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表叔曾是后来爬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某某（现还健在）直接下属部门负责人，在毛泽东“引蛇出洞”的反右斗争中，他仅仅因为敢于直言的性格而被打成右派，从此成为“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一员。历经了长达二十一年之久非人的苦难岁月。1979年他虽平反恢复了公职，现已离休，但回忆起那令人恐怖胆寒的长长黑夜，仍心有余悸，恶梦连连……
表叔被打成右派后，于1957年11月从机关下放到一个偏远的农村强迫改造，不久表婶也因受牵连相续从机关下放到另一处农村。孩子刚出生不久，嗷嗷待哺，无奈只好请个奶妈。奶妈是自己找上门来的。工价每月二十五元，吃用全包。没多久，上级说请奶妈是地主剥削农民，责令退了奶妈。奶妈走后，他们把孩子送到外婆家，由外婆用米粉喂养。这样一个完整的家被肢解为一家三地。表婶由于思儿心切，常常不顾一天的劳累，摸着黑夜，承受着晚间山野静寂的恐怖，回到外婆处，抱摸一下孩子，享受一阵子残缺不全的天伦之乐后，不待天明，又回到驻地。
由于右派的帽子，表叔和表婶见面也很尴尬，一个怕影响妻子，另一个害怕人家指责没有与丈夫划清界限，因此见一面也是借助黑夜的掩护，有时偶尔碰到夜行人相遇，对方惊叫遇到鬼了。
那一年表叔年仅四十六岁的母亲，拖着沉重的病躯，噙着思儿的泪水，离别了人世。表哥从来人报丧中得悉噩耗，悲痛至级。却不允许异乡坏分子回家送葬，只得强忍悲痛，跪拜卧室，面向东方，洒泪遥祭。
没多久，表叔和近五百名右派分子被集体押送到一个叫田螺围的地方开河。这是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他们被编成若干大队、中队、小组，白天在工地劳动有民兵看守，晚上睡觉有人放哨，而且规定不准请假外出，不能替换，不能与外人接触，家属亲友来了，接见时必须有管理人员与民兵在场，带来或邮寄的食物药品一律充公，完全与犯人管制无异。
强制劳动大大超出人的承受能力，人均每天挑土必须达七立方米。春夏两季，早晨四点开工，晚上十点收工。冬季早晨五点出工，晚上九点收工。没有午休，有时通宵达旦的干，所使用的簸箕扁担都是特别为为他们准备的“大号”，没有小的可拣。这样每天长达十六小时的超强度劳动，就是身体十分健壮的人在短期内便可拖跨。仅是挑土劳动还不说，还要把它当人整人的法子：工地上架设一个约五米高的三角木架，木架上放一面澡盆大的大鼓，每天安排两个民兵击鼓。挑土的速度以击鼓为号，挑土人的脚步必须岁鼓声的快慢而起落。行進时，成纵队，一个紧挨一个，不能随意跟改位置，更不能中途退出队伍。这个办法，他们管叫“鱼咬尾”。这一来，谁也别想休息，更别想偷懒。装土统一安排专人装，成尖形才够标准，谁也不能少挑。
由于他们原本是干部和教师，没有体力劳动的习惯，更无超能劳动的承受能力，数月后，不少人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有的病倒，有的累倒甚至累死。表叔原来人高体壮，这时人瘦如枯枝，心力完全憔悴，三十岁不到的他背驮腰弯，就象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叟一般。他至今记得有一个文化局长，得了水肿病，好必须出工。因浑身没劲，一次只能挑三四十斤土。有一次一位大队干部下工地检查，发现他挑土很少，步履缓慢，顿时火起，从地上捡起一根粗大的草绳，套在他的颈上用力往前拉，嘴里骂道：“你反动，抗拒改造，他妈的，你不走，老子拉你走。”还没拉上几步，就倒下了。这位大队干部狰狞着脸骂道：“妈的，装死狗的东西。”
就这样表叔和右派们在那里强迫改造了120个日日夜夜，搬走了一座近十万立方米的山包。由于又要转移工地，直到119天的下午收了个早工。这时他们才看清自己住地房屋的坐落和形貌，因为他们从第一天晚上到达这里，就“两头不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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