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2-29 04:38:31作者：梦之魂
文章摘要: 然而，“肃反”运动中的那些自杀者究竟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还是无辜含冤而死、死不瞑目，当时没有多少人去想------既不敢去想，也想不明白。至于那些自杀者，包括那个女大学生，为何如此坚决地放弃生的权利，我则是在自己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才真正逐渐理解了的。
谨以此文
祭奠
敬爱的张延竹叔叔
祭奠
在1957年
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的
所有其他
蒙难者的亡灵
并祭奠
自1949年以来
多灾多难的中国土地上的
一切
屈死者的冤魂
1957年我十三岁，上初中二年级。那时的许多事情大都在记忆中淡忘了，但和“反右”运动有关的一些人和事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尤其不能忘记的是跳楼自杀的张叔叔。
张叔叔名叫张延竹，原来和我父亲一起，都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教授。“反右”前一年，即1956年，两人一同响应组织上支援东北的号召，由南开大学调到位于沈阳的东北财经学院任教；我们两家也就都搬到了东北沈阳。
刚到沈阳时真有点不习惯。那时沈阳的冬天比现在冷多了，加上刚去东北不适应，到沈阳时正好又是十二月份，一片冰天雪地、天寒地冻，那种寒冷真让人感到受不了。沈阳屋子的窗户不象天津只有一层，而是两层的，两层玻璃上居然都结着一层白霜。人们外出时都要穿着大棉袄、棉猴（一种连帽的棉大衣），手上戴着手闷子（手指连在一起的棉手套），脚上穿着毛线袜或毡袜，外面套上垫着毡垫的大头鞋；一天下来鞋垫都是湿的，晚上临睡觉前要把鞋垫放到暖气上烘。男人头戴狗皮或羊皮帽子，女人头上围着厚厚的围巾，嘴上捂着大口罩，时间一长，眉毛上、头发上都会结着霜。那时财院的新宿舍还没盖好，学院暂时只分配给我家一间房间，我和哥哥只好去学生宿舍住，天天吃饭睡觉要来回跑好几趟，很不方便。最不习惯的是饮食：那时的粮食是按人按月定量供应的，大米、面粉称为“细粮”，每月仅供应一小部分，大部分供应的是“粗粮”，即高粱米、苞米面（玉米粉）。我家原籍江苏，张叔叔家原籍上海，过去不要说没吃过，甚至见都没见过，现在面对着高粱米饭、窝窝头，真有点难以下咽；而且，那时沈阳冬天没有新鲜蔬菜，人们只能靠自家挖的菜窖贮存些大白菜、萝卜过冬，我们两家没赶上挖菜窖，所以一冬天除了咸菜、大酱，几乎没有什么菜吃。那时，爸爸、妈妈总是想方设法给我和哥哥多吃细粮，长大以后我才明白，那都是父母从自己嘴中省出来留给我们的。
虽然沈阳的生活条件远不如天津，新成立不久的东北财经学院比起我熟悉的、绿树成荫的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两校校园相连），各方面也都显得较简陋，但我对离开天津，离开熟悉的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住宅区，却并不太反感。因为在我家离开天津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这片校园给我留下了太多可怕的印象。那一年多里，校园中到处都发生过自杀事件。我家周围，经常会发现自杀者的尸体：不是上吊的，就是投湖的。有一次，我放学回家路上，看见人们正从湖里捞上来一个年轻女孩的尸体。她满身、满头发粘着泥沙、水草，弓着背、蜷着腿、紧闭双眼、两手握拳，可怕极了。听人们说，那是个大学生。呀，一个女孩子，读到大学多不容易，多让人惋惜啊！我想，她死时一定经历了很大的痛苦。我弄不明白，她以及那些自杀者们为什么要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难道还有什么比死更可怕、更痛苦、更难以忍受的吗？
成年以后我才找到了那时候自杀频繁发生的原因：原来那段时间中国正开展“肃反”运动，自杀者肯定是当时“肃反”运动涉及的对象。现在看来，所谓“肃反”运动所搞的，大部分是冤、假、错案，包括“肃反”的发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都是彻头彻尾的大冤案。当时中国在阶级斗争思想理论指导下所开展的一切有如“肃反”之类的运动，除了强化专制独裁统治权力外，其唯一的“业绩”，不过是造就了一批为专制暴政充当鹰犬和打手、不惜残害同胞、卖身投靠的政治投机分子。中国在制造残害自己同胞的政治投机分子上的水平和业绩的确是举世无双、世界一流的。历次运动有那么多“反革命分子”“自绝于党和人民”，不能不说正是那些政治投机分子在“伟光正”领导和指挥下立下的汗马功劳。
