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2-18 01:32:59作者：
人与动物的冲突再次在山区上演，只是这次处于劣势的是人类，处于强势的则是野猪。面对野猪危害，猎杀是否依然绝对禁止？人类是否应该继续退守？山民们希望，旨在控制野猪数量、恢复人和动物之间平衡的政策能够尽快出台。
被野猪改变的家庭
12月12日，郝丹霞站在不到300米的山坡上，望着自家屋后并不算雄伟、却再也没人敢去的山头，一脸的茫然。一年前，发生在那里的惨剧使她失去了父亲，惨剧的凶手是一头野猪。正是这些日益泛滥的野猪，彻底改变了她的家庭。
郝丹霞家住安徽省太湖县弥陀镇圣迹村，属于大别山区。近几年，这里野猪泛滥成灾，致使田地荒废，甚至经常出现伤人事件。
2002年，太湖县曾经筹拍一部颇具浪漫色彩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养野猪的女人》。这部电视剧最终没能播出，其浪漫色彩也早已烟消云散：几年来野猪在当地逐渐成为一大祸害。
2005年12月22日，郝丹霞的父母像往常一样在屋后的山上打柴。越来越多的野猪让他们有些害怕，不过家中没有煤气，山上的柴火依然是他们家的主要燃料。
上午10点多，郝丹霞的父亲看到有什么东西一阵风似的从树丛中跑过，但没有看清楚。正疑惑间，一头超过300 斤重的野猪猛地出现在他们身后。
一年以后，郝丹霞回忆起母亲和邻居的讲述，依然心有余悸。
“那天爸爸先看到了野猪，然后对妈妈说，你先跑，我在后面拦着野猪！妈妈扔下柴火，拔腿就跑。谁都没想到野猪竟然会越过爸爸，直接扑向了正在逃跑的妈妈，咬上了。等它把妈妈咬成重伤，才回过头来，狠狠地咬爸爸。爸爸被它咬伤不到五分钟，就死了。
“这时候妈妈也不知道爸爸到底怎么样了，只好没命地跑。跑了没多久，实在跑不动了，干脆趴在地上放弃了。附近的两位老人家看到后，赶紧大声对妈妈喊：别放弃，赶紧跑！赶紧跑！
“妈妈于是浑身是血地又爬起来继续跑。野猪闻到了血腥味，追在身后到处找，妈妈躲到了一间大房子的后面，野猪没有找到，才拣了一条命。妈妈左臂骨折，腿部多处被咬伤。
“那头野猪没有找到妈妈，又返身跑到山上，山上一个正在打柴的老太太被它咬成重伤，在医院里躺了20多天，最终还是死了。”
在惨剧发生之前，郝丹霞在北京打工，如今失去父亲的她则被迫呆在家里照顾母亲。受伤后的母亲身体越来越差，必须有人照顾，因为她身上多处的肉被野猪吃掉了。
“(伤口)一摸都是空空的，根本没有肉，一到晚上就疼的厉害，妈妈经常一夜睡不着。”郝丹霞说，“我们现在住在这里也是提心吊胆的，因为家里的房子在这里，又没有能力迁居，不然早就走了，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很难生存下去了。”
而咬死了郝丹霞父亲的那头野猪，那天共咬伤七人，咬死两人，最终逃脱了村民的追捕，消失在山林中。
就连先前郝丹霞外出打工，也是因为野猪的缘故：满山的野猪几乎毁坏了她家所有的庄稼，地里实在收不到钱，大片的田地荒废在那里没人敢种。郝丹霞只有和村里的许多其他年轻人一样，选择出去打工。
据安徽省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处有关人士向《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介绍，5年前安徽主要山区市的野猪数量就达到了3.84万头，目前估计有10万头左右。这些野猪在各地山区毁坏庄稼的同时，造成了众多的人员伤亡事件。
伤亡和损失仍在继续，然而补偿却是一个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
野猪虽然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但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因此野猪毁物伤人后，具体的赔偿措施目前尚无法律法规上的明确规定。
