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灵附体 祸害中华（28）
在文革浩劫中，共产邪灵一方面用暴力血腥镇压一些具有传统道德观念和坚守传统文化的炎黄子孙，并用暴力破坏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学、建筑、书画、音乐、雕塑、工艺品、园林等传统文化的承载物；另一方面在暴力造出的高压恐怖环境中，强制地向人们灌输以谎言装饰的其“假、恶、斗”的邪理。在这方面，所谓的样板戏起了非常邪恶的毒害民众的作用。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至今，流毒未消，还在起着害人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此说一说。
所谓的样板戏一开始是指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芭蕾舞剧《白毛女》及《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以戏剧为主的8个文艺作品。文革浩劫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只能听到、看到这8个样板戏，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八亿人民八个戏”。
这8个样板戏的共同特征是用文艺形式宣扬共产邪灵附体的“假、恶、斗”的邪理，用“三突出”的程式塑造骗人的共产英雄，用变异了的艺术形式去包装人物形象和制造所需的场境。按照这个模式，其后又陆续推出了京剧《龙江颂》、《平原作战》、《磐石湾》、《红色娘子军》、《杜鹃山》，芭蕾舞剧《沂蒙颂》及《草原儿女》，钢琴伴唱《红灯记》等，在文革浩劫中也叫作样板戏。这种树立样板的做法，还被推广到其他艺术领域，例如，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中篇小说《西沙儿女》和《百花川》，报告诗《西沙之战》，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泥塑《收租院》等，都是作为党文化的样板作品强行向民众灌输的。样板戏作为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今还在起着害人的作用。
文革浩劫中，共产邪灵附体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到了极致，戏曲界也深受红色恐怖之害。全国各地的剧团被迫毁掉所谓的“封、资、修”的戏服、道具和景片；剧团人员都要被迫下乡、下厂或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思想；古今中外所有剧目都被禁演、禁练。中国民众的文化生活长时期极其贫乏，“看戏难”是个普遍问题，在造出这种邪恶的文化饥渴的环境后，共产邪灵附体乘机用充满共产邪灵毒素的样板戏和其它与样板作品一样毒的文化产品，向人们头脑中灌输共产邪灵的邪理。普及样板戏成了当时共产邪灵附体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1970年左右，全国掀起学唱“样板戏”运动，样板戏被制成舞台电影片，全国发行、放映；三百多种地方戏曲剧种还对样板戏进行了移植；并被录制成各类唱片发售，各地的电台，广播每天播的文艺节目都是样板戏的内容。为推动运动，中共耗资无数。地方剧团派人赴京、沪两地学“样板戏”。全国各地各单位广泛动员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派人采购乐器、样板戏服，抽调人员，调配指导教师，日夜排练，样板戏被神化，拍摄电影、录制唱片和移植成地方戏曲，都严格要求不能走样。为推动运动还设定了“破坏革命样板戏”的刑罪，量刑从拘留至枪毙。在这方面所谓出问题者，轻则检讨认罪，挨批挨斗；重则判刑，甚至命丧刑场。下面是这类事中的两例：
例1：洪富江，上海市松江县说书艺人，“依据公开发表的《智取威虎山》演出本为脚本，同时在展开故事情节、刻划人物时，增添一些“噱头”。1970年1月20日，《文汇报》社完成《关于上海县、金山县有人借讲革命故事为名，破坏革命样板戏的情况调查》。洪被作为现行反革命份子、大批判“活靶子”押到全县各社镇和上海市区有关单位轮番批斗，3个月内大小批斗会达200余次。”（《文革词语样板戏》）最后判刑七年。
例2：“谭元泉（原上海钢管厂司磅员）聚集业余演唱爱好者娱，有时亦参加一些沪剧清唱活动。经常演唱《芦荡火种》、（即样板戏《沙家浜》的前身）《大雷雨》、《不准出生的人》、《甲午海战》、《孟丽君》、《妓女泪》等剧目。1970年4月25日，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宣判谭犯有：1.为首组织黑剧团，破坏革命样板戏，先后流窜于本市10个区、3个县的工厂、企业、医院、学校和里弄等170多处，演唱活动280多场次，直接危害群众1．6万余人；2.腐蚀毒害青年；3.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等罪行后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文革词语样板戏》）
在样板戏盛行的文革浩劫时，在暴力造成的红色恐怖中，中华大地上，往往出现这样的场景：这边响着样板戏中的唱腔：“共产党像天上的太阳一样”，“仇恨入心要发芽”；那边在游街、在抄家，在批斗，在滥杀无辜。有许多人就是在样板戏革命情怀激发下，去打、砸、抢，去干那些没有人性的邪恶之事的。这就是党文化害人、杀人的例证。
在党文化的邪恶体系中，样板戏成了各种文艺创作的标本，其所谓的创作规律成了不可违反的刑律，剧作家沙叶新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了他这方面的遭遇：“文革开始后，很快就把我整倒了。我是保守派，挂牌子挨斗。……..
文革时，我毕竟年轻，所以从轻发落，并开始对我控制使用，还叫我写戏。也因为当时统统打倒了，要写戏没人了，看我沙叶新还比较用功，比较老实，就叫我写《边疆新苗》，写一个上海知识青年到黑龙江插队落户，后来因抢救国家财産而牺牲的故事了，这个上海知识青年，很有名，……我说的是金训华，……。
为了写这个戏，我真的很用功，真是写英雄，学英雄，我和剧组三次到黑龙江、一次到安徽黄山，和知识青年在一起，一去不是两天三天，不是两三个礼拜，有时一次就几乎是半年，同吃同睡同劳动，三同，虔诚之极。我觉得写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就要写出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之间的思想或品德的差距，这样知识青年才能接受到教育。这是主题所规定的了，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这种想法和那时的“三突出”创作原则相冲突，因为“三突出”的原则是，主要英雄人物无论如何不能有缺点，他要立于舞台中央，他的姿势始终是这样的。（笑声）他的声音始终是高亢的，要高大全嘛。英雄人物是去接受教育，怎么能写差距呢？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我是坚持要写差距的，主题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没差距接受什么再教育？也没冲突也没戏呀。
好，这一写不得了了。违反了社会主义的“三突出”原则，给英雄人物脸上抹黑。1974年，我被批判了，开全市的文艺界大会。当时我想不通，我没错。虽然在政治上我很不自信，可在艺术上我来得个执著。在批判我的会上我准备了一个发言稿，为自己辩护，写了七张纸，可是后来我写不下去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