然而，“肃反”运动中的那些自杀者究竟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还是无辜含冤而死、死不瞑目，当时没有多少人去想-- ----既不敢去想，也想不明白。至于那些自杀者，包括那个女大学生，为何如此坚决地放弃生的权利，我则是在自己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才真正逐渐理解了的。但那个时候，正读小学的我自然是什么都不懂，只感到害怕。看到女大学生尸体以后的很多天里，吃不下饭，睡觉总做恶梦，晚上不敢出门，对南大、天大这两个风景优美的校园充满了恐惧。现在终于能离开这个给我带来可怕梦魇的地方，自然松了口气。
刚到东北财经学院的时候，我父亲已五十多岁了，张叔叔才三十多岁。父亲经常夸张叔叔既有能力、又有魄力，说他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在我眼里，张叔叔也的确是个非常优秀、几乎完美无缺的长辈。他中等偏高的个子，长得有点清瘦，皮肤白白净净的，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但眼镜镜片后面的目光透露出睿智和自信。从他的穿着和打扮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在任何事情上都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人。我父亲一向不修边幅，衣着上更是随便；而张叔叔却很注重自己的仪表：他的头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衣服不但特别地干净整洁，熨烫得平平整整，而且样式别致得体。他很有风度和气质，讲起话来温文尔雅，但思路严密、条理清晰、简洁明了。我猜想，学生一定很爱听他讲课，而且学习成绩一定很好。从外表和说话方面初看起来，不熟悉张叔叔的人似乎仅能发现他的书卷气；然而我父亲却夸他有魄力，也许，这是只有真正了解、熟悉他的人才能感到的一种内在的思想的力量吧。
那时我父亲和张叔叔都是教研室主任。可是我父亲的主任纯粹不过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因为我父亲不是党员，而副主任是党员，实际上一切都是副主任说了算。有时系里假装来征求意见，不过是走个形式。其实我父亲的意见什么都不顶，说了等于没说。把我父亲安排成主任，也不过是因为是学院向上级要求充实科研和教学骨干及有经验的专家，组织上才决定将我父亲和张叔叔支援来东财的，不做做样子说不过去。所以，一来二去我父亲就干脆什么事情都不再表态。
也许是新建校的原因，或者和当地的文化基础和传统有关，东财和南大有些不大一样的地方是，学院的文化和科学的氛围较薄弱。这里大多是部队转业来的干部，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多，资深的专家教授尤少，象我父亲这样由国外留学归来的更是凤毛麟角。而且从国外归来似乎竟然成了一种污点和问题，由于出过国的人在东财特少见，这种污点和问题就越发醒目，越发显得突出和严重。那时专业水平并不受重视，出身和政治面貌才是关键。学院的许多干部不但以党员自居，而且以工农干部、大老粗出身自诩，或以来自部队、参过军为资本。非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不吃香，而且业务越拔尖反而越受冷落，甚至受排挤、受怀疑。我父亲虽说是放牛娃出身，但因为年轻时得到美国在华教会帮助和扶持得以读书上学，又去美国留了学，所以表面上虽暂未挨整，但也不被信任（很多年后才知道，组织上给我父亲档案中塞满了黑材料，也因此压制了我们子女一生的前途和发展）。学院的党员干部业务外行，又要说了算，而且往往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张口闭口用党的意见和决定压人。我父亲常常不赞成他们的意见和决定，可从不当他们面说，经常是等副主任来我家传达了指示走后，我父亲才开始叹气、发牢骚。妈妈总数落爸爸窝囊，有不同看法不敢当面讲。可父亲却说：“你们懂什么！”还是我行我素，什么也不说，什么意见也不提。现在看来，他对这个政权的本质看得恰恰比我们透。
有一次派出所通过居委会召集各家各户开会，妈妈参加会后回家说，派出所警察在会上含沙射影、声色俱厉地讲，有些人不要自以为是什么美国康乃尔大学留过学的，那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大学，贩卖的都是反动货色，要好好挖资本主义的根子，检查、考虑自己的问题。这不是明摆着说我父亲吗？妈妈回家后很生气，可是父亲听说这事后只是苦笑着摇摇头，什么都没说。但从那以后他在外人面前话就更少了，也更不发表什么意见、看法了。