惨剧发生后，当地政府和园林局共资助了郝家4000元。而郝丹霞光是为父亲安葬、母亲治病就已经花去了两万余元。更重要的是，和其他村民一样，被野猪毁坏的庄稼至今无法获得任何赔偿。
猪进人退
野猪一般栖息于山地、丘陵、草地和林丛间。它们不定居，到处游荡，一般由5至7只或十余只结成小群出动。
郝丹霞家附近山头上的野猪是从前年多起来的。郝丹霞发现，随着数量的不断增多，
野猪的活动规律以及野猪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
以前，野猪只是夜里出来，现在除了夜里，清早、傍晚他们都会出来觅食，中午如果有太阳的话，还会出来晒太阳。
以前，野猪是怕人的，见到人就会往山里跑，现在全变了：人怕野猪，见到野猪拔腿就没命地跑。
“我们现在看到野猪只能站在屋顶上吆喝几声吓一吓，那野猪根本不怕，回头看看你，慢悠悠地往回走。”郝丹霞说，“养狗也根本没有用，你想，野猪连牛都能咬，狗又算什么。”
“野猪重的能有500多斤，在山上行走如飞，比老虎都凶狠，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任何比野猪更厉害的动物了。”郝丹霞的一位邻居告诉记者，“即使很多人围攻一头野猪，也只能吓一吓它，根本没人敢上前。”
由于这几年封山育林，郝丹霞家附近山上的树木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生长得越来越茂盛。以前山上有可以通行的小路，现在这些小路都被茂盛的树枝和野草彻底堵住了，人很难再进去，山上逐渐成了野猪的天下。
而数量不断扩大的野猪显然远远不满足呆在山上，它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侵入山下人的活动领域，一直推进到距离人的住宅只有几百米，甚至和人家猪圈里的猪抢吃的东西。
“地里什么庄稼都收不到,种了也没用。去年我家种的红薯、小麦、油麦菜被野猪全吃光了，今年就干脆不种了。”
往年，郝丹霞家的地里，红薯一年能产2000多斤、小麦1000多斤、油麦菜几百斤。而今年几乎绝收了。
“没有任何办法.水稻稍微好一点。门口的地里也能稍微收一点，山边上的地里什么都收不着。什么庄稼野猪都是连根吃，还在地里打滚，睡觉。”
类似的抱怨在附近山区的每一个村庄都可以听得到。
“自从山林不准砍伐，野猪开始多了，晚上在家里都能听到野猪的叫声。”另外一个乡的村民梁斌告诉记者，“我家对面的地里，野猪把稻子、麦苗全部毁掉，老百姓实在是气不过，准备把山烧掉，赶走野猪，后来被干部制止住了。”
“野 猪成了‘耕田机’、‘翻土机’，连空地都会用鼻子拱得翻过来，它们把埋在土里面的种子和往年遗留在土里的粮食全部吃光。地里要是有了庄稼就更是被毁坏得一 塌糊涂了。现在好多田地都荒在那里，不敢种，比较偏一点的地方，荒的田地有三分之一左右。”梁斌所在村庄的一位村干部说，“从前高山之间全部都种上了稻 子，现在只能空着，只在人烟多的地方种。目前大块的‘畈田’(离村庄很近的平地)还种，山里的‘山田’已经废了。有时候连畈田野猪也会拱。”
在他看来，野猪数量的无限扩大，造成了山上食物严重不足，野猪就会下山来毁坏庄稼。而食物缺乏到一定程度，野猪就会开始连人都吃。
“野猪每胎可以生六到八个，最多可以生15个。它是杂食动物，以各种植物的根茎、枝叶、野果和农作物等为食。 ”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兽类专家陈卫教授说，“野猪有时候也吃小动物，攻击人的时候咬人是有可能的，专门去吃人可能性不大。”
不过在那位村干部看来，野猪却危险得必须进行捕杀。“老百姓是靠田地吃饭的。稻子成熟了野猪就在地里打滚，然后全部吃光，这样让人吃什么？再说，野猪对人的安全威胁确实越来越大了，这是需要捕杀的两大主要理由。”
