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2-25 00:06:24作者：
中国去年几个民意调查的结果均显示，高等教育被列为令公众日趋不满的三大元素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医疗和住房。由此可见，当前的高等教育体制，是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的一大潜在因素。在构建国家主席胡锦涛所提出的“和谐社会”过程中，中国政府必须想办法解决高等教育面临的危机。
《亚洲时报》文章说，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大学生一度被捧为“天之骄子”，更是一辈子都不用为工作发愁的羡慕对象。但近年来，大学生找工作越来越难。今年，好些大学生就不得不放下“天之骄子”的高贵架子，做起了保姆，保安甚至免费实习生。就算这样，四百多万大学毕业生中，仍有一半在离校多月后还无法摆脱“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局面。
鉴于此，国家教育部负责学生事务的官员发出公开呼吁，大学生应该做好与“普通劳动者”同台竞争的准备。问题来了：如果大学生与“普通劳动者”无异，那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干什么的？
现阶段，中国的高等教育还没有普及到每个劳动者都有一个学位的地步，有幸步入大学校门的，只有一小部分高中毕业生。与此同时，很多调查指出，中国极度缺乏人才。
例如，上海美国商会上月初的一份调查就显示，人才短缺已经成为美国驻华企业的最大挑战。主管上海美国商会人力资源的缪志成说，人才短缺五年来首次取代官僚作风，成为美国驻华公司的第一大头疼事。他说：“很多美国公司说，他们在中国运营遭遇的挑战是，要招聘有能力的中国经理人并留住他们。”
去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让公众对高校录取机制的争议更甚。在中国大陆，大学招生仅仅按学生的高考成绩来定。通常，在入学考试中获得最高分的高中毕业生，就一定能进像北大和清华这样的一流学府。
为吸引人才和资金，今年香港的大学开始对大陆学生打开大门，利用很有吸引力的奖学金做招徕。然而，在进行入学面试后，香港大学却刷掉了11名本来必入北大或清华的大陆学生。港大的理由很简单：他们除了会考高分外，几乎一无所知。
批评人士因此得出结论：从招生到教育到毕业，整个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可谓问题丛生。这些批评人士指出，归根结底，所有问题都源自目前高等教育体制本身存在的内部矛盾：部分运作严格按照政府计划，而另外一部分又以市场为导向。
在招生方面，政府控制人数，搞统一入学考试，决定高校专业设置。但政府不再给毕业生分配工作，让大学生自谋出路。一如计划经济的失败，政府的教育计划，很大程度上与就业市场的需求出现脱节。
更离谱的是，由于不愿增加教育财政开支，中国政府近年来竟推出政策，鼓励教育向“产业化”或“商业化”模式转型，无异于激励学校变成以盈利为目的企业。为了增加收入，学校要么招收更多学生，要么提高学费，或者，更多时候，兼而有之。就这样，教育质量被摆在了次要位置。
正是由于这样的内部矛盾，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如今百病丛生。
首先是入学考试问题。严格的统一考试被很多教育界人士斥为招收书呆子，制造社会不平不公之举。
为了顺利通过高考，求高分，学生不得不埋在书堆里，与社会完全隔绝，全力以赴找“标准答案”。一些所谓的高考状元往往面试不利，口试通不过，前述的香港大学招生事件就是明证。
其次，就业问题。高等教育招生仍是按“计划经济”模式在运行，而就业那一边却是自由市场经济。二者难免发生强烈碰撞，导致大学生难找“婆家”，一大堆社会问题由此而起。
2005年，全国有高校毕业生四百万，只有约两百万成功找到工作。就是这些有幸找到“婆家”的“媳妇”，对“礼金”也很是不满。有些人不得不做保姆，甚至每月仅八百元工资的保安。2003年，大学生起薪在两千五百到三千元，去年，中间数字降到了一千元左右。
就业危机看似该归咎于大学连年来的爆炸式扩招，且其设置的很多专业与市场需求脱节。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不但降低了高等教育的质量，也致使教育机制与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步伐失调。
第三，质量问题。如果说大学是“工厂”，那学生就是“产品”。通常来说，大学这个“工厂”的目标是“生产”专才，或者知识面更广、并具备社会所需的更高能力的全才。前者通常由专科学院来完成，后者则是所谓的综合大学的任务。
然而，中国的现状是，专科学院培养出的学生，不具备足够和最新的专业知识，而从综合大学毕业的全才“万金油”，也不精不全。例如，上海一些大学使用的电子专业教材，就比香港的大学用的落后十年。文理皆通的全才，更是稀缺资源。
而且，学生在大学学到的知识，往往不足以满足发展产业的需求。举个例子，网络游戏开发商，就得从非公立学校招揽到所需的技术人员。
最后，教育经费问题。在教育“产业化”的趋势下，大学学费已高达每人每年五千二百到八千元，约为十年前的二十倍。中低收入家庭，如何负担得起这么高的费用？受教育平等权何在？是中国政府没钱还是不愿投资？
众所周知，中国有大量外汇储备，但统计显示，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仅占GDP的3.3%，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4.2%.
