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一个重视时评的时代已来临

在1949年以前相当长的岁月里，《大公报》曾经是“中国最好的报纸”，胡适认为《大公报》之所以成功，无非是因为它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前者是新闻，后者是言论，它们共同构成了报纸的两翼，缺一不可。报纸的言论通常是以时评的形式出现的，包括社评和社外撰稿人执笔的个论等。自从1899年梁啓超在《清议报》首创这一形式以来，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岁月里，时评都是报纸的生命綫，曾几何时，时评消失了，代之以副刊中带有更多文学色彩的杂文，这当然是一个不正常的历史现象。用我的老朋友樊百华先生的话说，时评是每天的生命，是日复一日的拱卒。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来说，以直截了当的批评为主要特征的时评，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近些年来，仿佛一夜之间，新闻界重新发现了时评，许多报纸都有了“时评”版面，连杂文也都有时评化的趋势。什么样的时评才是好时评？我总是一再地想起王芸生1943年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的《看重庆，念中原》。“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 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産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这不是文学化、哲学化的转弯抹角的文字，而是直面现实、毫无遮掩的文字，即使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动容，难怪当时此文一出，大街小巷争相传阅，拍手称快。这样的时评注定要永远留在新闻史上，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良心。《大公报》当年为这篇时评付出了停刊三天的代价。

我们深知，要産生真正的好时评一定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外部言论环境，离不开写作者本身内在的道义关怀、人格追求。前者，不是凭一己之力一时所能做到的。后者却是每个人可以自我要求的。批判是时评存在的意义所在，直截了当地说出真相，面对真问题，说出自己真实的良心判断，这是时评这一特有的文体所承载的使命。相反，不痛不痒、缠上一层又一层裹脚布的“时评”，戴着镣铐舞蹈的“时评”，常常失去了时评的本来面目，变成可有可无的东西。在今天中国大陆的报纸上，我们虽然没能看到足以与王芸生、张季鸾这些前辈相媲美的文字，这是现有环境的限制。但是，互联网上不乏追随张、王当年余续的文字。何况，那么多天南海北、大大小小的报纸不约而同地重视时评版面的本身，最终将会开创出一个新的公共空间来。

一个开放的、多样化的、包容的时代离不开时评，时评根植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不是纯粹的文字游戏，不是时评家书斋中赏玩的对象，它与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血肉相连，时评的痛感就是我们的痛感，一句话，时评需要深入生活的底部，也需要仰望星空。真正有生命力的时评不需要黄金铸造的桂冠，千百万读者会主动在心中为它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