未被允许的捕杀
捕杀野猪，是山区许多身受其害的村民的愿望。然而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对野猪的捕杀是不允许的，虽然民间的捕杀从来没有停止过。
“以前管得不严的时候，还有人用自制的土枪打野猪，现在管得严了，没有人敢打了，林业局会过来罚款。”郝丹霞说。她认为不让捕杀是野猪越来越猖狂、不怕人类的重要原因。显然，她希望这几百斤重的庞然大物能够恢复到以前害怕人类、看到人就跑的状态。
“80年代山上有狼，野猪很少，只在很大的山上才有，现在不论大小几乎每个山头都有。从前有狼的时候狼还知道怕人呢，现在野猪根本就不怕人。”梁斌除了当农民，还有一个身份是猎手。他随手一指眼前的小山，“再小的山头，少说都有几百头野猪。”
梁斌回忆，附近山头的野猪是1997年前后逐渐多了起来，他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捕杀野猪的。在他看来，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然而，捕杀这一庞然大物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枪支或者危险品都不准使用，只能用夹子、套子等土办法捕杀一些。即使用土办法也是偷着干。罚款太厉害，林业派出所一开口就要罚一到两万，根本没什么标准，讨价还价之后最低也要两千块左右。野猪一般6块钱一斤肉，一头大猪也就卖1000多块，而且现在很难打到大猪。”
各种条件的限制，使得像梁斌这样的猎手数量太少，捕杀能力有限。
“野猪本来就不好捕，现在又只能偷偷摸摸地捕，效果不好。没有枪支，我们只能捕杀小猪。一般是天黑以前把套子下好：在地上挖一个洞，把夹子放在洞口，里面用卡子固定住，野猪踩进去就会被夹住腿，跑不了。”
由于进山太危险，捕野猪的夹子只能放在山林和田地的边缘。即使只到山林的边缘，也得全副武装的好几个人一起去。
“安徽、江西、湖北、浙江的山区都有很多野猪，都有猎手在打。”事实上，跨省的野猪捕杀、销售渠道始终都存在。这些被捕杀的野猪被运到湖北等省的饭店里。
不过与野猪的繁殖能力相比，梁斌还是觉得这样的捕杀量还是太小，野猪依然肆无忌惮地毁坏村民的庄稼。梁斌还发现，这种动物的智商越来越高，越来越难对付，能够在毁坏庄稼的同时准确地躲开猎手的陷阱。
“野 猪居然还会盖房子，不知道是不是和人给家猪盖的猪圈学的。”梁斌第一次见到野猪盖的房子的时候吓了一跳， “它们咬断了一圈树木，都断得差不多高，断了的树干都往圈子里面倒，正好互相交叉重叠成了屋顶。野猪还知道叼来许多树枝，一部分铺在棚子顶上，一部分垫在 棚子里面。整个棚子和人住的一间房子大小差不多，有一个出口。棚子里面干燥得很，下雨天居然不漏雨。”
在他看来，这种聪明而凶残的动物数量的失控，对村民的威胁显然会越来越大。
“应该发动群众都打野猪才行。国家应该组成狩猎队，准许用枪支。”
而附近同样隶属于安庆市的桐城市部分山区，从去年开始野猪的数量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因为这里的山村曾用土制猎枪大规模地捕杀过野猪。
“除了用枪打，我们还在山上拉过高压电线，然后全村的人都上山，拿着枪把野猪往电线的方向赶，那次一下子电死了几十头野猪。不过高压线太危险，很容易误伤村民，以后我们再也没敢用。”
当地猎手老吴靠近记者大声地说：“以前野猪根本不知道怕人，人拿着枪走到它跟前瞄准，它都不知道跑。现在野猪少了，也开始怕人了，看到人就会跑，所以我们这里很少有野猪伤人的事情发生。”长期使用土枪，发出的巨大声音严重损害了他的听觉。
