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兩个续篇？”我点头承认。遥攀道：“我建议你把“肃反”如何整人的事情也写进去，這会更有代表性。写好后立即给我，争取发在第三期《草地》月刋上刊出。”我道：“别急，润润色再说。”流沙河虽然年岺小于茜子、邱原，在言谈举止上不那么冲动，此时他极为平静地说：“晓枫，你说得对，一篇好文章总是千改万改，我到同意文艺不过问政治的观点，一个作家写什么党不要去多管，文学就是文学，政治就是政治，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我认为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是我们国家当前最根本的问题。巴金、茅盾，解放前写了那么多好作品，现在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如果共产党再继续管文艺，领导文艺，到时中国只有口号，书架上没有作家的书了。”丘原喜形于色立刻表态道：“我同意沙河观点，文人应该自己管自已，全国作协、四川作协的领导，应实行民主选举，把党棍、打手赶出文坛。”
烟浓浓，雾蒙蒙，小楼春风祸重重。中国不少民谣深含哲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想不到這一亱的瞎侃，经一个“觉悟者”的告发，竟成为茜子为首组织“裴多芬俱乐反革命”的鉄证，先后两次判处徒刑二十年，致使邱原于１９６９年惨死在成都市大监的监獄，使我被“开除公职，强制劳教”引发二十三年的牢獄岁月，遥攀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后死于“文革”，只流沙河先生一人留在机关继续“革命”。看一看茜子１９８０年的两张“平反”判决书：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80）刑申字第165号
陈谦。原名黄狮威，男，四十九岁，四川省内江市人。原任四川省文联《草地》编辑部编辑。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成都市西城区第二人民法庭1957年度法庭刑二字第011号刑事判决书以反革命罪判处陈 谦徒刑五年。宣判后本人不服。提出上诉，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经本院1958年度刑上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心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现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陈 谦参加文艺界反革命集团，组织“裴多菲俱乐部”。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行不能成立。据此，本院依法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西城区第二人民法庭1957年度法庭刑二字第011号刑事判决书和本院1958年度刑上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
二、对陈 谦宣告无罪。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章）
一九八0年六月十四日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80）刑申字第055号
陈谦，原名黄狮威，男，四十九岁，四川省内江市人，家住本市西安路一巷十号，原系四川省磨床厂就业人员，现在阿坝监狱劳改。
刘汉鼎，男，三十六岁，陕西省汉中市人，家住本市西安路一巷八号，原系成都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临时工，现在芙蓉煤矿就业。
缪文裕，男，三十六岁，四川省灌县人，家住本市小南街一百七十五号，原系成都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临时工，现已刑满释放。
一九七二年二月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金牛区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成都市金牛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以（72）成金人保刑字第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邱漾（已自杀死亡）、陈谦等人犯叛国投敌罪，分别判处首犯陈谦徒刑十五年；刘汉鼎、缪文裕各徒刑八年，此外还认定张天秀、陈秉先、白翼、张雯、缪文华、肖维刚等人参与犯罪活动，但因罪行轻微，分别予以训斥和批评教育。判处后，陈谦、刘汉鼎、缪文裕等人不服，曾先后提出申诉。
现经我院复查审理，原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属不当。据此，本院依法判决如下。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金牛区公安机关军事管管制小组，成都市金牛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72）成金人保刑字第4号刑事判决书；
二、对陈 谦、邱 漾、刘汉鼎、缪文裕及张天秀、陈秉先、白、翼、张 雯、缪文华、肖维刚宣告无罪。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章）
一九八0年六月五日
挚友茜子于２００６年５月病逝于成都，留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长诗集、诗集、戏剧集，等逾二百万字，大型组诗《大地篇》之《风》，蜚声海外华人诗坛。现借用几句作为本文结尾：“挺直你的脊骨万扬，请迊住我的无形，我是一脉透明的波，我无声，我是一支亘古的歌，我无重量，我就是我，冥冥中，一缕浩然逰荡的魂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