有时听爸爸、妈妈议论，得知张叔叔就不象我父亲这样，而是敢作敢为、敢负责任，不但对教研室的工作进行了很多改革，实施了很多新举措，而且对系里工作还提了许多建议。所以我父亲这边的教研室象一潭死水，而张叔叔那边的教研室却生气勃勃，因此他在教师和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听说上级还可能提拔他为系副主任。我父亲虽然不学他那样做法，还是一如既往地窝囊，但从说话里可以感觉到，他对张叔叔评价很高，极为赞赏。我也觉得东财能够挖来张叔叔这样的人才真是幸运。
记得分到新住房后第一次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张叔叔家串门，我都有点惊呆了。我父亲以往没有什么积蓄，虽然过去在国内外写过很多书，但由于1951年才回国，属于以往没有工龄的，勉强定了个最低级教授，现在每月工资紧巴巴的刚够日常开销。所以我家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家具摆设，除了铁床以外，就是几张简陋的桌子、几把椅子，而且还都是借学校的。而一进张叔叔家，他和阿姨就把我们让进一间布置得十分富丽典雅的会客室。靠墙摆着一长排在那个年代家庭还不太常见的沙发，沙发靠背和扶手上蒙着洁白的方巾；茶几上摆放着精致的茶具；墙上挂着名人的山水字画；另一面墙摆放着一排玻璃书柜，满书柜的书籍透露出家庭的文化气息；几盆盆栽给房间更增添了生气和情趣。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接触和感受过的具有很高格调、档次的环境，让人感到好象进入了电影或小说里的场景。
张阿姨也是一个非常出众的女性：既漂亮又有气质，说话软软的、柔柔的，特别好听，年轻时肯定是个美女，一看就知道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出身于名门，属于秀外惠中的大家闺秀那种类型。我们一进门，张阿姨就张罗着给我们沏茶倒水，又拉着我妈妈一起坐下问长问短地聊天。我心里奇怪的是，张阿姨这样一个看起来出身于不一般家庭、过去肯定享受过高档生活的女性居然也这么能干，把家庭治理得这么整洁、温馨。
张叔叔和张阿姨叫出他们的几个孩子来迎接我们。张叔叔家有三个小孩：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两个女孩正在上小学。他们都穿得很漂亮整洁，非常有礼貌，皮肤也都象张叔叔和张阿姨一样洁白而细腻。尤其是张叔叔的大女儿，长得特别好看。她大概比我小两三岁，梳着前面带留海的短发，穿着红色的裙子，说起话来声音甜甜的，笑的时候更加迷人，好象连眼睛都会说话。她一边向我父母和我叫着“伯伯”、“婶婶”、“哥哥”问好，一边拿出他们自己的糖果来招待我们，然后招呼起弟弟、妹妹静静地坐在一边听大人们说话。一看就特别有教养、特别懂事，而且特别有个姐姐样。
她问我：“看不看安徒生童话？”然后将书轻轻放到我面前的茶几上。眼睛注视着我，眼眸清澈明亮，带着信任与关切，象一汪澄碧的湖水，长长的睫毛如西子湖边微拂的柳丝。我不禁小姑娘似地红了脸。
说实在话，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见过象她那么美丽可爱的女孩。不但在那次去张叔叔家做客之前未曾见到过，就是在那以后很多年也都没有遇见过。她不但长得秀美可人，而且活泼大方、聪明伶俐、温柔而善解人意，尤其是良好的家庭和教育环境赋予她的那种高雅气质，是我以往所有的同学和邻居家孩子都不具备的。我在我家三个孩子中最小，我很羡慕那些有妹妹可以关心、可以保护、可以疼爱的男同学，所以往往对可爱的小女孩情有独钟，而这次更是心灵上真正强烈地被震动了。从张叔叔以及他的家庭和孩子那里，我感受到了什么是高雅，什么是格调，什么是魅力，也更进一步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家庭的和谐和甜蜜，仿佛对人生都有了新的感悟，突然觉得，在一天从早到晚的吃饭、睡觉和淘气、玩耍之外，还应该有点什么。虽然那时我不会说什么哲理性的词语，也不懂得其中更深层的含义，但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了自己人格和层次相比之下的委琐和低下，进而产生了一种自叹不如的羞愧，并激起了要奋发图强、急起直追，提升自己境界的欲望和冲动。这也正是促使我后来刻苦钻研，学习成绩突飞猛进，而且成为在文学、音乐、美术以及科技等多个领域全面发展的、令同学羡慕的出色学生的原因所在。