而伴随着野猪数量的减少，当地的动物分布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山上出现了麂子和老虎的身影，这在前几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老虎被认为是野猪为数不多的天敌之一。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郝丹霞家所在的山区，野猪这一原本不起眼的动物居然成了“兽中之王”：当地山羊、猪獾的数量较多，但没有狼、虎等猛兽。
与太湖交界的望江县，对野猪的憎恨则更加直接：由于境内没有山区，望江县本来并没有野猪的出没，当地人认为望江的野猪是从长江对面的安徽东至、江西九江等地泅渡过江的入侵者，入侵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江对岸的食物不够吃。
面对突然出现的大量野猪以及随之而来的多起伤亡事件，2005年望江县的两个乡镇曾经组织人员把野猪往境外赶。
尚未举起的猎枪
然而，面对民间的呼吁和实际上早已存在的捕杀，切实有效的捕杀、控制、赔偿等政策目前仍在等待之中。
2006年11月21日，安徽媒体报道，为了控制野猪数量增长，安徽省林业厅拟在全省16个县(区)、112 个乡镇设立野猪猎捕区。
和一个多月前黑龙江省宣布捕杀野猪一样，消息一经报道，争议随之而起。
郝丹霞和她的邻居们坚决地拥护有效的猎捕，他们希望能够像正在进行的打狗运动一样来解决野猪问题：由于数量失控的流浪狗严重威胁当地居民的人身安全，太湖县允许对流浪狗进行捕杀，于是众多的专业打狗队员应运而生。
有的村民则建议，将野猪“踢”出安徽省“三有”(有益的、有经济价值的、有科研价值的)野生保护动物之列。
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动物保护者们。动物保护专家们担心这样会造成对野猪的乱捕滥杀，从而影响生态平衡。他们认为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保护好野猪的天敌———狼、虎、豹等野生动物，并适当进行猎捕。
也有人提出，根除“猪患”的最根本办法是退耕还林，只有人类不再侵犯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保护好生态环境的自然平衡才是解决当下野猪“反击”人类的唯一途径。
而对于山区的村民来说，上述方案对他们来说则过于缓慢和遥远，直接的猎杀才是保护他们生存的最快途径。在他们看来，被侵犯的早已不是野猪，而是人类。
“野猪一年最少下一窝七八个猪崽，一群野猪里只要有三四头母野猪，第二年数量就会翻几倍。这么多的野猪到底吃什么？”太湖县的一位乡政府干部认为，面对如此疯狂的扩张速度，不用捕杀的方法来减少数量，恢复平衡而空谈保护是愚蠢的。
陈卫教授则对于捕杀表示了谨慎的支持：“如果野猪的数量确实超过了当地环境的承载能力，是可以进行捕杀的。但是捕杀的前提是进行科学的调研，确定在什么地区捕杀多少野猪，防止变成滥杀。要防止捕杀野猪成为一场运动，影响到野猪种群的延续。”
而应对野猪危害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在与安徽临近的浙江、江西，甚至河北、内蒙古、黑龙江等众多省份都在进行当中。
2006年10月，黑龙江省林业部门批准在野猪危害较严重的地区进行有组织的限时适当猎捕。所捕野猪必须到指定的有野生动物经营许可的单位进行处理，不允许个人狩猎，严禁转让和倒卖猎捕指标。
而浙江省的动作更加迅速：全省持有“两证”(猎捕证、持枪证)的猎手已有近万人。当地媒体称，“狩猎解决野猪患最有效”。
目前，安徽省林业厅正在与省公安厅协商，一旦得到省政府的批准，将允许以乡镇或行政村为单位，配备一定数量的猎枪，划定配枪狩猎野猪区域，并由市县林业部门公布年度猎捕野猪的限额。
