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4月，表叔拖着枯瘦如柴的病躯，和二百多名“老右”被解押到远离原籍的一个水泥厂，继续无终无止的劳教改造。
早上六时乘船离开他工作多年的热土时，他多么想见到妻子和孩子。他不知道此去何时能回来，更不知道此去是生是死，究竟要去哪里，去了干什么？但是他又生怕真的看到妻子前来送别。因为目前妻子还是干部，一旦组织发现没有划清界限，这个干部饭碗岂不丢了吗？矛盾的心，撕裂的心，痛苦至极的心，都只得强忍吞下。
在轮船上，他有幸遇到一个叫小李的小伙子，原是他手下，一个心直口快，很有正义感的青年。表叔立即向小李借来钢笔和纸，向妻子写了一封信，请小李面交：“你和孩子太可怜了，你要多保重，我今天忍着生离的痛苦走了，对不起你和孩子，你们不要以我为念，抚育好孩子，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倘若我死了，你要重建幸福，请毫不怀疑的相信我，我没有错，更没有罪，也许历史会证明这一点。”后来知道，表婶看到这封信，信纸被泪水透湿，最后全都吞到肚子里去了。
原来他们转移到了一个正在兴建的水泥厂。当时正是全国闹饥荒，饿尸遍野，死人不计其数，水泥厂饿死人也是时有发生。有时一天要埋掉好几个。埋人非常简单，在山上掘一个坑，不到1米深，用草席裹着掩埋即成。劳教人员都争着埋人，因为埋人可以加吃一钵饭。
当时每餐吃六两米（十六两制），相当于四两多一点点，，没有蔬菜，只有盐水汤。因为当地农民种的菜要留给自己当饭吃。所以水泥厂食堂买不到蔬菜。他们吃的饭叫“双蒸饭”，即先将大米装入钵内蒸熟，待冷却后，再加水蒸两个小时。端到手上吃时，看上去钵子里米饭数量着实可观，但吃来很象吃膨花米泡水的味道。没有大米饭香味。因为米中养分被蒸掉了，越吃越饿，饱肚时间越短。
表叔的劳动是参加一个由六十多人组成的运输队，到离厂三十多里的吴家岭煤矿运煤炭，规定每天拉两趟，每躺三百公斤，这样一个来回是二十多公里，一天两趟就是四十多公里。工具是落后而笨重的胶轮车（不是充气的轮胎车），转速缓慢，惯性阻力大，每躬身往前拉车走一步都十分吃力。管教是一个十分凶残的“章指导”，他经常用邪歪点子整治完不成拉煤任务的人，对超额完成任务的，奖饭一钵，没有完成任务的扣饭一钵，作为奖励的饭，是从没有完成任务的人扣来的。有的人为了得饭奖，故意诬告别人没有完成任务。表叔几次被举报，扣掉的饭被当作奖品，奖给了举报者。表叔不服提出申诉，姓章的不但不听，反说他不老实，抗拒改造。
过了三个月，即7月，全水泥厂近千号人约60%的人得了水肿病，只是有轻有重而已，表叔的脸肿得连眼都睁不开。有一天，他路过一家商店，想买两毛钱的白糖治治水肿病，但没有糖票（买什么都须凭票证），于是硬着头皮找到营业员。没想到他立即给卖了两毛钱白糖，旁边的人见营业员无票可以卖糖都吵闹着要买，营业员不肯卖。众人纷纷上前大吵大闹，营业员大声吼道：“你们看看他的脸都肿成这样，你们的良心都叫狗吃了。”表叔几年来头一次听到如此暖心的话，眼里流出了感激的泪水。
1960年的水肿病蔓延成了“国病”。得了水肿病的人，浑身没劲，肚子里有如伸出了找着要吃的手，实际上水肿病就是饿病。一天中午，表叔饿得发慌，水肿病越发加重，于是独自一人走出驻地，来到一丘稻田边，见田埂上放着一担稻谷，趁农民不注意，用手抓了一口袋谷子，约一公斤，拿到一户农户家中炒熟全吃了，这是表叔一生中头一次做了一回“贼”。
病成这样，不但不给休息、治疗，而且每天运煤的任务一点还不能少。一天，表叔拖着浑身无力的身子，拉着板车，朝煤矿走去。行至半路，身体虚脱，眼冒金花，晕倒路旁。不一会，蚂蚁把他当成美食，都往他嘴里、耳朵里钻，浑身上下爬满了蚂蚁。待他苏醒过来，从口里吐出许多蚂蚁，用水拍打，双手全是死蚂蚁，没死的，纷纷争相从身上逃跑。傍晚时分，他拉着空车踱回驻地，从伙房领取了一钵饭，刚将饭端到手里还没来得及张口吃，章指导象老鹰抓小鸡似的。朝他猛扑过来，将饭夺了过去，还重重的打了他一个耳光。他把夺走的饭作为“奖品“，奖给了检举他的一名鸡奸犯人。
为了活下去，表叔把自己穿的衣服和用品全部向农民换了吃的：一件衬衣换一斤老芥菜，一个大搪瓷杯换一个鸡蛋，一件短大衣换一碗米豆腐。全换完了，到了八月，表叔再也动弹不了，靠着拐着木棍走路，成天躺在床上呻吟……
华 途
2006年12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