所有这些问题造成了高等教育体制面前的整体危机，而症结在于结构不合理。
要使教育改革取得实质进展，政府就要对教育体制结构进行彻底整改，放开对高校的不必要控制，增加财政投入，允许学校自行改革。
一些学校已经开始跳出窠臼。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就率先实行入学面试制度，打破只按学生高考成绩决定录取与否的陈规旧矩。
现在，很多中国教育者也提议政府取消对高等教育的严格计划，让学校在招生和专业设计方面全面自主。这样，学校就不得不更多地按市场需要来生产“产品”。
这些建议是否符合中国国情还有争议。但有一样是肯定的：如果要解决上述尖锐问题以平民愤，消除社会和谐的一大潜在威胁，对高等教育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势在必行。
《亚洲时报》文章说，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大学生一度被捧为“天之骄子”，更是一辈子都不用为工作发愁的羡慕对象。但近年来，大学生找工作越来越难。今年，好些大学生就不得不放下“天之骄子”的高贵架子，做起了保姆，保安甚至免费实习生。就算这样，四百多万大学毕业生中，仍有一半在离校多月后还无法摆脱“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局面。
鉴于此，国家教育部负责学生事务的官员发出公开呼吁，大学生应该做好与“普通劳动者”同台竞争的准备。问题来了：如果大学生与“普通劳动者”无异，那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干什么的？
现阶段，中国的高等教育还没有普及到每个劳动者都有一个学位的地步，有幸步入大学校门的，只有一小部分高中毕业生。与此同时，很多调查指出，中国极度缺乏人才。
例如，上海美国商会上月初的一份调查就显示，人才短缺已经成为美国驻华企业的最大挑战。主管上海美国商会人力资源的缪志成说，人才短缺五年来首次取代官僚作风，成为美国驻华公司的第一大头疼事。他说：“很多美国公司说，他们在中国运营遭遇的挑战是，要招聘有能力的中国经理人并留住他们。”
去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让公众对高校录取机制的争议更甚。在中国大陆，大学招生仅仅按学生的高考成绩来定。通常，在入学考试中获得最高分的高中毕业生，就一定能进像北大和清华这样的一流学府。
为吸引人才和资金，今年香港的大学开始对大陆学生打开大门，利用很有吸引力的奖学金做招徕。然而，在进行入学面试后，香港大学却刷掉了11名本来必入北大或清华的大陆学生。港大的理由很简单：他们除了会考高分外，几乎一无所知。
批评人士因此得出结论：从招生到教育到毕业，整个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可谓问题丛生。这些批评人士指出，归根结底，所有问题都源自目前高等教育体制本身存在的内部矛盾：部分运作严格按照政府计划，而另外一部分又以市场为导向。
在招生方面，政府控制人数，搞统一入学考试，决定高校专业设置。但政府不再给毕业生分配工作，让大学生自谋出路。一如计划经济的失败，政府的教育计划，很大程度上与就业市场的需求出现脱节。
更离谱的是，由于不愿增加教育财政开支，中国政府近年来竟推出政策，鼓励教育向“产业化”或“商业化”模式转型，无异于激励学校变成以盈利为目的企业。为了增加收入，学校要么招收更多学生，要么提高学费，或者，更多时候，兼而有之。就这样，教育质量被摆在了次要位置。
正是由于这样的内部矛盾，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如今百病丛生。
首先是入学考试问题。严格的统一考试被很多教育界人士斥为招收书呆子，制造社会不平不公之举。
为了顺利通过高考，求高分，学生不得不埋在书堆里，与社会完全隔绝，全力以赴找“标准答案”。一些所谓的高考状元往往面试不利，口试通不过，前述的香港大学招生事件就是明证。
其次，就业问题。高等教育招生仍是按“计划经济”模式在运行，而就业那一边却是自由市场经济。二者难免发生强烈碰撞，导致大学生难找“婆家”，一大堆社会问题由此而起。
2005年，全国有高校毕业生四百万，只有约两百万成功找到工作。就是这些有幸找到“婆家”的“媳妇”，对“礼金”也很是不满。有些人不得不做保姆，甚至每月仅八百元工资的保安。2003年，大学生起薪在两千五百到三千元，去年，中间数字降到了一千元左右。
就业危机看似该归咎于大学连年来的爆炸式扩招，且其设置的很多专业与市场需求脱节。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不但降低了高等教育的质量，也致使教育机制与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步伐失调。
第三，质量问题。如果说大学是“工厂”，那学生就是“产品”。通常来说，大学这个“工厂”的目标是“生产”专才，或者知识面更广、并具备社会所需的更高能力的全才。前者通常由专科学院来完成，后者则是所谓的综合大学的任务。
然而，中国的现状是，专科学院培养出的学生，不具备足够和最新的专业知识，而从综合大学毕业的全才“万金油”，也不精不全。例如，上海一些大学使用的电子专业教材，就比香港的大学用的落后十年。文理皆通的全才，更是稀缺资源。
而且，学生在大学学到的知识，往往不足以满足发展产业的需求。举个例子，网络游戏开发商，就得从非公立学校招揽到所需的技术人员。
最后，教育经费问题。在教育“产业化”的趋势下，大学学费已高达每人每年五千二百到八千元，约为十年前的二十倍。中低收入家庭，如何负担得起这么高的费用？受教育平等权何在？是中国政府没钱还是不愿投资？
众所周知，中国有大量外汇储备，但统计显示，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仅占GDP的3.3%，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4.2%.
所有这些问题造成了高等教育体制面前的整体危机，而症结在于结构不合理。
要使教育改革取得实质进展，政府就要对教育体制结构进行彻底整改，放开对高校的不必要控制，增加财政投入，允许学校自行改革。
一些学校已经开始跳出窠臼。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就率先实行入学面试制度，打破只按学生高考成绩决定录取与否的陈规旧矩。
现在，很多中国教育者也提议政府取消对高等教育的严格计划，让学校在招生和专业设计方面全面自主。这样，学校就不得不更多地按市场需要来生产“产品”。
这些建议是否符合中国国情还有争议。但有一样是肯定的：如果要解决上述尖锐问题以平民愤，消除社会和谐的一大潜在威胁，对高等教育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