“12月16日左右希望能有一个比较正式的政策出台。”安徽省林业厅的一位负责人透露，“目前林业厅正在就猎枪的配置进行紧张的安排。猎枪将实行实名配购、集中保管、需时取用的管理方式，并成立专业狩猎队，根据野猪的生物学特性及适宜狩猎季节，对野猪进行捕杀。”
被野猪改变的家庭
12月12日，郝丹霞站在不到300米的山坡上，望着自家屋后并不算雄伟、却再也没人敢去的山头，一脸的茫然。一年前，发生在那里的惨剧使她失去了父亲，惨剧的凶手是一头野猪。正是这些日益泛滥的野猪，彻底改变了她的家庭。
郝丹霞家住安徽省太湖县弥陀镇圣迹村，属于大别山区。近几年，这里野猪泛滥成灾，致使田地荒废，甚至经常出现伤人事件。
2002年，太湖县曾经筹拍一部颇具浪漫色彩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养野猪的女人》。这部电视剧最终没能播出，其浪漫色彩也早已烟消云散：几年来野猪在当地逐渐成为一大祸害。
2005年12月22日，郝丹霞的父母像往常一样在屋后的山上打柴。越来越多的野猪让他们有些害怕，不过家中没有煤气，山上的柴火依然是他们家的主要燃料。
上午10点多，郝丹霞的父亲看到有什么东西一阵风似的从树丛中跑过，但没有看清楚。正疑惑间，一头超过300 斤重的野猪猛地出现在他们身后。
一年以后，郝丹霞回忆起母亲和邻居的讲述，依然心有余悸。
“那天爸爸先看到了野猪，然后对妈妈说，你先跑，我在后面拦着野猪！妈妈扔下柴火，拔腿就跑。谁都没想到野猪竟然会越过爸爸，直接扑向了正在逃跑的妈妈，咬上了。等它把妈妈咬成重伤，才回过头来，狠狠地咬爸爸。爸爸被它咬伤不到五分钟，就死了。
“这时候妈妈也不知道爸爸到底怎么样了，只好没命地跑。跑了没多久，实在跑不动了，干脆趴在地上放弃了。附近的两位老人家看到后，赶紧大声对妈妈喊：别放弃，赶紧跑！赶紧跑！
“妈妈于是浑身是血地又爬起来继续跑。野猪闻到了血腥味，追在身后到处找，妈妈躲到了一间大房子的后面，野猪没有找到，才拣了一条命。妈妈左臂骨折，腿部多处被咬伤。
“那头野猪没有找到妈妈，又返身跑到山上，山上一个正在打柴的老太太被它咬成重伤，在医院里躺了20多天，最终还是死了。”
在惨剧发生之前，郝丹霞在北京打工，如今失去父亲的她则被迫呆在家里照顾母亲。受伤后的母亲身体越来越差，必须有人照顾，因为她身上多处的肉被野猪吃掉了。
“(伤口)一摸都是空空的，根本没有肉，一到晚上就疼的厉害，妈妈经常一夜睡不着。”郝丹霞说，“我们现在住在这里也是提心吊胆的，因为家里的房子在这里，又没有能力迁居，不然早就走了，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很难生存下去了。”
而咬死了郝丹霞父亲的那头野猪，那天共咬伤七人，咬死两人，最终逃脱了村民的追捕，消失在山林中。
就连先前郝丹霞外出打工，也是因为野猪的缘故：满山的野猪几乎毁坏了她家所有的庄稼，地里实在收不到钱，大片的田地荒废在那里没人敢种。郝丹霞只有和村里的许多其他年轻人一样，选择出去打工。
据安徽省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处有关人士向《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介绍，5年前安徽主要山区市的野猪数量就达到了3.84万头，目前估计有10万头左右。这些野猪在各地山区毁坏庄稼的同时，造成了众多的人员伤亡事件。
伤亡和损失仍在继续，然而补偿却是一个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
野猪虽然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但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因此野猪毁物伤人后，具体的赔偿措施目前尚无法律法规上的明确规定。
