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2-28 14:59:36作者：
人民究竟喜欢不喜欢按摩？这个问题不是一下能说清的。根据一般的理解，人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打渔归来、种田完毕，是最有必要去按摩的，但在一个服务行业普遍分化、变质的年月里，我不想贸然作出肯定的答复，让一些神经过敏的同志抓住把柄，冠我以“伤风败俗、拉人民下水”的恶名。
因而，有必要事先向诸位交待清楚：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一种精神按摩，与道德无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出版者达成了一致，即放逐所有的尖锐批评，打击一切血气生生、蒸腾着自由气息的作品。它们或者编一些悲欢离合的假故事要人们乐天知命；或者讲一些貌似大彻大悟，实则全无心肝的伪哲学要人们含垢忍耻；或者拿一些吃茶喝酒、题词送画的沙龙轶事诱骗人们逃回古代；或者通过对卡厅、茶秀、咖啡店的精致描绘来谎称我们已经跑步进入了“后现代”……那亲切的形式、慈祥的面孔、幽默的表述，使你几乎相信天堂的副本就在身边。
面对日益逼窄的生存空间，无处不在的暴力传统，也就面对一个没有历史和未来的存在荒原，这些娓娓动听的小嘴象一艘艘轻快的语言之舟划过我们所在的苦海。它带给人们这样的信息：世界是美好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忍耐到头，救世的基督必将迎接受难的羊只。面对阴沉的世界之夜，这些为“诺贝尔”赶制作品的大师们眼圈泛红、悲天悯人，多快好省地占领了祖国报刊的每一块园地。在富于节律和音韵的优雅吟唱中，一双双白嫩而细长的手从羔羊的头顶摩过。这时，所有的不平、愤懑、渴望变革的激情都悄然逃奔，唯余一朵朵盛大的莲花在胸中幸福地张开。请问，这不是“按摩”，这是什么？
尽管我承认这样一个悲哀的事实，即在所有的文明国度中，那些健康、独立、心智强健的种族是最不容易被“麻醉”的；相反，一个卑怯、暗弱、灵魂沉睡的民族最容易掉进信仰的迷宫。但我仍然厌恶把这样一个有关权力／话语的问题简单归咎于人民的甘愿“受洗”。越过一片对大众庸俗、愚昧的责难，我想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说他们是庸俗的，那么什么使他们庸俗？如果说他们是愚昧的，那么什么使他们愚昧？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他们不是天生就愚昧、天生就热爱庸俗，那么怎样才能使他们不愚昧、不庸俗？
我觉得对于今天的“大多数”而言，最关键的是，如果他们愿意高雅，那么什么样的话语系统肯提供这样的教育？如果他们愿意被启蒙，那么什么样的传媒肯承载这样的功能？如果不考察一个时代的人民所处的话语环境及表达的可能性，一味指责他们的盲目顺应，那么这种批评的愚蠢就有可能和晋惠帝司马衷不差分毫。诸位知道，这个西晋有名的白痴皇帝，面对因吃不到草根树皮而成片饿死的百姓，反而问“何不食肉糜”？
不错，在有限的程度上，我愿意相信这些花鸟虫鱼、石头瓦块、阴阳八卦、装神弄鬼、题词品茗、游山逛水、嫖娼吊膀、翻墙扒灰、奸尸拜脚、恋物手淫的所谓“文学作品”对人精神的抚慰作用，它至少可以使人的内在疼痛发生某种幻觉性的转移。但我仍然无法原谅报纸、期刊及出版业对大众精神的漠视和蹂躏。塞尔旺指出，“愚蠢的暴君可以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但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则凭依自己的思想锁链更牢固地禁锢他们”，而这一切都比不上“最明智的贤君”，他们是把自己“固若金汤的基础建立在大脑柔软的神经纤维上”。这真是一个寓教于乐的好办法。当人的灵魂沉睡的时候，权力便可以如水银泻地一般流布他的周身，且无不熨贴；当人的精神犯困的时候，暴力便可以象鱼网一样网住所有叛逆的欲念，且言听计从。在令人惊悚的幻想中，你甚至可以看见催眠师那诡秘的笑容和镶着金牙的渔翁那志得意满、一路顺风的凯旋场景。
然而人民，我数以万计、同样为造物主生气灌注的人民，却不得不由聋而哑，沉默着活在世界的边缘。在数千年的时间黑夜里，他们糊里糊涂地生着，糊里糊涂地死着，死不了就活，活不了就死。没有人知道他们想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歌哭。
现在终于有火在前面引路了，可惜，那是鬼火。
