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1-06 15:38:07作者：綦彦臣
写下这个题目，并不是为了以异议之身进入体制内做准备，而是寄希望于在摆脱传统的“帝王师”及毛式“两个老凡是”不良思维之前提下，与执国之政者平等交流。
也许这种模式对“在朝”与“在野”的双方，都是有利的。这也符合我的基督教信仰原则，圣训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马太福音5；9）
中文里的“和谐”与“和睦”在英语里有一“交集”词，称为harmony；或者说，harmony一词本身就包含了中文的“和谐”与“和睦”。
当然，我不是强行向你布道，你仍坚持你的共产主义，我仍信我的基督教。本文我要说的是：党政部门施政与社会脱节问题，并且也不着重从“现象学”上讨论，而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理性批判与借鉴而论之。
据国际中文媒体转香港《争鸣》杂志记者罗冰报道：“温家宝在国务院党组扩大会议上说：社会各界将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告上法院，是体现法制和法治进步、完善的方面，也反映出党政、国家机关部门，在依法施政、依法执法上，和社会发展严重脱节、差距，而由此带来的问题、产生矛盾，使管治的危机恶化。”
依我判断，无论于说话和气之平和，还是于事实认定之清晰，都有出自温总理之口的能。也就是说，外界“造谣”的可能性不大。
施政与社会现实脱节，最终会导致社会崩溃：古者，可以典型地引用明中后期的宦官开矿案例；今者，可以典型地引用前东德共产党“一切为了权力”的教训。
放下失败的案例不说，拿一个在传统中具有儒法两家文化合法化的政治人物管仲来讨论，可以使更多的受众接受。
管仲之能表现于春秋周政危机之时，一方面他治好齐国，另一方面“九合诸侯而不用兵车”。他是法家，但绝非荀韩之后普遍褊狭的法家可比；他也是儒家始祖孔丘所推崇的对象，孔丘对学生说：没有管仲，你我都会生活在蛮夷统治之下。
其实，管仲的根本治术只有一条：“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目前来看，今日中国还没能达到这个“古典理想状态”。技术性原因是：
1.代议制体系很落后，无法真正表达民意，所以生产出的“法律次品”很多。
党政部门的“脱节”现象，实质源于法律本源不清。比之古训，就是魏征所说的：求木之茂，必固其根本；求水之清，必浚其源泉。
2.民意反应渠道还很成问题。
信仿是基于中国传统政治的好东西，但是，地方上的“截访”已经成了重大政治任务，更进一步增加了官民对立、党群对立。所以，管治危机在不断上升。
代议系统不能生产良法，上访的制度效率又人为地减损，如此求治，难度无疑大大增加。
在我生活的小城市甚至出现了邮局“截访”的现象，比如一个有点文化的农民，他写给国务院的信件，就会被扣下，哪怕是挂号信也不行。即便有一个农民想向你温家宝表达敬意（——比如感谢免了农业税），这也不行。
基层政权对信访已经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状态。若这个农民写给温家宝的信确是拜年信，邮局也把它列为“疑似信访”。
而邮局这样的操作只有领导口头对员工指示，而不以文件形式表达。此种情况，类似打击“邪教”的办法——只做不说，或曰“不留在纸上”。
是谁赋予了邮局“截访”的权力？
国务院，还是邮政总局，或者地方党政部门？如果有这样的规定，应该向民众讲清，是基于什么原因而如此之为的。
也许这种模式对“在朝”与“在野”的双方，都是有利的。这也符合我的基督教信仰原则，圣训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马太福音5；9）
中文里的“和谐”与“和睦”在英语里有一“交集”词，称为harmony；或者说，harmony一词本身就包含了中文的“和谐”与“和睦”。
当然，我不是强行向你布道，你仍坚持你的共产主义，我仍信我的基督教。本文我要说的是：党政部门施政与社会脱节问题，并且也不着重从“现象学”上讨论，而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理性批判与借鉴而论之。
据国际中文媒体转香港《争鸣》杂志记者罗冰报道：“温家宝在国务院党组扩大会议上说：社会各界将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告上法院，是体现法制和法治进步、完善的方面，也反映出党政、国家机关部门，在依法施政、依法执法上，和社会发展严重脱节、差距，而由此带来的问题、产生矛盾，使管治的危机恶化。”
依我判断，无论于说话和气之平和，还是于事实认定之清晰，都有出自温总理之口的能。也就是说，外界“造谣”的可能性不大。
施政与社会现实脱节，最终会导致社会崩溃：古者，可以典型地引用明中后期的宦官开矿案例；今者，可以典型地引用前东德共产党“一切为了权力”的教训。
放下失败的案例不说，拿一个在传统中具有儒法两家文化合法化的政治人物管仲来讨论，可以使更多的受众接受。
管仲之能表现于春秋周政危机之时，一方面他治好齐国，另一方面“九合诸侯而不用兵车”。他是法家，但绝非荀韩之后普遍褊狭的法家可比；他也是儒家始祖孔丘所推崇的对象，孔丘对学生说：没有管仲，你我都会生活在蛮夷统治之下。
其实，管仲的根本治术只有一条：“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目前来看，今日中国还没能达到这个“古典理想状态”。技术性原因是：
1.代议制体系很落后，无法真正表达民意，所以生产出的“法律次品”很多。
党政部门的“脱节”现象，实质源于法律本源不清。比之古训，就是魏征所说的：求木之茂，必固其根本；求水之清，必浚其源泉。
2.民意反应渠道还很成问题。
信仿是基于中国传统政治的好东西，但是，地方上的“截访”已经成了重大政治任务，更进一步增加了官民对立、党群对立。所以，管治危机在不断上升。
代议系统不能生产良法，上访的制度效率又人为地减损，如此求治，难度无疑大大增加。
在我生活的小城市甚至出现了邮局“截访”的现象，比如一个有点文化的农民，他写给国务院的信件，就会被扣下，哪怕是挂号信也不行。即便有一个农民想向你温家宝表达敬意（——比如感谢免了农业税），这也不行。
基层政权对信访已经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状态。若这个农民写给温家宝的信确是拜年信，邮局也把它列为“疑似信访”。
而邮局这样的操作只有领导口头对员工指示，而不以文件形式表达。此种情况，类似打击“邪教”的办法——只做不说，或曰“不留在纸上”。
是谁赋予了邮局“截访”的权力？
国务院，还是邮政总局，或者地方党政部门？如果有这样的规定，应该向民众讲清，是基于什么原因而如此之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