惨剧发生后，当地政府和园林局共资助了郝家4000元。而郝丹霞光是为父亲安葬、母亲治病就已经花去了两万余元。更重要的是，和其他村民一样，被野猪毁坏的庄稼至今无法获得任何赔偿。
猪进人退
野猪一般栖息于山地、丘陵、草地和林丛间。它们不定居，到处游荡，一般由5至7只或十余只结成小群出动。
郝丹霞家附近山头上的野猪是从前年多起来的。郝丹霞发现，随着数量的不断增多，
野猪的活动规律以及野猪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
以前，野猪只是夜里出来，现在除了夜里，清早、傍晚他们都会出来觅食，中午如果有太阳的话，还会出来晒太阳。
以前，野猪是怕人的，见到人就会往山里跑，现在全变了：人怕野猪，见到野猪拔腿就没命地跑。
“我们现在看到野猪只能站在屋顶上吆喝几声吓一吓，那野猪根本不怕，回头看看你，慢悠悠地往回走。”郝丹霞说，“养狗也根本没有用，你想，野猪连牛都能咬，狗又算什么。”
“野猪重的能有500多斤，在山上行走如飞，比老虎都凶狠，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任何比野猪更厉害的动物了。”郝丹霞的一位邻居告诉记者，“即使很多人围攻一头野猪，也只能吓一吓它，根本没人敢上前。”
由于这几年封山育林，郝丹霞家附近山上的树木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生长得越来越茂盛。以前山上有可以通行的小路，现在这些小路都被茂盛的树枝和野草彻底堵住了，人很难再进去，山上逐渐成了野猪的天下。
而数量不断扩大的野猪显然远远不满足呆在山上，它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侵入山下人的活动领域，一直推进到距离人的住宅只有几百米，甚至和人家猪圈里的猪抢吃的东西。
“地里什么庄稼都收不到,种了也没用。去年我家种的红薯、小麦、油麦菜被野猪全吃光了，今年就干脆不种了。”
往年，郝丹霞家的地里，红薯一年能产2000多斤、小麦1000多斤、油麦菜几百斤。而今年几乎绝收了。
“没有任何办法.水稻稍微好一点。门口的地里也能稍微收一点，山边上的地里什么都收不着。什么庄稼野猪都是连根吃，还在地里打滚，睡觉。”
类似的抱怨在附近山区的每一个村庄都可以听得到。
“自从山林不准砍伐，野猪开始多了，晚上在家里都能听到野猪的叫声。”另外一个乡的村民梁斌告诉记者，“我家对面的地里，野猪把稻子、麦苗全部毁掉，老百姓实在是气不过，准备把山烧掉，赶走野猪，后来被干部制止住了。”
“野 猪成了‘耕田机’、‘翻土机’，连空地都会用鼻子拱得翻过来，它们把埋在土里面的种子和往年遗留在土里的粮食全部吃光。地里要是有了庄稼就更是被毁坏得一 塌糊涂了。现在好多田地都荒在那里，不敢种，比较偏一点的地方，荒的田地有三分之一左右。”梁斌所在村庄的一位村干部说，“从前高山之间全部都种上了稻 子，现在只能空着，只在人烟多的地方种。目前大块的‘畈田’(离村庄很近的平地)还种，山里的‘山田’已经废了。有时候连畈田野猪也会拱。”
在他看来，野猪数量的无限扩大，造成了山上食物严重不足，野猪就会下山来毁坏庄稼。而食物缺乏到一定程度，野猪就会开始连人都吃。
“野猪每胎可以生六到八个，最多可以生15个。它是杂食动物，以各种植物的根茎、枝叶、野果和农作物等为食。 ”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兽类专家陈卫教授说，“野猪有时候也吃小动物，攻击人的时候咬人是有可能的，专门去吃人可能性不大。”
不过在那位村干部看来，野猪却危险得必须进行捕杀。“老百姓是靠田地吃饭的。稻子成熟了野猪就在地里打滚，然后全部吃光，这样让人吃什么？再说，野猪对人的安全威胁确实越来越大了，这是需要捕杀的两大主要理由。”
未被允许的捕杀