这些形形色色的报纸、期刊及书坊老板就是鬼火的制造者。他们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时常为一个假想的庞大天敌所惊扰，如履薄冰地恪守着一个虫子的生存之道，即在母鸡未啄以前就远远避开、或者躲倒装死以备不测。难道他们都老迈昏庸，连善与恶、对与错都不能区分？不，绝不是。在一个物欲至上的年代里，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衣食来源，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仰赖读者的愚蠢而生活。如果有一天，这个时代的人民突然间为圣灵感动，变得象古希腊人一样清澈、透明、富于理性，那么，这些大大小小的主编、社长、报纸发行人以及地摊书籍出版商可能全部要沦落风尘──不过，那样对于他们倒也名副其实。
更不要指望那些鼓风弄潮、捧红踏黑的记者、编辑会成为引领国民精神出埃及的旗帜。《圣经》上说：“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他们除了赶场子、收红包、骗土特产、挤看明星大腿，基本上不知道什么叫正义，什么叫公理，什么叫新闻的良知。当他们吆三喝四、呼朋引伴地赶往各种会议市场时，他们说，“我是喉舌我怕谁”。而喉舌是什么？喉舌是一种器皿，上帝用它来盛放表达的权利。因而它只对哑巴有用──就象病人才需要医生──对于一些舌灿莲花、指鹿为马的人来说，“喉舌”不过是一种摆设，就象饭馆门前的王八。
此外，你还指望什么？难道指望地摊小报撰稿人、隐私文字制造者、唯利是图的文学小贩会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忧愤和痉挛？从记者、编辑开始的文风败坏在他们那里得到了最忠实的模仿。实际上，当这些汉语垃圾批发商起早贪黑、煞有介事地坐在写字台边时，我早已为他们写好了祷词。
“缪斯奶奶，请把今日的口粮赐给我吧。荣耀、稿费、住房、职称，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建立在一种脆弱的假设之上，即：这些人说的都是真的，而且我愿意趋从。实际上，只要有一点点怀疑的碎石，这些谎言帝国的大厦就会象纸房子一样坍塌成碎片。我为什么要拿我微薄的薪水购买一份与我无关的垃圾？它究竟在哪一天关心过我的幸福、我的疼痛和我饱受欺凌的愤怒？如果没有，我用它做什么？包肉？垫座？如厕应急？
──但没有，没有一缕智慧的光线光顾这些善良的头脑。他们只追随着，追随着，象一个赤贫的农民追随着狂奔的驴子。
因而，有必要事先向诸位交待清楚：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一种精神按摩，与道德无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出版者达成了一致，即放逐所有的尖锐批评，打击一切血气生生、蒸腾着自由气息的作品。它们或者编一些悲欢离合的假故事要人们乐天知命；或者讲一些貌似大彻大悟，实则全无心肝的伪哲学要人们含垢忍耻；或者拿一些吃茶喝酒、题词送画的沙龙轶事诱骗人们逃回古代；或者通过对卡厅、茶秀、咖啡店的精致描绘来谎称我们已经跑步进入了“后现代”……那亲切的形式、慈祥的面孔、幽默的表述，使你几乎相信天堂的副本就在身边。
面对日益逼窄的生存空间，无处不在的暴力传统，也就面对一个没有历史和未来的存在荒原，这些娓娓动听的小嘴象一艘艘轻快的语言之舟划过我们所在的苦海。它带给人们这样的信息：世界是美好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忍耐到头，救世的基督必将迎接受难的羊只。面对阴沉的世界之夜，这些为“诺贝尔”赶制作品的大师们眼圈泛红、悲天悯人，多快好省地占领了祖国报刊的每一块园地。在富于节律和音韵的优雅吟唱中，一双双白嫩而细长的手从羔羊的头顶摩过。这时，所有的不平、愤懑、渴望变革的激情都悄然逃奔，唯余一朵朵盛大的莲花在胸中幸福地张开。请问，这不是“按摩”，这是什么？
尽管我承认这样一个悲哀的事实，即在所有的文明国度中，那些健康、独立、心智强健的种族是最不容易被“麻醉”的；相反，一个卑怯、暗弱、灵魂沉睡的民族最容易掉进信仰的迷宫。但我仍然厌恶把这样一个有关权力／话语的问题简单归咎于人民的甘愿“受洗”。越过一片对大众庸俗、愚昧的责难，我想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说他们是庸俗的，那么什么使他们庸俗？如果说他们是愚昧的，那么什么使他们愚昧？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他们不是天生就愚昧、天生就热爱庸俗，那么怎样才能使他们不愚昧、不庸俗？