但是，无论如何我也没有想到，一场无法抗拒的可怕的灾难正在悄悄地降临。
（未完待续）
谨以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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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张延竹叔叔
祭奠
在1957年
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的
所有其他
蒙难者的亡灵
并祭奠
自1949年以来
多灾多难的中国土地上的
一切
屈死者的冤魂
1957年我十三岁，上初中二年级。那时的许多事情大都在记忆中淡忘了，但和“反右”运动有关的一些人和事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尤其不能忘记的是跳楼自杀的张叔叔。
张叔叔名叫张延竹，原来和我父亲一起，都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教授。“反右”前一年，即1956年，两人一同响应组织上支援东北的号召，由南开大学调到位于沈阳的东北财经学院任教；我们两家也就都搬到了东北沈阳。
刚到沈阳时真有点不习惯。那时沈阳的冬天比现在冷多了，加上刚去东北不适应，到沈阳时正好又是十二月份，一片冰天雪地、天寒地冻，那种寒冷真让人感到受不了。沈阳屋子的窗户不象天津只有一层，而是两层的，两层玻璃上居然都结着一层白霜。人们外出时都要穿着大棉袄、棉猴（一种连帽的棉大衣），手上戴着手闷子（手指连在一起的棉手套），脚上穿着毛线袜或毡袜，外面套上垫着毡垫的大头鞋；一天下来鞋垫都是湿的，晚上临睡觉前要把鞋垫放到暖气上烘。男人头戴狗皮或羊皮帽子，女人头上围着厚厚的围巾，嘴上捂着大口罩，时间一长，眉毛上、头发上都会结着霜。那时财院的新宿舍还没盖好，学院暂时只分配给我家一间房间，我和哥哥只好去学生宿舍住，天天吃饭睡觉要来回跑好几趟，很不方便。最不习惯的是饮食：那时的粮食是按人按月定量供应的，大米、面粉称为“细粮”，每月仅供应一小部分，大部分供应的是“粗粮”，即高粱米、苞米面（玉米粉）。我家原籍江苏，张叔叔家原籍上海，过去不要说没吃过，甚至见都没见过，现在面对着高粱米饭、窝窝头，真有点难以下咽；而且，那时沈阳冬天没有新鲜蔬菜，人们只能靠自家挖的菜窖贮存些大白菜、萝卜过冬，我们两家没赶上挖菜窖，所以一冬天除了咸菜、大酱，几乎没有什么菜吃。那时，爸爸、妈妈总是想方设法给我和哥哥多吃细粮，长大以后我才明白，那都是父母从自己嘴中省出来留给我们的。
虽然沈阳的生活条件远不如天津，新成立不久的东北财经学院比起我熟悉的、绿树成荫的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两校校园相连），各方面也都显得较简陋，但我对离开天津，离开熟悉的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住宅区，却并不太反感。因为在我家离开天津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这片校园给我留下了太多可怕的印象。那一年多里，校园中到处都发生过自杀事件。我家周围，经常会发现自杀者的尸体：不是上吊的，就是投湖的。有一次，我放学回家路上，看见人们正从湖里捞上来一个年轻女孩的尸体。她满身、满头发粘着泥沙、水草，弓着背、蜷着腿、紧闭双眼、两手握拳，可怕极了。听人们说，那是个大学生。呀，一个女孩子，读到大学多不容易，多让人惋惜啊！我想，她死时一定经历了很大的痛苦。我弄不明白，她以及那些自杀者们为什么要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难道还有什么比死更可怕、更痛苦、更难以忍受的吗？
成年以后我才找到了那时候自杀频繁发生的原因：原来那段时间中国正开展“肃反”运动，自杀者肯定是当时“肃反”运动涉及的对象。现在看来，所谓“肃反”运动所搞的，大部分是冤、假、错案，包括“肃反”的发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都是彻头彻尾的大冤案。当时中国在阶级斗争思想理论指导下所开展的一切有如“肃反”之类的运动，除了强化专制独裁统治权力外，其唯一的“业绩”，不过是造就了一批为专制暴政充当鹰犬和打手、不惜残害同胞、卖身投靠的政治投机分子。中国在制造残害自己同胞的政治投机分子上的水平和业绩的确是举世无双、世界一流的。历次运动有那么多“反革命分子”“自绝于党和人民”，不能不说正是那些政治投机分子在“伟光正”领导和指挥下立下的汗马功劳。