捕杀野猪，是山区许多身受其害的村民的愿望。然而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对野猪的捕杀是不允许的，虽然民间的捕杀从来没有停止过。
“以前管得不严的时候，还有人用自制的土枪打野猪，现在管得严了，没有人敢打了，林业局会过来罚款。”郝丹霞说。她认为不让捕杀是野猪越来越猖狂、不怕人类的重要原因。显然，她希望这几百斤重的庞然大物能够恢复到以前害怕人类、看到人就跑的状态。
“80年代山上有狼，野猪很少，只在很大的山上才有，现在不论大小几乎每个山头都有。从前有狼的时候狼还知道怕人呢，现在野猪根本就不怕人。”梁斌除了当农民，还有一个身份是猎手。他随手一指眼前的小山，“再小的山头，少说都有几百头野猪。”
梁斌回忆，附近山头的野猪是1997年前后逐渐多了起来，他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捕杀野猪的。在他看来，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然而，捕杀这一庞然大物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枪支或者危险品都不准使用，只能用夹子、套子等土办法捕杀一些。即使用土办法也是偷着干。罚款太厉害，林业派出所一开口就要罚一到两万，根本没什么标准，讨价还价之后最低也要两千块左右。野猪一般6块钱一斤肉，一头大猪也就卖1000多块，而且现在很难打到大猪。”
各种条件的限制，使得像梁斌这样的猎手数量太少，捕杀能力有限。
“野猪本来就不好捕，现在又只能偷偷摸摸地捕，效果不好。没有枪支，我们只能捕杀小猪。一般是天黑以前把套子下好：在地上挖一个洞，把夹子放在洞口，里面用卡子固定住，野猪踩进去就会被夹住腿，跑不了。”
由于进山太危险，捕野猪的夹子只能放在山林和田地的边缘。即使只到山林的边缘，也得全副武装的好几个人一起去。
“安徽、江西、湖北、浙江的山区都有很多野猪，都有猎手在打。”事实上，跨省的野猪捕杀、销售渠道始终都存在。这些被捕杀的野猪被运到湖北等省的饭店里。
不过与野猪的繁殖能力相比，梁斌还是觉得这样的捕杀量还是太小，野猪依然肆无忌惮地毁坏村民的庄稼。梁斌还发现，这种动物的智商越来越高，越来越难对付，能够在毁坏庄稼的同时准确地躲开猎手的陷阱。
“野 猪居然还会盖房子，不知道是不是和人给家猪盖的猪圈学的。”梁斌第一次见到野猪盖的房子的时候吓了一跳， “它们咬断了一圈树木，都断得差不多高，断了的树干都往圈子里面倒，正好互相交叉重叠成了屋顶。野猪还知道叼来许多树枝，一部分铺在棚子顶上，一部分垫在 棚子里面。整个棚子和人住的一间房子大小差不多，有一个出口。棚子里面干燥得很，下雨天居然不漏雨。”
在他看来，这种聪明而凶残的动物数量的失控，对村民的威胁显然会越来越大。
“应该发动群众都打野猪才行。国家应该组成狩猎队，准许用枪支。”
而附近同样隶属于安庆市的桐城市部分山区，从去年开始野猪的数量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因为这里的山村曾用土制猎枪大规模地捕杀过野猪。
“除了用枪打，我们还在山上拉过高压电线，然后全村的人都上山，拿着枪把野猪往电线的方向赶，那次一下子电死了几十头野猪。不过高压线太危险，很容易误伤村民，以后我们再也没敢用。”
当地猎手老吴靠近记者大声地说：“以前野猪根本不知道怕人，人拿着枪走到它跟前瞄准，它都不知道跑。现在野猪少了，也开始怕人了，看到人就会跑，所以我们这里很少有野猪伤人的事情发生。”长期使用土枪，发出的巨大声音严重损害了他的听觉。
而伴随着野猪数量的减少，当地的动物分布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山上出现了麂子和老虎的身影，这在前几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老虎被认为是野猪为数不多的天敌之一。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郝丹霞家所在的山区，野猪这一原本不起眼的动物居然成了“兽中之王”：当地山羊、猪獾的数量较多，但没有狼、虎等猛兽。