我觉得对于今天的“大多数”而言，最关键的是，如果他们愿意高雅，那么什么样的话语系统肯提供这样的教育？如果他们愿意被启蒙，那么什么样的传媒肯承载这样的功能？如果不考察一个时代的人民所处的话语环境及表达的可能性，一味指责他们的盲目顺应，那么这种批评的愚蠢就有可能和晋惠帝司马衷不差分毫。诸位知道，这个西晋有名的白痴皇帝，面对因吃不到草根树皮而成片饿死的百姓，反而问“何不食肉糜”？
不错，在有限的程度上，我愿意相信这些花鸟虫鱼、石头瓦块、阴阳八卦、装神弄鬼、题词品茗、游山逛水、嫖娼吊膀、翻墙扒灰、奸尸拜脚、恋物手淫的所谓“文学作品”对人精神的抚慰作用，它至少可以使人的内在疼痛发生某种幻觉性的转移。但我仍然无法原谅报纸、期刊及出版业对大众精神的漠视和蹂躏。塞尔旺指出，“愚蠢的暴君可以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但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则凭依自己的思想锁链更牢固地禁锢他们”，而这一切都比不上“最明智的贤君”，他们是把自己“固若金汤的基础建立在大脑柔软的神经纤维上”。这真是一个寓教于乐的好办法。当人的灵魂沉睡的时候，权力便可以如水银泻地一般流布他的周身，且无不熨贴；当人的精神犯困的时候，暴力便可以象鱼网一样网住所有叛逆的欲念，且言听计从。在令人惊悚的幻想中，你甚至可以看见催眠师那诡秘的笑容和镶着金牙的渔翁那志得意满、一路顺风的凯旋场景。
然而人民，我数以万计、同样为造物主生气灌注的人民，却不得不由聋而哑，沉默着活在世界的边缘。在数千年的时间黑夜里，他们糊里糊涂地生着，糊里糊涂地死着，死不了就活，活不了就死。没有人知道他们想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歌哭。
现在终于有火在前面引路了，可惜，那是鬼火。
这些形形色色的报纸、期刊及书坊老板就是鬼火的制造者。他们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时常为一个假想的庞大天敌所惊扰，如履薄冰地恪守着一个虫子的生存之道，即在母鸡未啄以前就远远避开、或者躲倒装死以备不测。难道他们都老迈昏庸，连善与恶、对与错都不能区分？不，绝不是。在一个物欲至上的年代里，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衣食来源，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仰赖读者的愚蠢而生活。如果有一天，这个时代的人民突然间为圣灵感动，变得象古希腊人一样清澈、透明、富于理性，那么，这些大大小小的主编、社长、报纸发行人以及地摊书籍出版商可能全部要沦落风尘──不过，那样对于他们倒也名副其实。
更不要指望那些鼓风弄潮、捧红踏黑的记者、编辑会成为引领国民精神出埃及的旗帜。《圣经》上说：“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他们除了赶场子、收红包、骗土特产、挤看明星大腿，基本上不知道什么叫正义，什么叫公理，什么叫新闻的良知。当他们吆三喝四、呼朋引伴地赶往各种会议市场时，他们说，“我是喉舌我怕谁”。而喉舌是什么？喉舌是一种器皿，上帝用它来盛放表达的权利。因而它只对哑巴有用──就象病人才需要医生──对于一些舌灿莲花、指鹿为马的人来说，“喉舌”不过是一种摆设，就象饭馆门前的王八。
此外，你还指望什么？难道指望地摊小报撰稿人、隐私文字制造者、唯利是图的文学小贩会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忧愤和痉挛？从记者、编辑开始的文风败坏在他们那里得到了最忠实的模仿。实际上，当这些汉语垃圾批发商起早贪黑、煞有介事地坐在写字台边时，我早已为他们写好了祷词。
“缪斯奶奶，请把今日的口粮赐给我吧。荣耀、稿费、住房、职称，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建立在一种脆弱的假设之上，即：这些人说的都是真的，而且我愿意趋从。实际上，只要有一点点怀疑的碎石，这些谎言帝国的大厦就会象纸房子一样坍塌成碎片。我为什么要拿我微薄的薪水购买一份与我无关的垃圾？它究竟在哪一天关心过我的幸福、我的疼痛和我饱受欺凌的愤怒？如果没有，我用它做什么？包肉？垫座？如厕应急？
──但没有，没有一缕智慧的光线光顾这些善良的头脑。他们只追随着，追随着，象一个赤贫的农民追随着狂奔的驴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