然而，“肃反”运动中的那些自杀者究竟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还是无辜含冤而死、死不瞑目，当时没有多少人去想-- ----既不敢去想，也想不明白。至于那些自杀者，包括那个女大学生，为何如此坚决地放弃生的权利，我则是在自己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才真正逐渐理解了的。但那个时候，正读小学的我自然是什么都不懂，只感到害怕。看到女大学生尸体以后的很多天里，吃不下饭，睡觉总做恶梦，晚上不敢出门，对南大、天大这两个风景优美的校园充满了恐惧。现在终于能离开这个给我带来可怕梦魇的地方，自然松了口气。
刚到东北财经学院的时候，我父亲已五十多岁了，张叔叔才三十多岁。父亲经常夸张叔叔既有能力、又有魄力，说他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在我眼里，张叔叔也的确是个非常优秀、几乎完美无缺的长辈。他中等偏高的个子，长得有点清瘦，皮肤白白净净的，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但眼镜镜片后面的目光透露出睿智和自信。从他的穿着和打扮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在任何事情上都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人。我父亲一向不修边幅，衣着上更是随便；而张叔叔却很注重自己的仪表：他的头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衣服不但特别地干净整洁，熨烫得平平整整，而且样式别致得体。他很有风度和气质，讲起话来温文尔雅，但思路严密、条理清晰、简洁明了。我猜想，学生一定很爱听他讲课，而且学习成绩一定很好。从外表和说话方面初看起来，不熟悉张叔叔的人似乎仅能发现他的书卷气；然而我父亲却夸他有魄力，也许，这是只有真正了解、熟悉他的人才能感到的一种内在的思想的力量吧。
那时我父亲和张叔叔都是教研室主任。可是我父亲的主任纯粹不过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因为我父亲不是党员，而副主任是党员，实际上一切都是副主任说了算。有时系里假装来征求意见，不过是走个形式。其实我父亲的意见什么都不顶，说了等于没说。把我父亲安排成主任，也不过是因为是学院向上级要求充实科研和教学骨干及有经验的专家，组织上才决定将我父亲和张叔叔支援来东财的，不做做样子说不过去。所以，一来二去我父亲就干脆什么事情都不再表态。
也许是新建校的原因，或者和当地的文化基础和传统有关，东财和南大有些不大一样的地方是，学院的文化和科学的氛围较薄弱。这里大多是部队转业来的干部，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多，资深的专家教授尤少，象我父亲这样由国外留学归来的更是凤毛麟角。而且从国外归来似乎竟然成了一种污点和问题，由于出过国的人在东财特少见，这种污点和问题就越发醒目，越发显得突出和严重。那时专业水平并不受重视，出身和政治面貌才是关键。学院的许多干部不但以党员自居，而且以工农干部、大老粗出身自诩，或以来自部队、参过军为资本。非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不吃香，而且业务越拔尖反而越受冷落，甚至受排挤、受怀疑。我父亲虽说是放牛娃出身，但因为年轻时得到美国在华教会帮助和扶持得以读书上学，又去美国留了学，所以表面上虽暂未挨整，但也不被信任（很多年后才知道，组织上给我父亲档案中塞满了黑材料，也因此压制了我们子女一生的前途和发展）。学院的党员干部业务外行，又要说了算，而且往往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张口闭口用党的意见和决定压人。我父亲常常不赞成他们的意见和决定，可从不当他们面说，经常是等副主任来我家传达了指示走后，我父亲才开始叹气、发牢骚。妈妈总数落爸爸窝囊，有不同看法不敢当面讲。可父亲却说：“你们懂什么！”还是我行我素，什么也不说，什么意见也不提。现在看来，他对这个政权的本质看得恰恰比我们透。
有一次派出所通过居委会召集各家各户开会，妈妈参加会后回家说，派出所警察在会上含沙射影、声色俱厉地讲，有些人不要自以为是什么美国康乃尔大学留过学的，那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大学，贩卖的都是反动货色，要好好挖资本主义的根子，检查、考虑自己的问题。这不是明摆着说我父亲吗？妈妈回家后很生气，可是父亲听说这事后只是苦笑着摇摇头，什么都没说。但从那以后他在外人面前话就更少了，也更不发表什么意见、看法了。