与太湖交界的望江县，对野猪的憎恨则更加直接：由于境内没有山区，望江县本来并没有野猪的出没，当地人认为望江的野猪是从长江对面的安徽东至、江西九江等地泅渡过江的入侵者，入侵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江对岸的食物不够吃。
面对突然出现的大量野猪以及随之而来的多起伤亡事件，2005年望江县的两个乡镇曾经组织人员把野猪往境外赶。
尚未举起的猎枪
然而，面对民间的呼吁和实际上早已存在的捕杀，切实有效的捕杀、控制、赔偿等政策目前仍在等待之中。
2006年11月21日，安徽媒体报道，为了控制野猪数量增长，安徽省林业厅拟在全省16个县(区)、112 个乡镇设立野猪猎捕区。
和一个多月前黑龙江省宣布捕杀野猪一样，消息一经报道，争议随之而起。
郝丹霞和她的邻居们坚决地拥护有效的猎捕，他们希望能够像正在进行的打狗运动一样来解决野猪问题：由于数量失控的流浪狗严重威胁当地居民的人身安全，太湖县允许对流浪狗进行捕杀，于是众多的专业打狗队员应运而生。
有的村民则建议，将野猪“踢”出安徽省“三有”(有益的、有经济价值的、有科研价值的)野生保护动物之列。
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动物保护者们。动物保护专家们担心这样会造成对野猪的乱捕滥杀，从而影响生态平衡。他们认为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保护好野猪的天敌———狼、虎、豹等野生动物，并适当进行猎捕。
也有人提出，根除“猪患”的最根本办法是退耕还林，只有人类不再侵犯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保护好生态环境的自然平衡才是解决当下野猪“反击”人类的唯一途径。
而对于山区的村民来说，上述方案对他们来说则过于缓慢和遥远，直接的猎杀才是保护他们生存的最快途径。在他们看来，被侵犯的早已不是野猪，而是人类。
“野猪一年最少下一窝七八个猪崽，一群野猪里只要有三四头母野猪，第二年数量就会翻几倍。这么多的野猪到底吃什么？”太湖县的一位乡政府干部认为，面对如此疯狂的扩张速度，不用捕杀的方法来减少数量，恢复平衡而空谈保护是愚蠢的。
陈卫教授则对于捕杀表示了谨慎的支持：“如果野猪的数量确实超过了当地环境的承载能力，是可以进行捕杀的。但是捕杀的前提是进行科学的调研，确定在什么地区捕杀多少野猪，防止变成滥杀。要防止捕杀野猪成为一场运动，影响到野猪种群的延续。”
而应对野猪危害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在与安徽临近的浙江、江西，甚至河北、内蒙古、黑龙江等众多省份都在进行当中。
2006年10月，黑龙江省林业部门批准在野猪危害较严重的地区进行有组织的限时适当猎捕。所捕野猪必须到指定的有野生动物经营许可的单位进行处理，不允许个人狩猎，严禁转让和倒卖猎捕指标。
而浙江省的动作更加迅速：全省持有“两证”(猎捕证、持枪证)的猎手已有近万人。当地媒体称，“狩猎解决野猪患最有效”。
目前，安徽省林业厅正在与省公安厅协商，一旦得到省政府的批准，将允许以乡镇或行政村为单位，配备一定数量的猎枪，划定配枪狩猎野猪区域，并由市县林业部门公布年度猎捕野猪的限额。
“12月16日左右希望能有一个比较正式的政策出台。”安徽省林业厅的一位负责人透露，“目前林业厅正在就猎枪的配置进行紧张的安排。猎枪将实行实名配购、集中保管、需时取用的管理方式，并成立专业狩猎队，根据野猪的生物学特性及适宜狩猎季节，对野猪进行捕杀。”