有时听爸爸、妈妈议论，得知张叔叔就不象我父亲这样，而是敢作敢为、敢负责任，不但对教研室的工作进行了很多改革，实施了很多新举措，而且对系里工作还提了许多建议。所以我父亲这边的教研室象一潭死水，而张叔叔那边的教研室却生气勃勃，因此他在教师和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听说上级还可能提拔他为系副主任。我父亲虽然不学他那样做法，还是一如既往地窝囊，但从说话里可以感觉到，他对张叔叔评价很高，极为赞赏。我也觉得东财能够挖来张叔叔这样的人才真是幸运。
记得分到新住房后第一次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张叔叔家串门，我都有点惊呆了。我父亲以往没有什么积蓄，虽然过去在国内外写过很多书，但由于1951年才回国，属于以往没有工龄的，勉强定了个最低级教授，现在每月工资紧巴巴的刚够日常开销。所以我家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家具摆设，除了铁床以外，就是几张简陋的桌子、几把椅子，而且还都是借学校的。而一进张叔叔家，他和阿姨就把我们让进一间布置得十分富丽典雅的会客室。靠墙摆着一长排在那个年代家庭还不太常见的沙发，沙发靠背和扶手上蒙着洁白的方巾；茶几上摆放着精致的茶具；墙上挂着名人的山水字画；另一面墙摆放着一排玻璃书柜，满书柜的书籍透露出家庭的文化气息；几盆盆栽给房间更增添了生气和情趣。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接触和感受过的具有很高格调、档次的环境，让人感到好象进入了电影或小说里的场景。
张阿姨也是一个非常出众的女性：既漂亮又有气质，说话软软的、柔柔的，特别好听，年轻时肯定是个美女，一看就知道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出身于名门，属于秀外惠中的大家闺秀那种类型。我们一进门，张阿姨就张罗着给我们沏茶倒水，又拉着我妈妈一起坐下问长问短地聊天。我心里奇怪的是，张阿姨这样一个看起来出身于不一般家庭、过去肯定享受过高档生活的女性居然也这么能干，把家庭治理得这么整洁、温馨。
张叔叔和张阿姨叫出他们的几个孩子来迎接我们。张叔叔家有三个小孩：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两个女孩正在上小学。他们都穿得很漂亮整洁，非常有礼貌，皮肤也都象张叔叔和张阿姨一样洁白而细腻。尤其是张叔叔的大女儿，长得特别好看。她大概比我小两三岁，梳着前面带留海的短发，穿着红色的裙子，说起话来声音甜甜的，笑的时候更加迷人，好象连眼睛都会说话。她一边向我父母和我叫着“伯伯”、“婶婶”、“哥哥”问好，一边拿出他们自己的糖果来招待我们，然后招呼起弟弟、妹妹静静地坐在一边听大人们说话。一看就特别有教养、特别懂事，而且特别有个姐姐样。
她问我：“看不看安徒生童话？”然后将书轻轻放到我面前的茶几上。眼睛注视着我，眼眸清澈明亮，带着信任与关切，象一汪澄碧的湖水，长长的睫毛如西子湖边微拂的柳丝。我不禁小姑娘似地红了脸。
说实在话，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见过象她那么美丽可爱的女孩。不但在那次去张叔叔家做客之前未曾见到过，就是在那以后很多年也都没有遇见过。她不但长得秀美可人，而且活泼大方、聪明伶俐、温柔而善解人意，尤其是良好的家庭和教育环境赋予她的那种高雅气质，是我以往所有的同学和邻居家孩子都不具备的。我在我家三个孩子中最小，我很羡慕那些有妹妹可以关心、可以保护、可以疼爱的男同学，所以往往对可爱的小女孩情有独钟，而这次更是心灵上真正强烈地被震动了。从张叔叔以及他的家庭和孩子那里，我感受到了什么是高雅，什么是格调，什么是魅力，也更进一步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家庭的和谐和甜蜜，仿佛对人生都有了新的感悟，突然觉得，在一天从早到晚的吃饭、睡觉和淘气、玩耍之外，还应该有点什么。虽然那时我不会说什么哲理性的词语，也不懂得其中更深层的含义，但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了自己人格和层次相比之下的委琐和低下，进而产生了一种自叹不如的羞愧，并激起了要奋发图强、急起直追，提升自己境界的欲望和冲动。这也正是促使我后来刻苦钻研，学习成绩突飞猛进，而且成为在文学、音乐、美术以及科技等多个领域全面发展的、令同学羡慕的出色学生的原因所在。
但是，无论如何我也没有想到，一场无法抗拒的可怕的灾难正在悄悄地降临。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